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小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誅及無罪，無罪者寡矣。」又云：「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身，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雙方爭持，互不相下。而其所根據之理論，在御史方面，則為商、吳、申、韓（見《刑德》、《申韓》等篇），在文學方面則為《春秋》。商鞅、吳起為魏人，申不害、韓非為韓人，皆屬於三晉。《春秋》在漢專指《公羊》，而《公羊春秋》之始創者公羊高及漢初傳《公羊春秋》之胡母生則皆為齊人。由此可以得出結論：第一，《公羊》之學，始於景帝，盛於武昭。其後宣帝提倡《穀梁》，《穀梁》之學乃代之而起，但《公羊》學并未因之廢棄。觀《漢書 王莽傳》居攝三年群臣奏言：「《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又天鳳五年莽曰：「《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云云，則在王莽時，《公羊》學仍有法律效力，可以為證。第二，公羊高雖為戰國時人，但《公羊春秋》則至漢景帝時始由其孫公羊韓壽編寫成書。而《公羊春秋》學派與申韓學派發生面對面的直接對立與鬥爭，在鹽鐵會議以前實無所聞。今此文著者用極其簡鍊之手法，將雙方爭論之中心問題概括為對「公過」處理意見之分歧，而對於爭論之雙方，則概括之為「齊」、「晉」兩派。甚至引用漢景帝時才開始編寫成書的《公羊春秋》中語，作為齊派理論之根據，而作者亦顯然站在齊派一邊。故此處所謂齊晉，既不是指春秋時代之齊晉，亦不是指戰國時代之齊晉，而是指漢武昭時代在政治上發生直接對立與鬥爭之齊派與晉派而言，實甚明顯。然則本書之成，不得在《鹽鐵論》以前，此又其一證矣。
〔一〕 元材案：輕重准即「輕重之准」。《國蓄篇》云：「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又曰：「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是也。
〔二〕 丁士涵云：「《說文》：『禦，祀也。』御、禦古通。下文云『東海之子類於龜』，尹注：『東海之子，海神之子也。』以為神而祀之，故藏諸泰臺，日釁四牛。」安井衡云：「御，驅使之也。神猶怪也」。元材案：安井說是，丁說非也。御神即《輕重丁篇》所謂「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之意，猶言「神道設教」。
〔三〕 尹注云：「掘，穿也。穿地至泉曰闕。」王引之云：「『掘』字衍文。『掘』『闕』音義並同，『闕』即『掘』字假借，注強為分別。」張文虎云：「掘闕固不當複，然掘下似脫一字，但云掘，文不成義。」張佩綸云：「『闕而得龜』，文不成義。『掘闕』當作『掘閱』。古『閱』『穴』通。《埤雅》釋『蜉蝣掘閱』，引《管子》『掘閱得玉』。王氏《詩總聞》云：『「掘閱得玉」，恐當時常談如此。掘閱，挑撥貌，《詩》故云。讀《管子》「掘閱得玉」，始知閱與穴通。』陳啟源《毛詩稽古篇》：『今《管子》並無「掘閱得玉」語，惟《山權數》「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豈「掘閱得玉」別見他篇，而近本逸之乎？』今案陸、王所引，即此文。『掘闕』當即『掘閱』無疑。」元材案：張說是也。惟掘閱得玉，玉當是寶字之誤。上文云：「御神用寶。」下文云：「立寶為無貲。」又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又曰：「國危出寶。」寶省為宝，遂坯而為玉耳。至龜何以須掘穴乃得？考《史記 龜策列傳》：「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下有伏靈，上有菟絲。上有擣蓍，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菟絲之下，狀似飛鳥之神。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菟絲去之。即以簼燭此地，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可知所謂神龜者不必皆出於水中，亦有生產於蓍草之下，土壤之內者。其掘取之法當與掘取伏靈相同，故略而不言也。
〔四〕 尹注云：「檢猶比也。以此龜為用者，其數可比百里之地。」何如璋云：「檢，《爾雅釋詁》：『同也。』」張佩綸云：「檢通斂。《說文》：『斂，收也。《孟子》不知檢，《食貨志》作不知斂。『數』字即『斂』字之複衍者。原註非。」陶鴻慶云：「據尹注云：『檢猶比也，以此龜為用者，其數可比百里之地。』是其所見元文本作『此數檢百里之地』也。下文云：『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此數。』尤其明證。」元材案：何說是也。此謂得龜之利，與得數百里之地相同也。尹說近之，張、陶說皆非。
〔五〕 豬飼彥博云：「『得龜』下脫『檢數』二字。」張佩綸云：「『得龜』下奪『檢』字。」元材案：此語為上文「掘闕而得龜者此檢數百里之地也」之縮文，與上文「心禁」為「人心者禁繆而已矣」之縮文者，句例蓋同，不必添字。
〔六〕 尹注云：「令，力呈反。過之，猶置之也。平盤者，大盤也。」張佩綸云：「「『令』當作『今』。『過』當為『咼』。《說文》：『咼，剔人肉置其骨也。』」元材案：令，尹注是也。過當為冎，張說是也。《莊子》：豫且得白龜，獻之，殺以卜。仲尼曰：「智能七十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剔之患。」「刳剔」即冎之義矣。令，謂桓公命令得龜者之家也。
〔七〕 尹注云：「起，發也。提，裝也。」張佩綸云：「《說文》：『提，挈也。』言挈百金。」郭沫若云：「提，疑惕字之誤。惕、賜古通用。《趙孟介壺》『邗王之惕金，以為祠器』，惕金即賜金也。」元材案：尹、張說是，郭說太牽附。
〔八〕 尹注云：「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元材案：中大夫又兩見《輕重戊篇》，乃著者任意假託之詞，與齊爵無關。賜中大夫服，謂可以服中大夫之服，猶後世之捐官，乃虛有其名，非真除之為中大夫也。
〔九〕 尹注云：「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之子耳。東海之子者，海神之子耳。託舍，猶寄居也。勞，賜也。」聞一多云：「管子之言止此。」元材案：本篇全是桓公管子問答之詞。從「北郭之得龜者」起至「國安行流」，皆管子對桓公語。著者每說明一輕重之筴，大抵皆採用故事形式加以描繪，而故事之發展往往須持續至若干年之久始能結束。因而在描繪過程中，不得不在問答體中兼用敘事體。遂使讀者觀之，一若真有其事其人也者。此古書之所以難讀也。若如聞氏說，則「之龜為無貲」以下又是何人語耶？而下文「桓公曰：何謂流」云云，又是何所根據而發問者耶？
〔一０〕尹注云：「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貲也。無貲，無價也。泰臺，高臺也。立龜為寶，號曰無貲。」元材案：此亦管子語。謂桓公於封官賜金之後，即宜立龜為寶，名為無貲。日釁四牛者，故意神奇其事，取信於人也。
〔一一〕尹注云：「還四年，後四年。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食音嗣。下，以意取。（「下，以意取」，劉本、中立本作「可，以意料」。）行五月，經五月。」元材案：《公羊》僖二年傳敘晉滅虞郭事，亦有「還四年」語。孤竹，古北方國名。此亦假託之詞。「丁氏之家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當作一句讀。謂丁家所有之粟，估計可以供給三軍行軍五個月之食用也。
〔一二〕元材案：大事即軍事。左成十三年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是也。
〔一三〕尹注云：「邑粟即家粟。」
〔一四〕元材案：此「桓公」及下文「桓公立貢數」之「桓公」，皆當作「公」字看，亦管子假託之詞。
〔一五〕尹注云：「革，更也。賦，敷也。藉，席也。」
〔一六〕丁士涵云：「此十九字疑衍。」聞一多說同。元材案：此不宜衍。上文係估計丁氏有此家粟。此則謂丁氏之粟，果能中食三軍五月之食也。
〔一七〕元材案：從「桓公立貢數」至「國安行流」亦管子語。蓋於御神用寶之外，又主張立貢數也。觀下文「桓公曰：何謂流」便知。
〔一八〕張佩綸云：「『貢』當為『寶』。（下二貢字同。）『文行』當作『文龜』。《爾雅 釋魚》：『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簭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郭注：『文龜，甲有文采者。』上四種以為神寶，則龜貝之品自文龜始矣。『中七』下脫『千金』二字，與下文句例合。『年』當作『冉』。《說文》：『〈冉龜〉，龜甲邊也。天子巨龜尺有二寸，諸侯尺，大夫八寸，士六寸。』《漢書 食貨志》：『元龜岠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龜寶四品。』『當千金』，『當』宜作『中』。此冉龜即元龜。黑白之子即子龜也。」又曰：「《史記 龜策傳》：『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又云：『龜千歲乃滿尺二寸。』或『年龜』即指千歲之龜。不必改字。」元材案：張說以「文行」為「文龜」，「年龜」為「千歲之龜」，又補「千金」二字，均是。惟「貢」字不必改為寶。此三龜各有定價，即所謂「立貢數」也。
〔一九〕元材案：「中二齊之壤筴」，謂相當於二倍齊國領土之數。與《海王篇》「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六千萬」，《揆度篇》「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筴也」，《輕重甲篇》「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句例全同。
〔二０〕元材案：此當以「用貢」為句。「國危出寶」為句，「國安行流」為句。「行流」解已詳《乘馬數篇》。謂當發生戰爭之時，則出其寶物，如上文以無貲之寶為質而假借丁氏之家粟以為三軍五月之食，即其例。平安之時，則促進萬物之流通。二者皆所謂貢制，皆足以當二倍齊地之數者也。張佩綸改「貢」為「寶」，以「用寶國危」為句，「出寶國安」為句。而以「行流」另提一行。謂「國不足則用寶，國足則出寶也」，又曰「『行流』上當有『請』字」，既誤其讀，又失其義矣。又案：《史記 平準書《：「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鎰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據此，則龜之得為器飾寶藏而輕重無常，其制實始於秦。《莊子 秋水篇》：「吾聞楚有神龜，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外物篇》：「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窺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圍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是龜在莊子時，尚止以其「七十二鑽而無遺筴」而視之為神，猶未臻於得為器飾寶藏之地位。換言之，即龜至莊子時，尚僅有宗教上之價值，而無經濟上之價值也。自秦以龜為器飾寶藏之後，至漢而龜之經濟價值，乃益隨其宗教價值而繼長增高。《史記 龜策列傳》云：「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上有擣蓍，下有神龜。』」又曰：「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又曰：「神龜出於江水中。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之以為神寶。」又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左脅書文曰『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諸侯得我為帝王。』」此龜之宗教價值也。又曰：「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又曰：「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又宋元君得白龜，本為「往古故事」。然至漢時，則《史記 龜策傳》所傳，已與莊子大異。除以元君為元王，余且為豫且，及無端又抬出衛平、泉陽令等人物以為故事之陪襯外，最可注意者，即為莊子所未曾提及之經濟價值一點。如衛平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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