村中满了洪，官兵不容易到来，阿进的母觉得不十分担心，这几天她老人家的脸上可算是有点笑容了。本来是瘦得象一条鬼影的她，在她多骨的面孔上投上了一阵笑的光辉，反而觉得有点惨可怕。然而，这在阿进，总算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安慰，因为他的母发笑的时候实在是太少啊。她在二十四岁那年，阿进的父给地主二老爹拿去知县衙门坐监，后来被说是土匪拿去砍头以后，一直到现在——她老人家已经是六十岁了——便很少发笑过。她寻常总是把牙齿咬着嘴，用着她的坚定而多虑的眼睛看着各件事物，表情总是很沉的。她很有一种力量——一种农妇特有的坚强不屈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好象深沉的，表面却平静着的海一般，很不容易被看出来的。用着这种力量，她以一个寡妇的资格，支持了三十多年的家计：灾，旱灾，地主的剥削，官厅的压逼，都不能够磨折她。虽然，她是吃了许多苦头，但她很少啼喊过；而且这些苦头，只把她磨炼得象一具铜象，在各种险恶的中，她只是兀然不动呢。但这一回可不同了，她的儿子在象这样的社会上，又算是犯了所谓滔天的大罪了。
她真是不知道触到了什么霉头，三十多年前，她的丈夫被说是什么土匪砍了头；现在她的儿子又被说是什么农匪，无栖身了。她没有读过书，不大知道土匪和农匪到底是作何解释，但是她彻骨地感觉到凡是被地主和官厅剥削得太厉害，敢于起来说几句话或者表示反对的便会被叫做土匪或农匪——这样的土匪和农匪便会被拿去砍头和“打靶”呢。
可是现在总算是不幸中的幸运，他的儿子刚从一个新近才被烧去的农村中逃回来，村中却好做了“大”，这样一来，她老人家便觉得这滔滔的洪，倒好象保护她的儿子的铁墙，再用不着什么害怕了。所以，这几天晚上，她老人家都睡得很熟呢。
这是六月的时候，白天间太阳光照射在一望无涯的洪上面淡淡地腾上了一些轻烟。村里的居民都住在楼上，有的因为楼上也淹没了，甚至于住在屋脊上面。因为人类毕竟是喜欢空气和日光的动物，所以在各家的屋脊上走来走去的人物特别来得多。在彼此距离不远的这屋脊和那屋脊间总是架上了一些木板，借着这种交通的方法，各户的人家都可以往来自如的。此外，还有一些“木排”和“竹排”或近或远地在荡动的。年轻一点的农民，总喜欢坐着这些木排和竹排在传递着东西，或者到野外采取一些果实，捞取一些木薪，表情大都是很活泼而且充满着游戏的神气的。在象这样久久地埋没在地主和官厅的联合的逼压底下的农村，穷困的生活已经不能使他们骇怕，每一种临到他们头上的灾祸都不能怎样地使他们灰心丧气。在他们的眼里看起来，做“大”诚然是苦的，但是没有做“大”，他们也不会有更好一些的生活呀。
村外的甘蔗林和麻林，都探头探脑的在无涯的面上颠摇着，好象是在叹着气似的。矮一点的禾穑，却老早便已淹没在里面去了。比较有生气的，还是一些高大的树，和耸出空间的竹，它们似乎都是褰着它们的碧绿的裳在涉着似的。天气格外凉些，啼狗吠的声音也格外少了些，因而全村觉得静默了许多了。
夜间，星月的光辉，冷冷地照射在面上，黑的影薄纱似的覆在各家的檐下和屋脊的侧面。天宇显出低了一些，洪似乎挟着恶意，不久便要把它浸没了似的。
阿进的屋子的位置，刚在地主二老爹的华厦的后面。二老爹已经死了，二老爹的儿子也还是一位老爹，他在一个什么中学毕了业，老早便做了村中唯一的绅士。他的年纪还不到三十岁，已经留下了两撇胡子了，据说当绅士的有了胡子比较有威风些。这几天，小二老爹家里，不停歇地在弹奏着音乐，小二老爹的从城里买来的侍妾都在唱着怪腻腻的《十八摸》一类的曲调呢。小二老爹时常捻着他的稍为稀疏了一点的胡子，在尊敬他的一些农民中间说：
“做‘大’倒是一件好运气，大家都用不到做工，都可以享受一点闲福的。”
阿进家中的楼上已经有了尺来高的，但他不敢到屋脊上跑走去。他没有这种权利。白天他老是坐在一只垫在凳子上的箱子上面，晚上他便睡在一块用绳子悬在梁上的尺来阔的木板上。每餐的饭都是由他的母从天窗爬到屋脊上面去弄的。碰到风雨的时候，简直不能造饭，他们便只好捱饿了。但这捱饿的事情在阿进的母眼里看起来，算不得什么一回事了。只要她的儿子平安，余外的都是不成问题的。
本来她是一个很有计算的人物，她时常在替阿进设想一个藏身的去。有一回她说倘若官兵真个来了的时候，阿进最好是躲在角落里的那堆干稻草中，别一回她又说最好是藏匿在一个透了空气的大柜里面。后来她觉得这些都不妥，她便吩咐了几个和她要好的农妇，要她们替她留心，做她的耳目，倘若官兵坐着船从村前到来的时候，她们便该赶速来向她报告，预先把阿进藏到邻家去。
晚上在象豆一般大小的洋油灯下，人影巨人似的倒在楼上的里。这里面除开一些悬在梁上的破布袋，一些零用的杂物，和一些叠在凳子上的箱而外，其余的都浸没在中。藏豆的白铁罐被胀破了，不及拿走的火炉被浸溶了，忘记入的缸被撞破了，一樽洋油被打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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