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語，在齊則稱釭為鍋。此亦本文作者不是齊人而是關以西人之一證也。
〔四〕 元材案：刀，解已見《海王篇》。此處錐字與《海王篇》車工之錐不同。彼處「錐」字即此處車工之「鑽」，此處「錐」字則為女工用以打鞋底之錐子。「箴」即針，《海王篇》作「鍼」。《太平御覽》八三０引作針。鉥，尹注云：「時橘切，長針也。」
〔五〕 元材案：以上文字又見《海王篇》。惟彼處「衡謂寡人曰」作「鐵官之數曰」。又所列各種生產工具，此處較《海王篇》為多。《海王篇》所列女工之具，只刀、鍼二種，此處則有刀、錐、箴、鉥四種，增加二種。《海王篇》所列農具只耒、耜、銚三種，此處則有耜、銚、鎌、鎒、椎、銍六種，減少一種，增加四種。《海王篇》所列車工工具只斤、鋸、錐、鑿四種，此處則有斤、鋸、釭、鑽、鑿、銶、軻七種，增加三種。此又不同時代有不同反映之一證也。
〔六〕 安井衡云：「斷山木，以為炭也。鼓山鐵，鼓橐鑄鐵也。」戴望云：「『鼓』乃『敳』字之誤。《說文》：『敳，有所治也。讀若墾。』此因聲以得義。鐵在山中，利墾治之也。」元材案：安井說是，戴氏說非也。鼓者鼓鑄也，此漢人通用術語。《史記 貨殖傳》：「蜀卓氏之臨邛，即鐵山鼓鑄。」又云：「遷孔氏南陽，大鼓鑄。」《漢書 終軍傳》：「徐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煮鹽。」《淮南 本經篇》云：「鼓橐吹埵以銷銅鐵。」《鹽鐵論 復古篇》云：「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採鐵石鼓鑄煮鹽。」《水旱篇》云：「故民得占租鼓鑄煮鹽之時。」又云：「縣官鼓鑄鐵器，大抵皆為大器。」又《刺權篇》云：「鼓金煮鹽，其勢必深居幽谷。」皆其證也。至其取義之由，據《終軍傳 如淳注》云：「鑄銅鐵，扇風火，謂之鼓。」以今語釋之，即用鼓風鑪冶鑄銅鐵。猶《揆度篇》之言「搖鑪橐而立黃金」矣。
〔七〕 元材案：兩「發」字皆作徵發講。徒，刑徒。隸，奴隸。作，指從事「斷山木鼓山鐵」之勞動而言。《漢書 惠紀》：「三年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即「發徒隸」之例。「逃亡不守」者，謂徒隸不願勞動而逃亡，無法管理之也。發民，徵發良民從事無償勞動。《漢書 景紀》：「後三年，詔令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韋昭注云：「發民，用其民。」「發民則下怨上」，即《鹽鐵論 水旱篇》賢良所謂「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發徵無限，更繇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之意。
〔八〕 元材案：「與民」即《漢書 食貨志》董仲舒所謂「鹽鐵皆歸於民」，《鹽鐵論 能言篇》賢良所謂「罷利官，一歸之於民」及《相刺篇》文學所謂「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民望不塞也」之意，猶言放任人民自由經營也。
〔九〕 安井衡云：「『十』當為『七』，字之誤也。」元材案：此說是也。此謂政府應將山鐵交由人民經營，並按三七比例分配盈利，無須自行經營也。
〔一０〕元材案：雜，雜亂。「雜之以輕重」猶言「蕩之以高下」。言使物價或輕或重，不可捉摸。
〔一一〕丁士涵云：「『虜』乃『庸』字誤。」李哲明說同。張佩綸云：「虜，《說文》：『獲也。』為上虜，言為上力戰而大獲。對懷怨不戰言。」元材案：諸說皆非。疾，力也。《呂氏春秋 尊師篇》「疾諷誦」，注：「疾，力也」是也。虜即下文「為天下虜」及《地數篇》「然則吾民常為天下虜矣」之虜，即俘虜之意。謂民之力作，有如俘虜者然，雖欲不為上用而不可得。《國蓄篇》所謂「故民無不累於上也」，義與此同。又案此文係對於衡所主張之山鐵國營政策表示反對之意見。其理由即為勞動力之來源問題。如以徒隸為之，則恐其不易管理而或致逃散，若以良民為之，又因其為額外的力役之征，必將引起其對於政府之惡感。不僅平時有「下疾怨上」而令不行之現象，而且一旦邊境發生戰爭，亦皆懷宿怨而不肯為君致死。故山鐵國營，不惟無益於國，而且其害實有不可勝言者。此種思想之發生，實亦有其時代之背景，決非無病呻吟之談。考漢代鹽鐵政策，在孔僅時，本為官民合營。所謂「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是也。至桑弘羊主政，始一律改為國營。故《鹽鐵論 復古篇》大夫云：「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眾，無妨於民。」夫既曰「衣食縣官，給用甚眾」，其為純粹國營而非民營或官民合營可知。又曰「卒徒」，則其所用勞動工人，有奴隸（徒）亦有良民（卒）又可知。此一政策施行之結果，較完全由私人自辦者，據代表政府之大夫所言，其優點固甚多。《鹽鐵論 禁耕篇》大夫云：「卒徒工匠以縣官日作工事，財用饒，器用備。家人合會，褊於日而勤於用，鐵力不銷鍊，堅柔不和。故有司請總鹽鐵，一其用，平其賈，以便百姓公私……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則剛柔和，器用便。」括而言之，即山鐵國營為私人自辦所不可及者，約有六端。即（一）有充分之時間（日作工事），（二）有雄厚之資金（財用饒），（三）有統一之規格（一其用），（四）有公平之價格（平其賈），（五）有擔任設計指導之工程師（吏明其教）及依照設計指導而工作之熟練的勞動工人（工致其事），（六）有合於當時科學水平的冶金比例（剛柔和）。如此，則由私人自辦而發生之（一）「褊於日而勤於用」（時間及資金不足），（二）「鐵力不銷鍊」，（三）「堅柔不和」等種種弊端，便可完全免除，而所鑄造之器物，亦自無不適用之患矣（器用便）。然以上所論，不過從理論上言之耳。事實上能否如其所期一一實現，則全視各地主持人──鹽鐵官長吏等之是否嚴格奉行法令以為決定。據《鹽鐵論 水旱篇》賢良云：「縣官鼓鑄鹽鐵，大抵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少，百姓苦之矣。」又云：「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售）。農事急，輓運衍之阡陌之間。民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穀新弊易貨，或時貰。民不失作業，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省約。縣官以徒復作繕治道橋，諸發民便之。今總其原，一其賈，器多堅硬，善惡無所擇。吏數不在，器難得。家人不能多儲，多儲則鎮生。棄膏腴之日，遠市田器，則後良時。鹽鐵賈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啖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發徵無限，更繇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又《禁耕篇》文學云：「故鹽冶之處，大抵皆依山川，近鐵炭。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卒踐更者多不勘，責取庸代。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平其準。良家以道次發僦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百姓病苦之。」可見漢代鹽鐵國營政策中，所用工人主要皆出於徒隸。但亦有因卒徒作不中程而臨時徵發良民以「時命助之」者。故一則曰「百姓苦之矣」，再則曰「百姓疾苦之」，三則曰「百姓病苦之」。「下疾怨上」甚矣。鹽鐵會議舉行於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八一年），上距漢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０年）桑弘羊為治粟都尉兼領大農，盡代孔僅管理天下鹽鐵之時，不過二十九年耳。其時桑弘羊尚健存，而其流弊即已如此。但賢良文學對於奴隸逃亡，均無一語及之。《史記 平準書》載卜式為御史大夫，因孔僅言鹽鐵時，亦只列舉「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強令民賣買之」等三弊，而不言奴隸逃亡。至成帝時，始連續發生穎川及山陽之兩次鐵官徒暴動。《漢書 成紀》載：「陽朔三年（公元前二二年）夏六月，穎川鐵官徒申屠聖等一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逐捕。以軍興從事，皆伏辜。」又載：「永始三年（公元前一四年）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持節督趣逐捕。汝南太守嚴訢捕斬令等。遷訢為大司農，賜黃金百斤。」關於後者，《漢書 天文志》及《五行志》亦各有記載。《天文志》云：「永始三年，十二月庚子，山陽鐵官亡徒蘇令殺傷吏民，篡出囚徒。取庫兵、聚黨數百人為大賊。踰年，經歷郡國四十餘。」《五行志》云：「山陽亡徒蘇令等黨與數百人盜取庫兵，經歷郡國四十餘。皆踰年乃伏誅。」一則曰「山陽鐵官亡徒」，一則曰「山陽亡徒」，足證當日鐵官徒隸之逃亡不守，實已成為不可否認之事實。而其暴動所經歷之地方竟達四十餘郡國之多，占漢代全國郡國一百三之百分之四十餘。其範圍之廣，聲勢之大，與羅馬之以斯巴達卡斯（？──紀元前七一）為首之奴隸大起義，可謂東西相映，無獨有偶。於此，吾人可得下列結論，即本文著者在鹽鐵政策上之意見，與桑弘羊實已完全不同。其所以發生不同意見之原因，第一，由於著者對於財政經濟，素持「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之主張，故認為與其自行生產，不如使人民生產而以輕重之筴操縱之，反可收到「一可為十，十可為百」之效果。第二，由於吸收桑弘羊鹽鐵國營政策施行以後發生流弊之實際經驗與教訓，故遂提出此修正之意見。惟於此有應特別注意者，即「善者不如與民」一語，亦自有其時代背景。漢武帝實行鹽鐵專賣政策，一開始即遭到不少人之反對。東郭咸陽、孔僅所謂「沮事之議不可勝聽」（《史記 平準書》）者，全屬事實。董仲舒即曾提出「鹽鐵皆歸於民」之建議（《漢書 食貨志》），司馬遷亦發為「上者因之，……最下者與之爭」（《史記 貨殖列傳》）之言。至昭帝始元六年，舉行鹽鐵會議時，代表反對派之賢良文學，更大肆鼓吹其「宜修孝文時政」（《漢書 杜延年傳》）的復古主張，一則曰「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願罷鹽鐵酒榷均輸」（《鹽鐵論 本議篇》），再則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非鞅篇》），三則曰「設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愚以為非先帝之開苑囿池籞可賦歸之於民」（《園池篇》），四則曰「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民望不塞」（《相刺篇》），五則曰「罷利官，一歸之於民」（《能言篇》）。可見以鹽鐵與民，乃是自董仲舒、司馬遷以來直至賢良文學，所共有之一貫主張。今本書在許多經濟政策方面，基本上是與桑弘羊一派相同，獨至山鐵一項，卻又採取與桑弘羊相反之賢良文學的意見。因此，不僅可以證明本書之寫成，當在成帝時兩次鐵官徒暴動以後，而且還可以證明本書與《鹽鐵論》間之關係，確實是本書抄《鹽鐵論》而不是《鹽鐵論》抄本書，殆已毫無疑義矣！又案：郭沫若於引用拙稿本節前半段文字之後，又加以案語云：「馬氏以《管子輕重》諸篇作於王莽時，故以此徒隸逃亡作為成帝時鐵徒暴動之反映，說雖新穎，但大有可商。考春秋中葉齊靈公時器《叔夷鐘銘》，已有『造鐵徒四千為汝敵寮』語，而秦代亦有『鐵官』（見《史記 自敘》『司馬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是可證鐵初發現時固主要為官營。官營，則徒隸逃亡乃經常事，不必至成帝時始有鐵徒暴動發生。奴隸暴動，非至大火燎原，例為史官所不載。且如陳涉吳廣起義，亦為徒隸大暴動，雖非鐵官徒，然不能斷言其中固毫無鐵官徒存在也。《漢書 食貨志》董仲舒疏：『（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此語尤足證鐵徒逃亡暴動之事，不始於漢。」今案：此處有兩點應該注意。第一，關於《叔夷鐘銘》「造鐵徒四千」云云，原文作「〈走女匋〉（省作陶，或釋造）〈口土戈〉徒四千」，近已有人認為與鐵無關。據稱：「叔夷鐘為齊靈公（公元前五八一──前五五四年）時器。中心問題是『〈口土戈〉』可否釋為鐵。從文字衍變看，〈口土戈〉、〈口十戈〉的出現，自應早於鐵。〈口土戈〉、〈口十戈〉與〈哉，口下加土〉同，都是指黑色，引申為隸徒或庶人的代名詞。所指身份，與『土馭』（即『徒御』）相近。有人認為『〈口十戈〉人』和『陶〈口土戈〉徒』都應是一種服兵役的自由民。從上引《叔夷鐘銘》的前後文義看，陶〈口土戈〉。也有可能是地名。總之，這個字與鐵無關。」（見一九七六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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