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这小镇，人口不过两万，不可能有公共汽车，更别说像香港那样招手即停的出租车了。
这些自行车有点特别，是农民创造的特种“客货车”。车架上多焊了两条钢管，后架固定着一块黑乎乎的木板。装猪笼是它，装粪桶是它，载香港客也是它，人畜不分，有什么就载什么。一些自行车在眼前驶过，有的捆着猪笼，载着哇哇叫的猪仔；有的载着从香港过来的旅客。有一辆自行车载着一位涂着口红戴着金耳环金手镯镶着金牙的香港女人，显得特别光辉耀眼也特别滑稽。猪呀，鸭呀，人呀，就靠这些“客货车”开路。
方辛用家乡话跟车夫交谈：“老乡，带我们到县革委会吧。”
“县革委？我们不去。”
“为什么？”
“政府不允许我们搞自发。同志哥，家有老小，日子艰难。我们来这儿搭客，搞点油盐钱过日子。政府不准。批我们‘方向’，说我们搞资本主义。”
方辛一听，哈哈大笑：“这算什么资本主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资本主义？这样的资本主义也太不值钱了！老乡，放心好了，搭我们去吧，不会亏待你们。”
“同志哥，载你们到惠州到东莞都可以，县革委我们不敢去。我们不敢跟官府打交道。你们要我们到那里是捉虫人屁股。到了县府，自行车没收了怎样讲？这是我们的饭碗。你不怕，我怕。同志哥，自己想办法吧。你行你的路，别找我们麻烦。”
他们调转车头要走。方辛叫住他们：“老乡，帮帮我们，送我们一段。不到县革委我们就下车，好么？”
“你们是什么人？”对方很有点警惕。
“我们是做生意的。到县革委办点事。别担心。我们不讲，保证不讲。我也是深圳人，宝安客。自家人还不相信自家人么？”
方辛这一日客家话和诚恳的态度，终于使车夫们觉得可以信赖。他们开出价钱，少得可怜。这份辛苦脚力工，要的钱加起来还不够方辛在茶楼喝一次早茶。方辛心里感叹：这就是我们的客家乡親，那么穷，又那么忠厚。
车夫催他们赶快上车。他们环视左右，有点紧张地告诉这些香港客；“快！等会儿来了民兵就糟糕。民兵有时来这一带巡逻。遇上脾气坏难讲话的，不单扣自行车罚钱，多讲两句，还打你一顿，专你一顿无产阶级的政。这才叫冤枉呀同志哥！”
方辛听着这些，心里实在不是滋味。“无产阶级专政”也“专政”到农民头上？深圳这地方不是发神经吧？看着车夫如临大敌的样子，方辛招呼同伴赶快上车。
凌娜自小到大，还没乘搭过这样的交通工具。东南亚国家也开始进入高速公路时代。哪有见过这般难看的交通工具和如此糟糕的路。看着自行车脏乎乎的坐板，对着汗渍斑斑的农民后背，凌娜小姐头皮有点发麻。她会开汽车，不会踩自行车，真不知如何上车。车夫催促她赶快上车。她刚跨腿，鞋又掉了。凌娜从来没这样狼狈过。曾国平热心地过来帮忙，要抱凌娜小姐上车。凌娜脸一红，将他推开了。方辛过来扶了她一把，让她在自行车后座上坐稳。折腾了一会才定位坐稳。憋得凌娜小姐脸都红了。
方辛无可奈何地笑道：“小姐，到什么地方唱什么歌。委屈一点吧。注意安全，抓紧后架，别栽下来。”
一群农民载着这几位港客，在布满泥泞的土路上稳稳当当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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