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的“宣阳平康，南北俱有曲可通，不必外街”之说，完全是毫无根据之谈，其原因是没有看懂《北里志》，以为其中所谓十字街就是官街。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从李娃宅到李娃姨所税宅的路程吧：李娃宅是在平康里内横街西南的鸣珂曲，而李娃姨所税的空宅，是在宣阳里内直街东北方的小曲中。所以，要从平康里西南的鸣珂曲到宣阳里东北的小曲，我们必须走平康里中的横街（其全程长六百五十步），向东，至十字交叉点，然后向南走直街（其全程长三百五十步），出平康里南门，过朱雀门南之第二横街（宽四十七步），入宣阳里北门，走直街，东转，始抵小曲。这就是最捷近的路，算起来大约有五六百步左右，路并不算近。
可是这样解释了之后，读者之疑仍不能明，因为从平康里到宣阳里，虽则要经过我们前面所说的路径，但是两坊究竟还是邻坊，何至于会像传中所说的那样“日已晚矣，计程不能达”？这里，我们除了要了解唐代长安街里组织之外，还要知道唐代京师的夜禁之律。
当时长安是京畿之地，帝皇之居，为了治安起见，有执行很严的夜禁的必要。这夜禁是由金吾掌执的。天晚昼漏既尽，顺天门（神龙元年以后改称承天门）击鼓，各坊里闭里门，官街上就断绝交通，不听人行，只许在坊里之内来往。直到五更三筹，顺天门再击鼓，坊门复开，官街上始听人行。夜禁中还在官街上走的，就是犯夜，按律就得处罚。
在《李娃传》中，当荥阳公子初至李娃家，推说住处路远，想赖在那里的时候，姥曰：“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在沈既济的《任氏传》中，当郑六在妖狐任氏那里宿了一宵出来的时候，“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薛用弱《集异集》的《裴通远》条（《太平广记》卷三四五引），记裴通远自通化门归来，有白头妪随之，“至天门街夜鼓将动，车马转速，妪亦忙遽而行”；而牛肃《记闻》的《张无是》条（《太平广记》卷一百引）也记“天宝十二载冬，有司戈张无是，居在布政坊，因行街中，夜鼓绝，门闭，遂趋桥下而跧”等事。这些记载，都可以作为唐朝严厉执行夜禁的旁证。
夜禁的法令，在《唐律疏义》上说得更明白。该书卷二十六《杂律上》《犯夜》条律云：
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
注曰：“闭门鼓后，开门鼓前，有行者皆为犯夜；故，谓公事急速及吉凶疾病之类。”疏义曰：“宫卫令，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槌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槌，坊门皆闭，禁人行，违者笞二十。故注云：‘闭门鼓后，开门鼓前，有行者皆为犯夜；故，谓公事急速……’但公家之事须行，及私家吉凶疾病之类，皆须得本县或本坊文牒，然始合行。若不得公验，虽复无罪，街铺之人不合许过。”既云“‘闭门鼓后，开门鼓前禁行’，明禁出坊外者，若坊内行者，不拘此律。”
律又云：
其直宿坊街，若应听行而不听，及不应听行而听者，笞三十；即所直时有贼盗经过而不觉者，笞五十。
《疏义》曰：
诸坊应闭之门，诸街守卫之所，有当直宿，应合听行而不听及不应听行而听者，笞三十。若分更当直之时，有贼盗经过所直之处，而宿直者不觉，笞五十；若觉而听行，自当主司故纵之罪。
这两条律文和注疏，把唐代夜禁令的施行方法解释得明明白白。《李娃传》中李娃姨氏之所以要等到日晚才对荥阳公子说“郎骤往觇之，某当继至”，就是利用了这犯夜的禁令，算定荥阳公子到了平康里之后，坊门即闭，不能即刻再回到宣阳里来质问李娃何以迁居，而她又可以从容收拾器物，退了税屋而去；而荥阳公子之所以“计程不能达”，至于弛其装服，质馔而食，赁榻而寝，及质明始策蹇而赴宣阳，也就是为了这个夜禁。总之，我们应该注意，娃姥施行她的奸计，其最大关键全在于利用这个犯夜律，使荥阳公子两面扑空，而金蝉脱壳之计始遂。
白行简在写这一段文章的时候，是确实有他的理由，而且也完全出于实情，决不是“漫笔书之”的，只是时移代转，当时人尽皆知的事，便不再为后人所理解了。后世的人不明白当时坊里的组织，不明白当时夜禁的法令，便至于不了解这一段文章的用心之处，反而怀疑到作者的错误了。
三
这里，我想对于作者白行简的生卒来作一番考察。但是，要想确定他的生卒，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着手的事。
关于他的卒年，除了一个不可靠的异说以外，白居易的《祭弟文》、《旧唐书》、《新唐书》、《唐诗纪事》等，都一致说他是卒于唐敬宗宝历二年丙午（八二六）冬。这是确实可靠的。
可是他活了多大岁数呢？他是在哪一年生的呢？关于这一点，在我的狭窄的阅读范围中，至今还没有见到明确的记载。白居易在《祭弟文》中没有提到，而他的常常说到自己的年岁的诗里，又极少说到他弟弟的年龄。
然而，在白居易的诗章中，却有一首诗可以作为我们探测白行简的年龄的线索，那就是《白香山诗集后集》卷七中的《闻行简恩赐服章，喜成长句寄之》：
吾年五十加朝散，尔亦今年赐服章！齿发恰同知命岁，官衔俱是客曹郎；荣传锦帐花联萼，彩动绫袍雁趁行。大抵著排宜老大，莫嫌秋鬓数茎霜。
而在“官衔俱是客曹郎”一句下面，还有他的自注，说：
予与行简俱年五十始著绯，皆是主客郎中
白居易对于官衔和服章都看得很重，“著绿”、“赐绯”，在他的诗中都被视为一件大事般地记下来。弟弟升官赐服章，自然也是可庆的大事，所以亦见于他的诗章。靠了这首诗，我们知道，白行简到了五十之年方才升任那“从五品上，著绯”的主客郎中。这也是确实可靠的。
可是，他是在哪一年升任的这个官职的，他在哪一年是五十岁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旧唐书》卷一六六，《列传》卷一一六，《白居易传》附的《白行简传》：
十五年，居易入朝，为尚书郎。行简亦授左拾遗，累迁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
《新唐书》卷一一九，《列传》卷四四，《白居易传》附的《白行简传》也说：
与居易自忠州入朝，授左拾遗，累迁主客员外郎，代韦词判度支，按进郎中。
根据新旧两个《唐书》的《白居易传》，我们知道了：白居易是在唐宪宗元和十三年戊戌（八一八）“量移忠州刺史”的；元和十四年己亥（八一九）三月，白居易和元稹在入蜀的途中相会，“停舟夷陵三日，时季弟行简同行”；当年的冬天，白居易又被“召还京师，拜司门员外郎”。所以《旧唐书》所记的“十五年”应该是元和十五年庚子（八二〇），白行简是随着哥哥一同入都的，而且，也和哥哥同时升了官，做了左拾遗。这个，白居易还写了一首《行简初授拾遗，同早朝入阁，因示十二韵》的诗作纪念。至于白行简的迁司门员外郎是哪一年的事，现在我们还无法知道，可是关于他在任主客员外郎的时间，我们却在《唐会要》卷五十九的《度支员外郎》条看到如下的记载：
长庆三年十二月，度支奏：主客员外郎判度支案白行简，前以当司判案郎官刑部郎中韦词，近差使京西勾当和籴，遂请白行简判案。今韦词却回，其白行简合归本司，伏以判案郎官，比有六人，近或止四员，伏请更置郎官一员判案，留白行简充。敕旨：依奏。
从这一段记载，我们可以知道，一直到唐穆宗长庆三年癸卯（八二三）十二月止，白行简尚任“从六品上”的主客员外郎，那么，他的迁升主客郎中，必然是在长庆四年甲辰（八二四）唐敬宗宝历元年乙巳（八二五）和宝历二年丙午（八二六）这三年之中了。可是，白行简到底是在这三年之中的哪一年做了主客郎中呢？
我们应该重新提出白居易的那首《闻行简恩赐章服，喜成长句赠之》的诗来研究一下：
白居易在那首诗的题目上既然是说“闻”又说是“寄”，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白氏兄弟二人并没有住在一起。长庆四年甲辰（八二四）初，白居易在杭州，同年五月离开杭州，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于洛中；次年，宝历元年乙巳（八二五）授苏州刺史，五月至任；又在宝历二年丙午（八二六）秋冬之交去任之洛。在白居易转徙无定的这三年间，白行简却一直居京未动。同时《白香山诗集》所收的诗章是按着写作时日的先后次序排列的，而后集卷七所收的诗章则都是白居易在苏州的时候写的。《闻行简恩赐章服，喜成长句赠之》一诗的写成，正是白居易到任苏州刺史第一年的秋天，也就是宝历元年乙巳（八二五）的秋天；那么，五十岁的白行简擢迁主客郎中一定是在同年的夏秋之交。从这年向上推到唐代宗大历十一年丙辰（七七六），白行简生，比白居易小四岁。我们已经知道他死在唐敬宗宝历二年丙午（八二六），因之也可以计算出来他得年只有五十一岁。他的生卒应当是：七七六～八二六。这样，拿来和白居易的活了七十五岁比较，我们对于这位“文笔有兄风，辞赋尤称精密，文士皆师法之”的《李娃传》作者的萎谢得那么快、那么早，真是感到无限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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