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是出身于雇主阶级和少数高薪的工人）在选举时也有两票的权利。
有若干选举区，多数居民虽是工资劳动者，但多数的选票仍被有产者所得，因为他们在那些地方有工厂和办公处，数量之多，仍可超过住在那里的工资劳动者所得的票数。关于各地方政府，要登记做一个选举人，须有住宅或办事处的房产，或租赁有这类的房产；而且一个人可连在各选举区里投无限制的票数。在地方政府的选举，要能够在所住的屋里由自己出钱设备 ，才被算为住户；结果，住在别人设备的房屋里的人没有选举权。这些人，一般地说来，都是工资劳动者。
诚然，就数量而论，这样被资产阶级所取得的额外的选举票的全部是不多的，仍不能超过全国劳工阶级的势力。但在别一方面，就原则上说，却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可以活现地抉出这个事实：英国现有的选举制度，不像苏联那样只根据于公民的身份，却是根据于财产的所有权。
在理论上，有投票权利的每一个人，只要有八个选举人拥他做候选人，他就有被选的权利。但是任何人都有被选的权利，在事实上却是欺骗的；有两个理由：第一，关于巴立门的选举，每一个候选人必须缴存保证金一百五十镑；倘若他得不到某数量的选票，这笔款就要被充公的。第二，要准备被选，须做选举运动——就是用宣传来对候选人作有效的拥护。工党对于这件事大概不至作过高的估计，但即就工党所估计，认为除了可以归还候选人的一百五十镑的保证金外，要竞选巴立门的一席，至少须增加五百镑的费用。总数六百五十镑是要准备好的。少数富有的公民能够提出候选人，争取全部巴立门的席位，并不致因此受到任何大的牺牲，这是很显然的。但是最大多数的人民都是工资劳动者，他们必须凑集所有的微薄的资源，要受到很大的牺牲，才能拥护候选人竞选。
在众议院里约有六百席。在英国额外所得税的纳税人约有十万人，每人每年收入都在二千镑以上。他们每人都可用每年收入的一部分来资助一个候选人，仍可留下一千二百镑来过活。他们每人都有钱来在选举区里竞选。在别方面，在一千九百万的工资劳动者里面，平均的工资每星期不超过二镑五先令，或一年一百十七镑。所以一个工人——一千九百万工资劳动者中的一个——要用四年的全部收入，才能资助他自己或别人做一个巴立门的候选人。因此，被选权利的享受和候选人的宣传运动，这些事情，少数资产阶级和多数人民（工资劳动者）比较，那要占很大的优势了。
拥护特殊型的巴立门候选人或市政候选人，需要造成舆论，造成群众心理；我们不要以为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是仅限于选举运动的方面。这种舆论的创造，是经常一天一天达到人民眼睛耳朵的、每一种公开表现的意见所形成的。
在英国，我们仍享受着言论自由。但是言论自由如果要真有意义，必须是有效的自由——真能达到人民的言论。在英国今日，有效的言论自由能达到什么程度，全看财产的具有。最有力量影响舆论的工具是报纸。在英国，“任何人”都可以创办报纸，只要这报纸不是“猥亵”、“亵渎”、“煽动”、或“毁谤”。但是印刷出版报纸的成本比选举运动的费用更要大得多。费用既这样浩大，所以一般说来，只有最富的个人和成群的个人才办得起报纸。费用既这样浩大，没有寻常的日报能够支持，倘若不由广告方面增加收入；而这种广告的来源却是那些有充足资本来登广告的厂店。所以我们的言论自由，主要地是有产者的自由；这些有产者有足够的财富资助报纸，由此影响全国人民的思想。一般说来，报纸所代表的是有产者。
但是我们讲到这里，有一点却须注意，就是今日英国的状况和法西斯国家的状况是必须分别的。在一个法西斯国家里，工人即令有钱办得起报纸也是不被准许办的。在英国，工人得被准许办报，不过只是小规模地办。但是因为资本的缺少，又因为资本主义的厂店不愿用广告来支持工人的报纸——广告是寻常报纸的主要的收入来源——并抵制劳工阶级书报的售卖和分配，使得工人报纸的困难，和富裕的报纸比较，大得多。只在一九二六年 ，当时全国工人停止印刷资本主义的报纸，同时职工会议和其他的工人组织出版他们自己的公报，在这几天，英国的报纸几于完全为劳工阶级（占人民的多数）所控制。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无线电播音仍在政府的手里，仍被雇主方面充分利用。
报纸有这样的情形，全国的大集会厅也有这样的情形，无线电播音的控制也有这样的情形。爱尔伯厅 的董事会并不让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租用这个厅的。莫斯莱爵士有一次用过这个厅，可是不久以后有劳工阶级的组织也要租用，却被拒绝了。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影响舆论的工具，有效的宣传工具，是怎样握在有产者的手里，让我们再研究另一个问题——关于选出的真能代表工资劳动者意志的政府问题，倘若其他的阻碍都已被克服，这样的多数已被选入了巴立门，组成这样的一个政府。
无论在巴立门里有怎样的多数，在现在制度下的巴立门有任何决议，都须政府文官 执行的。所以除非这些政府文官在组织上与人民中占多数的工资劳动者有关系，它对于巴立门多数决议的执行，也许要表示不愿，甚至实际上实行怠工。
但是在研究政府文官以前，另有一点却须连带提出。这是教育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关于选举和被选举，对于各种事务的负责，以及自治；关于这些事情，要公民之间都享得真正的平等，这要靠我们都有平等的机会使他们的能力发展到最充分的程度。可是在英国今日，他们没有得到这个平等。根据汤奈教授（R. H. Tawney）所说：“离开初等学校的儿童，就英格兰及威尔士全部说，其中升入中等学校的，不及七分之一，在有些地方不及十分之一；其中约有四分之三，在十四岁就加入职业界，赚工资以自给。”工人中约有百分之九十，过了十四岁就没有受到学校教育。在别方面，富裕人家的儿童并不送进寻常的国立小学和中学，却经过一种完全不同的、非常浩费的私人教育制度，就是很滑稽地所谓“公立学校”。就是这些经过“公立学校”的极少数的人，占着英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一切重要的位置，政府文官中一切重要的位置。
“乃丁格尔（Mr. Nightingale）对于一八五一年与一九二九年间的英国外交部及外交服务人员的社会经历，曾经作过统计的分析；据他较近所举出的证据，表示就是在较近的时期里，上面的情形，也还是真确的。据他说：这类人员中有百分之六十是出身于十一个最为关门主义的公立学校，其余的在百分之四十，有过半数是出身于较次的公立学校，受过陆军或海军教育，或受其他私人教育，或在外国留学过。‘无可反驳的结论是……英国的外交部和外交服务人员是贵族、坐享红利过活者、和专业阶级的儿子的保藏所。’”
关于文官服务方面，也由少数有产者中选拔出来，或者不很显著，但是读得起费用浩大的“公立学校”教育，却是普遍的。你要记得楚伦察爵士的有名的“改造”警察计划，对于警官的补充，就主张要录用更多以前公立学校毕业生。近几年来，当局还在努力建立一个公立学校出身的空军；“保卫英国”（或许就是保卫英国的有产阶级以反抗一般人民）不是在人民代表的手里，却是在威灵顿（Wellington）和圣赫斯特（Sandhurst都是英国的著名公立学校）的产物手里，他们是读得起“公立学校”教育的人家儿子。
政府文官的录用方法，使得我们的政府（按指英国政府）不是“民有”的，却是有产者和他们的亲戚所有的。此外，凡是对于财产安全有重要关系的专业，都是录取自同一少数人民中的部分。“在一九二六年，曾经受过公立学校教育的，在八十个主教和副主教里面（就所能得到的材料说）有七一个；在一八一个司法专业者里面，有一三九个；在二一一〇个各部的各科高级人员里面，有一五二个，在八八个印度文官服务人员及各自治领的总督里面，有六三个；在一三二个银行总理和铁路总理里面有九九个。”政府文官（负执行巴立门决议的责任）；主教（他们像报纸一样，也能影响舆论的）；法官；铁路总理和银行总理，以及其他法律的专业：——这一切都几于完全吸收自人民中一个少数的阶级。这样看来，工厂和矿的老板们不但管理了他们自己的工厂和矿，而且他们和他们的阶级也管理着全国。
有产者既把持着文官服务和专业，又可利用一切工具对全国宣传他们的见解，又有必须的财富雇用或自有集会厅和报纸：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的工作仍握在这些人的手里，是毫无足怪的了。汤奈曾这样写过：“政治的领导权和门第及财富的关联，在英国历史上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但是就在所谓民主时代已经来到以后，这种关联仍然减弱得很少，这一点却少有人见到。拉斯基教授对于一八〇一年和一九二四年间的英国内阁，有过很富教育意义的分析；据他的说明，自一八六七年法案把选举权扩充到城市劳工阶级之后，几经二世代之久，可是政府业务的大部分仍继续由一小群大有产者所主持；他们靠着经济的优势和社会的关系，有寻常人所得不到的便利，掌握着政权的执行。在一八八五年及一九〇五年间任职的各部大臣六九人中，有四十人是贵族的儿子，有五二人曾受教育于牛津和剑桥，有四六人曾受教育于公立学校；甚至在一九〇六及一九一六年间，五一个大臣里面还有二五人是贵族的儿子。”
英国的民主还有一个限制，现在要在这里提出来。我们已经看到，怎样由一个有产者的少数人阶级包办选举，包办政府，并包办文官服务。据统计所示，银行和铁路的总理，当然还有军火商行的总理，也都是吸收自一个少数人的阶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任何政府被选出之后，由于有产阶级政治势力的结果，只能比较小限度地代表全国大多数人民（工作的人民）的真正的利益。倘若这样的一个政府真在巴立门里成立起来，宣誓遵守有益于工作人民、有益于社会主义和真正民主的政策，可是就数量说，这个代表的力量仍不能维持它所代表的真正的利益，因为一切宣传和社会的势力都在尽力减低大多数人民利益在政府中的代表力量。
这样的一个政府一旦执行政权，便要面对这个困难的事实：政府的高级文官反对它。由于政府文官的怠工，像在西班牙甚至引起军事领袖的武装叛乱，不是一个很小的威胁。不但如此，这样的一个政府还要对付有产阶级的积极反对；这有产阶级的代表人，有全国的银行的总理，铁路的总理，以及工厂的老板。这些人控制任何政府的权力是非常厉害的，因为倘若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意，他们能用完全停滞全国的经济生活来恫吓政府的。今日世界上的银行家，虽然在他们自己范围里也彼此互相竞争，但是能合并他们的势力来压迫最重要的政府。他们能把款子由这国移到别国，引起金融恐慌。他们能够强迫被选出的政府辞职。
在我们讨论苏联新宪法的时候，我们看到，由人民直接选出的最高会议，它的权力被增加，而主席团的权力却被很严格地限制。在英国，恰恰相反的倾向是在发生作用——被代表财产利益的各党派所把持的巴立门有一个倾向，把它的权力授给少数人的集团代行，这些少数人的集团成为它们自己范围内的指挥者。关于这方面，所谓“会议中的命令”（Order in Council）有很重要的作用。
雅诺特（R. Page Arnot）在他所著的《总罢工》一书中，曾经这样写过：
“让我们研究一个政府的形式，被称为‘王在会议中’（King in Council）。它的来源和历史仍然是尚待考据，但是有一个时候，在枢密会议中的英王似乎将要代替巴立门……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枢密院又被用为可畏的政府发动机，由于有名的‘会议中的命令’毕特 和他的继任者能够用迅速而擅定的命令对付拿破仑。在拿破仑战争以后，‘王在会议中’的这个形式的政府所有的地位，有了明白的定义，可被视为准备应付重大时期的工具。
“关于重大的时期，最重大的是一九一四年战争的爆发。宣战以后，接着通过国防法案，根据这个法案的第一条，授与会议中的英王以特权，采行保障英国安全的必要的计划。这些权力的行使，是通过枢密会议，采用‘会议中的命令’方式；这些权力也可以转移于政府各部，于是各部只须用简单的方法，把所定的规章在伦敦公报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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