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水浒传》，以及是由什么人誊录的，都有了明白的解答。因此，李卓吾曾否评《水浒传》的问题，便很快地解决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杨定见的小引吧。在袁无涯刊本《水浒传》的杨定见小引上，有着这样的话：
……自吾游吴，访陈无异使君，而得袁无涯氏。揖未竟，辄首问先生，私淑之诚，溢于眉宇，其胸中殆如有卓吾者。嗣是数过从，语语辄及卓老，求卓老遗言甚力，求卓老所批阅之遗书又甚力。无涯氏岂狂癖耶？吾探吾行笥，而卓吾所批定《忠义水浒传》及《杨升庵集》二书与俱，挈以付之。无涯欣然如获至宝，愿公诸世。吾问：“二书孰先？”无涯曰：“《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知我罪我，卓老之春秋近日。其先《水浒》哉！其先《水浒》哉！……”
从这几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点：一，李卓吾遗稿之藏于杨定见处者，至少有《水浒传》及《杨升庵集》二种；二，杨定见和袁无涯之相遇是偶然的，并不是挟着卓吾遗著远迢迢从湖北赶来找出版家；三，袁无涯是因为爱好李卓吾的著作而为之刊出，并非为博利。（关于这一层，我们但看袁无涯所刊各书，以及他所师事的袁中郎是对龙湖执弟子礼这些关系，就可以明白。以后当更言及）写小引的杨定见和刊书的袁无涯，非叶昼、容与堂所能比拟，这是很显然的事。怀疑到袁无涯本是赝刻，实在有点不大可能。
还有两件事可以间接说明袁刊之非伪作：第一，此书刻成时为万历四十二年，则交稿时最多是万历四十一年。在那个时候，容与堂伪本刊行已有四年，袁无涯自无再接受另一伪本之理。第二，和《水浒传》同时交给袁无涯的尚有《杨升庵集》一部。此书今尚有传本，题《李卓吾先生读升庵集》，凡二十卷，有卓吾及焦弱侯评语，其出版日期，当不致迟过万历四十三年，即《水浒传》刊行后一年。按焦竑殁于万历四十八年，则《读升庵集》出时尚在世，当非伪作。由此而推及《水浒传》，当亦非赝品。
杨定见是怎样一个人呢？胡适以为不可考，这是没有去查考之故。其实要知道杨定见，却也并不难，在最习见的袁中道的《李温陵传》（《珂雪斋前集》卷十六）中，我们可以看到杨定见的名字：
……公（按指李卓吾）遂至麻城龙潭湖上，与僧无念、周友山、丘坦之、杨定见聚，闭门下捷，日以读书为事。……
而在李卓吾的《焚书》上，杨定见凤里的名字更数见不鲜。如卷一及卷二有致杨书四通，卷六有《喜杨凤里到摄山》二绝句，其一云：
十年相守似兄弟，一别三年如隔世，今日还从江上来，孤云野鹤在山寺。
而卷四《八物》篇中，说到杨定见更详：
……如杨定见，如刘近城，非至今相随不舍，吾犹未敢信也。直至今日，患难如一，利害如一，毁谤如一，然后知其终不肯畔我以去，夫如是则予之广取也固宜。设余不广取，今日又安得有此二士乎？夫近城笃实人也，自不容有二心，杨定见有气人也，故眼中亦常常不可一世之士。夫此二人，皆麻城人也。……
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归纳出：杨定见，字凤里，湖北麻城人，为人有气节，师事李卓吾，从之学，追随无间，甘苦同尝，毁誉与共，十载如一日。
此外，在马经纶的《与当道书》（《续焚书》附《李温陵外纪》卷四）中，我们又可以看到万历二十九年（一六〇一）李卓吾第二次被驱于麻城时，杨定见也因受累的情形：
……闻年丈檄令县学，行查杨生定见。……杨生笃志向道，雅为刘晋老、焦漪老所敬重，其人可知。人言波及，盖恐卓吾或匿于家，未曾远避。夫杨生亦有家室之累，亦惧池鱼之殃，非但不能匿，实不敢匿。……
以一个和李卓吾关系这样深，这样久，身为入室弟子，位处友朋之间的，气节学问均为人所敬重的人，难道会伪为他的先师故人的书，以博蝇头微利的吗？可能的是他保藏着卓吾的遗稿（因为当时禁李氏书，故没有机会刊印），可能的是他把卓吾的书设法刊出来匡正容与堂的伪本。
刊书的袁无涯是怎样的人呢？胡适亦以为不可考。据我所知道的，袁无涯名叔度，无涯是他的号。苏州人，为书林中之白眉。其刊书之所称书植堂，公安袁氏三弟兄的集子，差不多都是他刊行的，而且对袁中郎执弟子礼（袁中郎《锦帆集》题“门人袁叔度无涯校梓”），当时文士，多乐于交往。在万历崇祯间文人的书翰中，我们常常可以见到写给袁无涯的信札，袁小修的日记中，也记着和无涯往还的事。而在《太霞新奏》第五卷上，我们又可以看到冯梦龙的一套散曲，题为《送友访伎》，是赠无涯的，其小序云：
王生冬，名姝也，与余友无涯氏一见成契，将有久要，而冬迫于家累，比再访，已鬻为越中苏小矣。无涯氏固我情种，察其家侯姓，并其门巷识之，刻日治装，将访之六桥花柳中……
均可见无涯和当时文士的关系，并不只是书店老板和作家的关系而已。和当代著名文士有很深切的关系的人，既何屑又何必刻赝本呢？还有，在袁小修的《珂雪斋前集》卷二十三中，有《答无涯》函一通，谈到中郎和卓吾的伪本的事，说道：
……近日书坊赝刻，如《狂言》等，大是恶道，恨未能订正之；李龙湖书亦被人假托搀入，可恨，可恨。比当至吴中与兄一料理也。
小修要和他共同料理袁中郎和李卓吾被人伪托的事，难道他自己反而刻卓吾的伪本？这也是不可能的事。
从这些看来，袁无涯本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确为真本这件事，大概是可信的。
但是，我们却也有一两个可疑的地方，似乎可以证明袁刊本《水浒传》中也有杨定见的笔墨在。第一，还是袁小修《游居柿录》卷九中的话。在见到袁无涯赠他的新刻的《水浒传》以后，他说：“……今日偶见此书，诸处与昔无大异，稍有增加耳。……”所谓“昔”者，盖指万历壬辰（一五九二）小修在武昌朱邸时所见卓吾的批点稿本，而这新刻本却比稿本稍有增加。那么这增加部分，是不是杨凤里所为的呢？也许是的。但是卓吾在小修别后又有增加，也是很可能的事，况且小修既云“稍有增加”，当不至过多。一部放在案头的未刊稿，作者总难免要稍加改动的，未必系杨定见所为也。
第二是在“发凡”中有这样的话：“记事者提要，纂言者钩玄，传中李逵，已有提为《寿张传》者矣……”按容与堂刊本《水浒传》有“……又手订《寿张县令黑旋风集》，令人绝倒”，及“本衙已精刻《黑旋风集》、《清风史》，将成矣”等语；设若《发凡》所云《寿张传》即《黑旋风集》，那么这就是杨定见伪托的一个明显的证据，因为《黑旋风集》出来的时候，李卓吾去世已有八年光景了，安能见及？然而我们又安能断定此处所云《寿张传》就是容与堂所刊的《黑旋风集》呢？卓吾在世之日已有人将李逵故事提为《寿张传》刊行，也是很可能的事。在没有更充分的证据以前，我们是很有理由说这是出于李卓吾手笔的。
至于袁刊本与以前各本不同之处，优越之点，郑振铎先生的《水浒传的演化》已详言之，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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