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讲到一个问题，这问题在去年是常被提起的；因为在莫斯科对于几个反对派举行审问，这件事又一次地引起了注意。这就是在苏维埃情况下的“反对的自由”问题，和为着民主纪律的保持起见，这种自由得被合理地限制到什么限度。
倘若我们细察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种类的民主的组织，便可看出，它所要注意的不仅是保全它的分子的“个人的表现”自由，而且也要保全多数分子不受个人或少数分子的妨碍；这些个人或少数分子消耗宝贵的时间发表违反众意的演说，阻碍有益多数的行动。倘若我们举几个例子：如在商人俱乐部中有人噜苏，在股东会议中有股东大发牢骚，在一个职工会支部里有人吵闹惹人厌恶，在这种场合，每一个自认是为着多数利益而经营的组织，都要采取步骤保障多数人，制裁不守纪律的少数人。所以民主的意思，并不只是给个人以发表他的个人意见的机会，也是要使人民有机会拒绝听闻某些人的意见；这意见是敌视他们的，这意见的表现是要妨碍已为大众所接受的政策之实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发生作用的民主的团体里，这样的人也许只须从他们的组织里开除出去，便算完事。但是苏维埃国家却不能这样简单地开除顽梗的“分子”；这有两个主要的理由：第一，周围的国家也许不愿收容这些被驱逐出境的人；第二，这种人一旦被驱逐出境之后，也许更为苏联的敌人所利用，不如拘禁在苏联国境之内。托洛斯基也不过是由这工人的国家里驱逐出来的——可是他自从被驱逐之后的种种活动，已足以证明：倘若他被隔离于西比利亚，祸害便可以少些。
一旦民主组织所要对付的问题成为一个国家所要对付的问题，而且这个国家，是被若干敌视的国家所包围，对于妨碍公共业务的少数人，如只出于简单的驱逐出境，那是行不通的了。苏联对付这类的案件，为外境所逼迫，不能不使这种人和社会脱离，把他们拘禁在国境里面。这说明为什么在苏联，有某些违反多数人意志的人，可被放逐到偏僻的地方去。
我们须认清政治犯的放逐，在苏联是等于开除，类似于其他地方民主组织所用的开除办法，才能充分了解这个问题。苏维埃国家是工人的组织。工人的组织是要开除妨碍大众的分子；无论这种组织是怎样的民主，仍然要解决对付这种人的问题。苏维埃国家也有这同样的问题，但是一般地说来，它不能把这些人由国土内驱逐出境，因为这些人不是在苏联国土以外的统治者所愿收容的。而且把苏联大多数人民的敌人驱逐出境，一般说来，也是不智的事情，因为这样要给他们继续活动的机会，由此加强苏联的敌人。
上面对于苏联放逐政敌的情形，说来似乎有些残酷，也许有些读者听后感觉不安。但是读者听了我上面所说的话，不要误会，以为在苏联凡是和在位的人有异议的都在放逐之列。恰恰相反，在苏联一切重要的问题都经大众作热烈的讨论。被放逐的苏联公民，并不是只有异议的人。这种人是曾经提出过建议被否决之后，仍继续不断地提出被拒绝的意见，由此继续妨碍一切积极的业务，成为全社会的芒刺。托洛斯基就是这样的人，他好几年在每一个广大的聚会里，提出他的少数人的意见，反对苏联政府的领袖们，他最后所以被放逐，因为他组织秘密团体，反对由全体人民用民主方法通过的政策。他这样妨碍国家依着人民所决定的方向再向前发展，所以终于被放逐了。
苏联政府对于纪律的问题必须有警觉性，此事应做到什么限度，不只是决定于苏维埃国家的结构，也决定于这个事实：它是被一个敌视的世界包围着。仅仅把苏维埃国家和其他地方的民主组织比较（像我们在上面所已做过），还是不能彻底了解在苏联的纪律之圆满的含义。要真能明白此事的真相，我们不能把苏维埃国家和其他在平时状况下的民主组织比较；所要比较的，是这种民主组织正在为着争取本身的生存而从事斗争，正在为着会员的利益而进行着某些伟大的、英勇的运动，正在遭受着各式各样的进攻。被一个资本主义，或部分地法西斯主义的世界所包围着的苏维埃国家，是不能和一个处在工业上和平时期的职工会比较的。它必须和一个正在工业上有争执的时期里的职工会比较。我们都知道，正在对付工业上争执的时候，对于它的会员所要执行的纪律力量，不是与和平时候所需要的一样。
这苏维埃国家自从它开始创立以来，就一直与它内部和国土以外的敌人进行斗争。因为它是工作人民的民主国家，从它开始成立后，就与地主和雇主发生冲突。这些敌人利用外国的帮助，用武装反对苏维埃国家。这个国家为着争取自由，不得不打仗。后来它不得不对乡村里的少数资本家打仗，而且它一直不得不建立它的防御，巩固它自己，提防国外重演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的经验，对它作可能的进攻。
在罢工的时期里面，职工会的会员要和雇主决斗。两方面都用武力。工人尝试强迫雇主因怕失去利润而不得不降服；雇主尝试以饥饿威胁工人。工人也许要用拆乱机器，纠察工厂（即不许工人上工）等等手段。雇主无疑地要叫到站在他们方面的警察，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人对于顽梗的少数人是什么态度呢？
在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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