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歌荐序，垂币翘诚。虹开玉照，凤引金声。
[通和]："皇皇灵眷，穆穆神心。暂动凝质，还归积阴。功玄枢纽，理寂高深。衔恩佩德，耸志翘襟。"
拜洛受图的活动，是一次很好的民意测验。武则天的目的达到了，既然她已经稳步走向皇帝宝座，那么正式戴上皇冠，改朝换代的时刻，就要来临了。《大享拜洛乐章》作曲撰词，十分动人，字里行间，充满对洛河之神的敬仰和膜拜，从乐曲之名均有"和"字考察，说明则天对天时人和、政局安定、帝业昌盛、式播淳风，天下太平的向往。（吴以宁、顾吉辰《中国后妃制度研究》。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第214页）
"颂"的表现手法往往是这种"铺陈其事"，使诗歌显得整齐匀称，有气势。而这种形式正好与武则天追求宏丽的气魄，相合拍。武后前期爱好颂美的文体，主要是为了粉饰政治，宣传武周革命的顺天应时，以及女主权威的至高无上。因此她不惜人力物力，采用各种形式来夸耀自己无可比拟的伟大功德。……这种堆砌词藻，呆板富丽的颂体诗自然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武则天追求宏丽的气魄，对于盛唐以壮丽雄伟为上的审美观念的形成，应有潜移默化的作用。那个时代的种种伟观壮举，虽然奢华，却也显示了盛大的帝国气象，大大拓宽了文人们的胸襟和视野。在这方面，《曳鼎歌》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唐会要》卷十一载："天册万岁二年三月二日，重造明堂成，号通天宫。四月朔日，又行亲享之礼，大赦，改元为万岁通天。其年四月三日，铸铜为九州鼎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蔡州鼎名永昌，高一丈八尺，受一千二百石。冀州鼎名武兴，雍州鼎名长安，兖州鼎名日观，青州鼎名少阳，徐州鼎名东源，扬州鼎名江都，荆州鼎名江陵，梁州鼎名成都。八州鼎各高一丈四尺，受一千二百石。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各写本州山川物产之象。仍令著作贾膺福、殿中丞薛昌容、凤阁主事李元振、司农录事钟绍京等分题之，尚方署令曹元廓图画之。仍令宰相诸王率南北宿卫兵十余万人并仗内大牛白象曳之，自元武门外曳入。天后自制曳鼎歌调，令曳者唱和焉。其时又造大仪钟，敛天下三品金，竟不能成。九鼎初成，制令以黄金千两涂之。纳言姚璹谏曰：'夫鼎者神器，贵在质朴自然，无假别为浮饰。臣观其状，光有五彩辉焕，错杂其间。岂待金色，方为炫耀。'从之。开元二年八月十八日，太子宾客薛谦光献《东都九鼎铭》。其《蔡州铭》，武后所制。文曰：'羲农首出，轩昊膺期。唐虞继踵，汤禹乘时。天下光宅，海内雍熙。上元降鉴，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崇等奏曰：'圣人启运，休兆必彰。请宣付史馆。'诏从之。"（[宋]王溥《唐会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第279页）
在这种背景下，武则天做《曳鼎歌》，全篇充满了对先王的歌颂与崇拜，也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出武则天的雄伟的志向与气魄。这些颂诗写得颇有气势。在武则天统治时期，重视诗歌气势之美、崇尚天然壮丽已成为诗歌创作风尚。紧承武周的中宗朝，虽只有五年，但其风益炽，更表现出了武周的余威后绪。由此可见，诗歌中的盛世气象并不是玄宗朝才突然产生的，早在武后朝就渐露端倪了。在她的倡导与影响下，宫廷中产生了许多气势飞动、气魄宏大、表现盛世景象的作品，这些作品是当时宫廷生活、都市景象、人们心态的反映，是武后朝国力、国势的艺术折射。诗歌由初唐走向盛唐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诗境的开阔和气象的宏大，这与武则天时期造成的审美时尚是有关的。
总之，"颂"诗在武则天的诗歌里占了较大的比重。这些"颂"诗的意义在于：其一，继承了《诗经》中"颂"的传统。其二，宏大气势对从初唐到盛唐的转变起到了引导性作用。这类诗以歌功颂德为旨归，反映了武则天时期政局安定，国力强大，列国朝拜的社会现实，同时也展示了武则天的内心世界，即她作为帝王的抱负、主张以及忧虑，体现出她作为一代女皇鲜明的王者风范和帝王气概。诗中最突出的是其中所表现出的开创太平基业的信心与决心，这对唐人精神风貌的影响应该说是深远而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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