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不知何故，书中所载之诗，竟有一联忽入纪公侄儿之梦，是先有此联乎？抑后有其诗？是已有此诗乎？而后再飘入于他人之梦境？抑偶有所合乎？皆不得而知之矣。
余尝见历代笔记中所载鬼诗多矣，然鬼气最重者，莫若《阅微草堂笔记》卷一所记云：“东光李又聃先生，尝至宛平相国废园中，见廊下有诗二首。其一曰：‘飒飒西风吹破棂，萧萧秋草满空庭。月光穿漏飞檐角，照见莓苔半壁青。’其二曰：‘耿耿疏星几点明，银河时有片云行。凭阑坐听谯楼鼓，数到连敲第五声。’墨痕惨淡，殆不类人书。”按此二诗，虽中有“光”、有“明”、有“鼓”，并无狰狞面目，而阴森气氛，充塞周遭，锺谭鬼趣，焉能及之！清末经学大师俞樾（曲园），亦尝作鬼诗曰：“曲折回廊独自行，微闻叹息夜三更。月明长啸无人见，风过血腥何处生？白日帘拢惟鼠迹，黄昏院落有龙声。漫漫莫道何时旦，听取晨钟一杵鸣。”八比为代圣贤立言，此乃为鬼捉刀也。然拟而未能得体，时而暴露人之踪影。盖为鬼设想，最忌天明，岂得有长夜漫漫之叹？况风过血腥、白日鼠迹，皆人之所感也。鬼焉能体验及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云“画鬼魅最易”，宋欧阳公《题薛公期昼》转以画鬼神亦难工，谓鬼神人虽不见，“然至其阴威惨淡，变化超腾而穷奇极怪，使人见辄惊绝。及徐而定规，则千状万态，笔简而意足，是不亦为难哉！”（见《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七十三）唯其画鬼神亦有难处，故清代扬州八怪之一之罗聘（两峰），能以画“鬼趣图”名世，而用诗以状鬼，甘苦亦未尝有异也。
旧传乡试时举子常有见鬼报冤报德事。流传诗句亦多。最精警、浅显而多趣者。乃《野叟闲谈》中所载十首七绝组诗，不须用序说明，已可得其本末。诗云：“错认冤家是宿因，呜呼一别已三春。而今场屋仍相会，郎貌依稀认不真。”“忆君携妾入罗帏，妾道亲言不可违；君约终身为配偶，随将六礼聘侬归。”“谁识君心异妾心，妾心原未暂忘君；君归一载将心负，视妾犹如陌路人。”“门前鼓乐闹喧哗，问是谁家嫁女娃？婢道去年张秀士，而今又娶郭三家。”“妾闻此语恨吞声，自悔当年枉失真。只待月明人静后，青丝一幅了余生。”“君居阳世妾居阴，恩爱成仇似海深。只道阴阳成永诀，谁知矮屋又相寻！”“今岁巡神赫更威，妾求方许入秋阖。七千号舍人多少，历历寻君遍揭帏。”“东边九号与君逢，为访君容惨妾容。昔日见侬犹恨晚，如何今日转愁侬？”“已从蓦地结鸳鸯，妾亦何心索命偿？只为冥王深恼恨，命奴亲取薄情郎！”“君今随妾入黄泉，漫道君愁妾亦怜。昔日浓情成底事，好姻缘是恶姻缘！”
此组诗不隶事、不用小注，亦不系传，流畅明白，一一可解。若矮屋、秋闱、场屋，皆乡试试场之代称：六礼，于彼时已成常识使用。皆不得以用典计也。唯以近体诗而论，第三首“心”为十二侵韵，“君”为十二文韵，“人”为十一真韵，于律未合。然毕竟只属小疵，不足为累。此或为某一怀才不遇之士籍以炫才之造作亦未可知。查《野叟闲谈》一书，多有采自《耳食录》、《萤窗异草》、及《翼驷稗编》者。此诗不知钞自何书，未能考出。《野叟闲谈》早巳毁于兵燹，端赖背诵而得者。记得该书中尚有刘某某人称酒鬼者作有《白头花烛吟》七律三十余首，系叙写山阳程允元与刘登庸女订婚失散，刘隐迹尼庵三十余年，最终团聚，天津守助奁具促之成婚者。其事各种笔记都有记述，但皆无刘酒鬼之诗，不知其又采自何书，遍检无着。诗极可观，不能再得，惜哉奈何！姑志之。倘一息尚存，还当继续寻访。虽影事模糊，而尚时萦脑际，总存“奇文共欣赏”之志云。
《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姑妄听之》前有小序云：“三十以前，讲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今老矣，无复当年之意兴，惟时拈纸墨，追录旧闻，姑以消遣岁月而已。”余颇爱纪河间之《笔记》，亦喜其《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之文。“五十以后”“复折而讲考证”云云，当即指修《四库》、作《提要》之事，而不知其“三十以前”所讲考证为若何，“三十以后”之文章又若何也。及读《纪文达公遗集》，内收骈散各体，殊无预期所望之美。李慈铭（莼客）《越缦堂日记》称“文达于《经》、《史》之学则实疏，集部尤非当家”云云，初以为高傲岑之言，原不足为准，读《遗集》后，则亦颇膛取之。惟莼客极推其子部之详密，却未敢苟同。夫子部包罗最杂最广，岂能尽通？余读《四库提要》，觉于子部《术数类》收书最陋最粗，论断尤为草率。如刘诚意之《滴天髓》，已着录于《明史艺文志》，而《四库》失收；《三命通会》中屡屡引及《洞霄宝监》，按《洞霄宝监》亦即《穷通宝监》之别名，早已流行于民间，明代多种笔记多有引及之者，别有为宫廷秘藏而内蕴更详者名《造化元钥》，皆未之及。着录《三命通会》之《提要》，既称其“采撮群言，得其精要”，又谓“其立论多取正官正印正财，而不知偏官偏印偏财亦能得力；知食神之能吐秀，而不知伤官之亦可出奇”云云，尤为大谬。盖不知其书后四卷，竟全论伤官、七杀、枭神之得者也。是乃仅将其书略一翻检，未遑通读，遂下笔如此轻率故耳。按论《三命通会》者，惟清初陈之遴（素庵）相国所着之《命理约言》最善，其卷四《杂论》有云：“张逸叟（楠），着《命理正宗》，颇能区分条晰，亦病笔拙词芜。惟万进士民英，着《三命通会》，区分条析，文理朗顺，而意在蒐采，义无确一，贵多而不贵精，能博而不能约，然较诸术家，则胜远矣。”素庵相国与吴梅村诗伯，为儿女亲家，皆擅“子平”，行家之言，自非门外所能及。实则《三命通会》一书，仅是命学中之类书，互相抵牾之处，在在皆是。任何一造，皆可推之为大富大贵，亦可断之为极穷极贱，在其书中，俱可得其根据，所以素庵相国谓其义无确一也，而提要竟称其采撮精要，大误而特误矣。张楠之书，又名《神峰通考》，与较早之《渊海子平》及《命理约言》等，皆乾隆前命书之典要，而竟无一着录。又读《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槐西杂志》二，考定日辰即时，谓“余撰《四库全书总目》，亦谓虚中推命不用时，尚沿旧说。今附着于此，以志余过”云云。可见《术数类提要》确乎大体皆出纪公手笔，并非他人所为而由其统稿划一者。但于李虚中所遗存之《命书》三卷，虽由文达公于《永乐大典》中辑出，尚未遑细读及校订也。《三命通会》中所引之《鬼谷遗文》颇多，实即皆是《命书》中所有者。而其中所谓之四柱，乃指年月日胎而言，与宋后之指年月日时非一，则纪公此考，亦可存疑。俞正燮（理初）于《癸巳类稿》、《癸巳存稿》中尝考定三命、四命、五命之分歧与演变，精审不移，与纪公之一知半解异矣，而不得以后来必然居上为之解嘲也。他如明代早巳流传、托名为邵尧夫所撰之《梅花易数》，刘诚意之《奇门遁甲全书》三十卷，皆未收录。又《太素脉诀》原书有二十卷者，《存目》仅有一卷。此或当时私家所藏，未肯上献，是又不可专责文达之疏漏，而莼客称许其精，乃正露其本人之底蕴所短阙者乎？
后之论纪文达者，褒贬皆有失其当者。褒之者皆称其于学无所不窥，于书无所不读，甚者竟誉其有过目不忘之能。皆未免言大而夸。夫当其领校秘籍之际，读书自较方便，然诚如乾隆之告沈德潜（归愚）曰：“然古书读不尽，有我知而汝不知者，亦有汝知而我不知者。”以乾隆之予智自雄，乃亦有此平心之论，乌得云文达能无书不读乎？若云其过目不忘，则彼于评点各书时，即常有批语曰：须查核，须查对原书云云。则褒语当可不攻自破。至云于学无所不窥，若走马看花，是亦窥也；罄心凝思，是亦窥也。窥而无得，与不窥等，又何足取哉！
又观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六《纪文达不轻着书之原因》中记其语曰：“吾自校理秘书，纵观古今着述，知作者固已大备，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围，其自谓过之者，皆不自量之甚也。”此说人多有重之者，即如陈康祺，引其语后即曰：“我辈薄植，偶作一二短书杂说，辄姁姁妹妹，有亟于表爆之心，读此能不颜厚！”夫戒人莫轻着书是矣，而以后之所有，皆莫出古人范围，则过于武断。信如彼语，将谓社会不能进展，卮言不可日出乎？鄙意此或纪公一时之托辞，实有背其平日论学之宗旨。江藩（子屏）《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六《纪昀》传记言“公一生精力粹于《提要》一书，又好为稗官小说，而懒于着书”云；“嬾于着书”一语，或更能得其实。吾人倘转观赵瓯北《论诗》：“满眼生机转化钩，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对照陈康祺所引纪公之语，是非自定。不审瓯北名诗，康棋是否见及，见而又当作何感触也！
贬之者，如舒坤之《批本随园诗话》于《诗话补遗》卷二叙及纪晓岚自乌鲁木齐赐环东归时之义犬事，后批云：“晓岚父曾官太守。少年纨绔，无恶不作，尝考四等，为乃父所逐出。中年狡猾，为和珅文字走狗。所着《阅微草堂》诸种，大抵忏悔平生，惧有报应。”诸语无有旁证，似难于征信，或挟有私人恩怨存乎其间乎？
舒坤之贬，贬其人品也。而近人张采田（孟劬）则贬其学，尤以诗学为甚。其所着《玉溪生年谱会笺》、《李义山诗辨正》固自有所得也，而竟乃绝似专欲与纪文达公为难而发者，偏激横蛮，亦似有深仇大恨者然。如《辨正》于《夜雨寄北》后竟云：“纪氏于玉溪一《集》，任口雌黄，动加驳击，惟此等数篇以选入坊刻《三百首》中，故不敢菲薄，稍协公论。余尝谓《纪》氏于诗学一道，全未梦见。只读得《唐诗三百首》一部，便自翔通人，岂臆说哉！后人有读此《集》者，取余说与纪氏之评参观之，当知确不可易耳。”又于《桂林路中作》后驳晓岚云：“晚唐诗格，虽异于中唐，然终胜宋人以后，未见其必靡靡也。且晚唐家派亦不同，不得一概无别。纪氏专守定坊刻《三百首》及宋后人集，随声附和，抹杀晚唐，岂通论哉？甚矣，诗家赏音之未易遇也。”纪河间岂有如孟劬所指责，竟浅薄无识如此其甚乎？查李详（审言）《娩生丛录》卷二，言尝得见申铁蟾名兆定者过录、纪评朱鹤龄注本之《李义山诗集》，且较他本为多，时为癸未清秋月。癸未为《乾隆》二十八年，晓岚正四十岁。而蘅塘退上孙洙编选之《唐诗三百首》，成书尚晚于纪评《义山诗》一年，即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则晓岚何幸而能预先得读之！闻孟劬最好章学诚（实齐），章氏于同时之戴震（东原）、汪中（容甫）、袁枚（简齐），皆施诋嫫，于简斋毒詈尤重，非欲杀之而后快，名为街道，实乃忌名。孟劬百世后而效之，何其不能容人之量乃至亦步亦趋耶？实斋于并世之三家，但欲争名于一时；孟劬与河间，于《李义山诗》之识见不一，间亦恐有同行相妒之情，而欲争胜于千载耶？欲争，持平论理可也；一味狂吠，又何补乎？纵使《唐诗三百首》刊行于纪氏之生前，而欲言彼仅以读此书而自足，人亦不能信也。誉过其实，舆贬过其量，皆同等令人失笑不已。知人论世者，可不慎乎也哉！
余以为纪河间最可取者，笔记小说而外，端在诗之识见，虽亦时有偏颇处，而严苛入微，尤非人所能及。如于诗之生熟两途，他家所论，皆甚浮泛。如清朱秀水《曝书亭集》卷五十二《书剑南集后》云：“予尝嫌务观太熟，鲁直太生。”袁简斋《续诗品割忍》但云：“知熟必避，知生必避”；其他各家所论，虽小有发挥，而大都尚觉粗略。惟纪氏能将熟细分为圆熟、甜熟（甜俗）、烂熟等，于《瀛奎律髓刊误》中对陆游等诗为之点醒，以明其关捩所在。（兹即专引其语，仅注卷数，不再重列书名）。
按方回选成此书，宗法江西，自不以熟为尚，但亦不全然非难。如于卷二十选张泽民《梅花》二十首，后批云：“夫诗莫贵于格高；不以格高为贵，而专尚风韵，则必以熟为贵。熟也者，非腐烂陈故之熟，取之左右逢其源是也。”纪批云：“此论却是。”同卷又选刘屏山《次韵张守梅诗》云：“梅诗难赋，不必句句新，得如此圆熟亦可也。”纪批云：“梅花诗欲取圆熟，非其本心之论也。”可见两人对圆熟之作，虽皆不以为上乘，若退而能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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