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皇后废立，事实上也沉重打击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其四，当时武昭仪在朝中羽翼已丰，高宗基本已为其左右，其登上皇后宝座是大势所趋，即使有若干阻力，但也仅是时间问题。李勣审时度势，以其性格和一贯的处世原则，当然不会与武昭仪对立，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李勣一生经历复杂，性格复杂，处世原则多变。李勣起初投瓦岗军首领翟让，献奇谋而建大功，后来说服翟让让贤，奉李密为首领。唐朝建立之初，李密同割据东都的王世充势力交战不利，便入关归顺唐朝。这时，瓦岗军控制的地盘"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勣并据之，未有所属"。李勣对长史郭孝恪说："魏公（李密）既归大唐，今此人众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献之，即是利主之败，自为己功，以邀富贵，吾所耻也。今宜具录州县名数及军人户口，总启魏公，听公自献，此则魏公之功也。"唐高祖得知此事，夸奖李勣是"感德推功"的"纯臣"，立即授予他黎阳总管、上柱国，莱国公，不久加受右武候大将军，改封曹国公，把他由"徐"姓赐为国姓"李"氏。后来李密反叛，途中被镇压，李勣上表请收葬，高祖批准，李勣遂披麻戴孝，与旧僚吏将士将李密以礼安葬，"朝野义之"。可见李勣不仅明晰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而且目的明确，所采取的步骤皆合时宜，其心机缜密可见一斑。投唐之后又有插曲。河北窦建德攻打河南，李勣兵败投降，其父被窦建德扣为人质。后来，李勣不顾其父，找了个机会"自拔归京师"。（《旧唐书》卷六七《李勣传》，第2484页）兵败不死而降，其不忠于唐统治者是肯定的，但是却保住了自己和富贵，并换取了窦建德的信任，可谓留住了青山，其当时并非没有真心投靠窦建德以观形势之意。后来唐王朝与窦建德的兴衰已分，李勣又决然叛窦建德而降唐，而且不顾父亲的死活，这既对窦建德不忠，同时也是不孝。他事奉多主，皆获重用，是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和功绩使然。但是其以自己的利益为基础和核心，来选择主人，并不忠于某一个政权或个人，为了自己利益，可以不顾大节，性格和立场多变，虽处乱世，其行为也不能免除非议，当然不能算作忠臣。这样的人，要获得统治者的完全相信是不可能的，太宗病重时对李勣的处置，正是反映了他对李勣为人的真实看法。对于李勣来说，可谓是咎由自取。王皇后才能平平，而武昭仪已锋芒初露，表明其非等闲之辈，已经彻底地击败了王皇后的势力，掌握了朝廷相当大的权力，故其登上皇后宝座之势已难逆转。当时执政大臣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只能顺其潮流。李勣久历风云变幻的官场，对时局洞若观火，为保住自己的官爵地位，也不想和不敢与武氏为敌，唯一的选择是支持武则天上台，这也是李勣支持高宗的主要原因。结果表明，固执己见、恃太宗之势反对武则天的帝舅长孙无忌不久即遭许敬宗诬陷，终致流配边地，死于非命。褚遂良被贬为边州都督、刺史，卒于官，其死后被"追削官爵，子孙流配爱州"。（《旧唐书》卷八○《褚遂良传》，第2739页）而李勣后充任封疆大吏，加太子太师，增食实封通前一千一百户，死后陪葬昭陵，"光宅元年，诏勣配享高宗庙庭"。（《旧唐书》卷六七《李勣传》，第2488页）可见李勣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两人，由于在武则天上台时所持的态度不同，其下场遂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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