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丙申（二十六日）即位，是为顺宗。可是顺宗在位之日并没有改元，而仍沿用贞元的年号。到了这年八月庚子（初四），顺宗下诏内禅宪宗，自称太上皇，于九日册皇帝于宣政殿，并将贞元二十一年改为永贞元年以志庆。（这次的改元，虽出于顺宗之意，然而永贞这年号，照理却是属于宪宗的，而一般史家均把它归在顺宗名下，这是欠妥的。）可是顺宗的太上皇亦没做了多久，次年正月甲申（十九日），他就驾崩了，而在他驾崩之前十七日，即正月丁卯（初二），宪宗就已经改元为元和了。所以永贞这个年号，实际上只用了不到五个月，在当时人看来，那一年还是贞元二十一年，可是在后代读史的人看来，那年却是永贞元年了。《异闻集》的编者很可能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以为贞元中并无乙酉年，而贞元元年乙丑年又似乎太早了一点，便把传中的“乙酉”自作聪明地改为“乙亥”了。
这便是“乙酉”之所以误成“乙亥”的理由，而《李娃传》写作的年代，是应该放在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的八月初，而且必然是在初一至初三这三天之中的。
这个写作年代的推定，如果没有更确切的证据来作依傍，那么要驳倒《李娃传》非白行简作之说，辨正它并不是写来诬郑亚郑畋父子理由，总还是显得薄弱的。
《李娃传》为白行简作的有力的证据，却并不在什么罕见的书上，那就是元稹的《元氏长庆集》。在该集卷十《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我们看到这两句诗：
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
而在这两句诗下面，又有元稹自注云：
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已，犹未毕词也。
元稹的这篇诗，是酬答白居易的那篇《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而作，两篇皆作于元和五年（八一〇）。在这篇追缅旧游，特别是念念不忘于从贞元十九年（八〇三）至元和元年（八〇六）元白二人均任校书郎那一段时期的生活的诗和诗注中，正如以前我们曾提出过的，最可注意的是“话”、“一枝花”这几个字眼。“话”是什么？吴晓铃和张政烺二先生都认为是“说话”，即现在的“说书”，可是我认为还是仅仅解作“故事”也就够了，原因就为了“自寅至巳”（自上午三至五时至上午九至十一时）这个时间。我以为与其说半夜里请了说书人来一直讲到早晨，不如说自己朋友间宵谈遣夜更为合理一点。“一枝花”是什么呢？就是汧国夫人李娃。宋曾慥《类说》卷二十六上有陈翰《异闻集》，其中《汧国夫人传》末有注云：“旧名《一枝花》”；元罗烨《醉翁谈录》癸集卷一《李亚仙不负郑元和》条，开端即云“李娃，长安娼女也，字亚仙，旧名一枝花……”；明梅禹金《青泥莲花记》卷四载《李娃传》，题下有注云：“娃旧名一枝花。元稹诗注。”陈翰、罗烨、梅禹金等都一致认为一枝花为李娃旧名，当非皆从“光阴听话移”那句诗的注凭空附会出来，而必有现在已经失传了的根据的，尤其是去白元时代不远的唐末的陈翰。
这里我想附带说到的，就是诗注中的“新昌宅”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常被人忽略了或误解了。新昌宅当然不是元稹的住所，因为元稹当时住在靖安里。那么是不是白居易的住所呢？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昭国坊》条按语云：“按白居易始居常乐，次居宣平，又次居昭国，又次居新昌……”现在我们且从《唐两京城坊考》来看一看白居易住在这些坊里的时期：
一，常乐里 《养竹记》云：
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选及第，授校书郎，始于长安求假居，得长乐里故关相国私第之东亭而处之。
可见白居常乐里始于贞元十九年（八〇三），迄于何年则尚待考。
二，宣平里 《旧唐书》《白居易传》云：
居易奏曰：“臣闻姜公辅为内职，求为京府判司，为奉亲也。臣有老母，家贫养薄，乞为公辅例。”……于是除京兆府户曹参军。
白居易《襄州别驾府君事状》云：
夫人颍州陈氏……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殁于长安宣平里第。
按居易于元和五年（八一〇）五月除京兆户曹参军，奉母居京，当为移居宣平里之始，至元和六年（八一一）母卒，乃离京丧居渭村。计在宣平里居约一年。
三，昭国里 居易居昭国里当始于元和九年（八一四）入朝拜太子左赞善大夫时（有《昭国闲居》诗），迄于元和十年（八一五）居易贬江州司马时，（白氏《与杨虞卿书》云：“仆左降诏下，明日而东，足下从城西来，抵昭国坊，已不及矣。”）居约一年。
四，新昌里 居易为主客司郎中知制诰的次年即长庆元年（八二一）二月初，始买宅新昌，《竹窗》诗云：“今春二月初，卜居在新昌。”又有《新居早春》、《新昌新居书事》等诗。
除了这四个住所以外，徐松还说：“乐天始至长安，与周谅等同居永崇里之华阳观。”这里我们要补充说：那时候是贞元十九年的春天，白居易的《重到华阳观旧居》诗“忆昔初年三十二，当时秋思已难堪”等可证。可见在贞元二十一年夏，他也在华阳观住过，可能是短时间的寄居。
从上面看来，白居易居新昌里始于长庆元年（八二一），而元稹在元和五年（八一〇）所写的回忆贞元十九年至元和元年（八〇三～八〇六）的生活诗中，竟会说到白居易十几年后的住所，岂不大大的荒唐吗？
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徐松不知道白居易在新昌里买宅之十余年前，即在居常乐里和宣平里之间，也曾经在新昌里住过，而且住了相当长久。白居易在元和三年所写的那篇《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太贾二十四先辈昆季》诗中，我们看到有：
晚松寒竹新昌第，职居密近门多闭，日暮银台下直回，故人到门门蹔开。
等语，可证元和三年（八〇八）白居易居新昌里；白居易在元和五年所写的《和答诗十首》诗序，有：
五年春，微之从东台来，不数日，又左转为江陵士曹掾，诏下日，会予下内直归，而微之已即路，邂逅相过于街衢中，自永寿寺南抵新昌里北，得马上话别。
等语，可证元和五年春（八一〇）白居易尚居新昌里；而元稹的《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又为我们证实了居易为校书郎时住在新昌里。那么我们假设白居易第一次居新昌里的时代为贞元二十年（八〇四）至元和五年春（八一〇），大约不会差得很远吧。
我之所以要提到新昌宅的问题，是为了说明元稹诗注所说的他们从而听说一枝花话的新昌里，确实就是白氏的住所，而白氏住新昌里的时期，也包括白行简写《李娃传》的贞元二十一年（八〇五）在内，听故事和写小说，可能就在同一个短时期之内。
既然听讲故事和写小说是在先于郑畋显贵之日数十年，那么《李娃传》刺郑亚郑畋父子之说，便不攻自破了。在另一方面，那处处追随着其兄的白行简，听到这个瑰奇的故事，又经友人李公佐的怂恿，而将它写了出来，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这是《李娃传》为白行简作之证一。
其次，在宋代许 的《彦周诗话》中，我们见到这样的一则：
诗人写人物态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峨峨高一尺，门前立地看春风。”此定是娼妇。
而在任渊的《后山诗注》卷二《徐氏闲轩》一诗的注里，我们又看到：
元微之《李娃行》：“平常不是堆珠玉，难得门前暂徘徊。”
元稹的《李娃行》全诗已佚，所剩下的就只有这短短的四句诗，前二句已经《全唐诗》采辑，而后二句却从来也没有人注意到过。可是这短短的几句残诗，却替我们对于《李娃传》的时代和作者的可信，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元稹和李娃故事的关系，不只是在新昌宅听了人讲而已，而且还写了诗来歌唱这个奇特的娼女了。贞元末至元和间，在白居易兄弟、元稹、李绅、李公佐、陈鸿以及其他青年的文士们之间，我们显然看到有一种新的文体在那里流行出来。那就是当他们遇到瑰奇艳异或可歌可泣的事的时候，便协力合作，一人咏为歌行，一人叙作传记，一诗一文，相偶而行，这样地创造了一种以前所没有的新体，如杨贵妃故事有陈鸿的《长恨歌传》和白居易的《长恨歌》，莺莺故事有元稹的《莺莺传》和李绅的《莺莺歌》；以后的无双故事有薛调的《无双传》和无名氏的《无双歌》，汜人故事有韦敖的《湘中怨》和沈亚之的《湘中怨辞》。所以李娃故事之有白行简作传，元稹作诗，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元稹在白氏家中听到讲李娃故事是确实的了，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来说白行简不会把这个故事写成小说呢？《李娃传》之确为白行简所作，这是第二个证据。
我们已把白行简在哪一年，哪一个地方，由于什么原故，跟什么人合作写了这篇《李娃传》说明白了，那么所谓《李娃传》是托行简之名以诬谤郑亚郑畋之说，便不攻自破；至于主张传中荥阳公子系指元和十一年状元郑澥之说，当然也不值一提了。
二
《李娃传》中有一段文字，常为读者所注意而且加以怀疑的，那就是记述荥阳公子床头金尽之后，中了李姥姥计，和李娃求孕嗣回来，途经宣阳里，止于娃之姨宅，忽有人报姥暴疾，李娃先行，生为娃所留，日晚始往平康里李氏宅，则李已他徙，生将驰赴宣阳里以诘其姨，然已日晚，计程不能达，乃赁榻而寝的那一段。
凡是略知当时长安坊里的细心读者都会觉得，宣阳平康二里毗邻，路途迩近，即便日晚，也可以连夜赶去，何至于计程不能达？
清代的大学者俞正燮对于这一段文字也抱着同样的怀疑。在他所著的《癸巳存稿》卷十四《李娃传》条中，我们可以看见他这样说：
……此传所言坊曲，颇合事理。《长安图志》，平康为朱雀街东第三街之第八坊，其第九坊即宣阳；以丹凤街言，则第五坊平康，第六坊宣阳。传云：“平康里北门东转小曲，即宣阳。”是平康宣阳路皆直南北，其街则直东西。传又云：“日暮计程不能达”，则作传者信笔漫书之，非实情也。……又案《北里志》云：“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又“其南曲中者，门前通十字街”。盖宣阳，平康，南北俱有曲可通，不必外街……
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俞正燮认为作者是错误了的，然而他却曲为回护，说“作传者信笔漫书之，非实情也”。
然而，实际上作传者并没有错误，也并没有漫笔书之。像白行简那样熟悉于长安静坊小曲的人，还会把那有名的平康里的地理弄错吗？俞正燮之所以这样说，正就是因为他自己对于长安坊里的组织完全没有明白。他据《长安图志》来数平康宣阳二里的次第有没有数错，我们这里不必提，因为这还无关重要。可是就在俞正燮的这几句短短的话中，我们就看到了三个错误：第一，他说平康里北门东转小曲即宣阳里；第二，他说平康宣阳路皆直南北，其街则直东西；第三，他说宣阳平康二里南北俱有曲可通，不必外街。
关于第一点，俞正燮的误解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所见到的《李娃传》是《太平广记》本，文中有脱漏之处，因而看去不很明白。所谓“至里北门”者，初看上去好像是指平康里，然而仔细看下去，就明白是指宣阳里。如果传中说“至宣阳里北门”，那么俞正燮就不会误解了。按平康里宣阳里均在长安东城，其西为朱雀街东第二街，其东为朱雀街东第三街，隔街对着东市；平康里在北，宣阳里在其南，故宣阳里的北门，正面对着平康里的南门。荥阳公子和李娃求孕嗣归，原拟自平康里南门入，所以当他们到了平康里的南门前的时候，也就是到了宣阳里北门。李娃所谓“此东转小曲”是指宣阳里北门内东转小曲，因《太平广记》本“里”字前漏了“宣阳”两字，致俞氏有此误。
关于第二点，俞氏之所谓路和街，不知其分别何在，不知是否以里内的街道称路，里外的官街称街。可是无论如何，俞氏总是错误。因为唐代长安各坊里，除了皇城之南的三十个里内只有东西横街以外，其余各里之内，均有自东至西及自北达南的十字街。十字街是在坊内的，因其形如十字，故称，这是俞氏所没有理解的。
关于第三点，俞氏的话是十分武断的。查唐代长安各坊里，都是互相隔绝的，坊里的四周是里垣，垣外为官街，非三品以上和坊内三面皆绝者，不得向官街开门的，坊里和官街的交通，非经里门不可，如果我们以现在对于那些热闹的大街的观念来理解唐代长安的官街，那就大错了。所以俞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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