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革委会主任到北京参加学习班了。干干瘦瘦的县革委会副主任罗一民主持县三级干部会议。大陆人多、会多、官员多。世界上很有名了。
毛泽东主席以雷霆万钧之势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搞得天翻地覆，天昏地暗。神州大地，战鼓喧天，凯歌高奏。在山呼海啸的万岁声中，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旧的官僚政权已被彻底粉碎，各级政权机关就有了响当当的新招牌——革命委员会。
会议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做好春耕准备工作。快开春了，种子、化肥、劳力……诸如此类一大堆问题。二是如何进一步组织警力和民兵，拦截捉拿非法越境外逃人员，搞好“政治边防”。这一直是县里的中心工作。
过了一条界河就是香港。小小的深圳河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分隔开来。几十年来，县里的主要工作就是如何堵塞外逃分子，建设好“政治边防”。这是很沉重又很难做好的工作。
深圳是个奇怪的地方。罗一民觉得这地方老上演一些闹剧。有些事想起来，至今还心头发憷。
印象最深的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困难的年头。那一次，不知从哪儿传来谣言，说英国女皇发布诰谕：偷渡外逃到香港的人可以立即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谣言像风一样传播，许多人像疯了一样。数不清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到深圳。谁也搞不清究竟有多少人。这股外逃风潮像洪水般来势凶猛。人群密密麻麻压在边境线上大冲线。那阵势，谁看到都会头昏脑涨，简直像农民暴动。
饥饿的群众如疾风暴雨，成群结队从界河各处向那边厢逃跑。这边厢各式武装力量都出动了，各种宣传机器都开动了。香港那边也动用了各种警备措施，都无法阻拦洪水般的人流。香港街头一下子涌进数不清的人流，香港大为震动。不少商店关了门。香港人被这洪水般的人流吓得脸都青了。
在香港无親无故的人在街上转了一两天，发觉不是那么回事。英国女皇没有什么诰谕，香港人也不欢迎他们。到处关门闭户，连一碗开水都喝不上。还不知道厕所在哪儿，就随街屙尿。香港仔如此无礼，尿他娘的香港。有些人到了香港没有着落，一天下来，又渴又饿，像到香港乘了一次墟，饥肠辘辘地回来了。
那些天，罗一民站在广播车上，嗓子都喊哑了。外逃的人差点把广播车推翻，把高音喇叭砸了。后来有关部门说这是反革命事件，抓了一些人。
罗一民觉得这“政治边防”的头儿难当，工作难做。
会议开了两天，重点研究如何加强措施确保“政治边防”。讨论来讨论去，还是老一套路数。大家绞尽脑汁，也苦无良策。大家知道农民苦，心知肚明不敢直说。大家讲的都是些门面话，无非是“警惕”、“保证”之类，越谈越没劲，连公安局长都打瞌睡。他抓人也抓烦了，抓来抓去大体是一些农民，有的抓了几次还照样跑。如果把这些人一枪崩了也省事，不过是消耗一粒子弹，但对非法外逃人员，上面有一条硬政策——这些人可以拦截，可以抓，可以送去监管所，只是不准开枪杀人。
抓起来的人已经够多了。内线樟木头那儿的监管所建了一处又一处，仍然人满为患。
对待外逃的问题，罗一民的心情常常是复杂矛盾的。
罗一民是宝安人。早年是东江游击队战士，活跃于香港九龙宝安和珠江三角洲一带，复员后一直在县里当干部。县里的主要工作是搞好“政治边防”，把反偷渡外逃当作中心工作来抓。可县里有些村落，几乎整个村的人——包括一些村干部和共产党员——都跑到那边厢去了，只剩下一些走不动的孤寡老人，在门口打苍蝇，看着空落落的简陋泥屋和荒凉的农田。
“十室九空人南遁，家里只剩老和少”——这就是深圳的写照。
贫穷，是可怕的东西。
罗一民内心同情这些非法越境农民。家乡那么穷，三荒四月，许多人家里揭不开锅，吃糠啃菜。上面拨下来一些救济，半是番薯半是粮；僧多粥少，解决不了他们的困难。倒是逃出去的那些人想办法往村里捎钱捎油捎米救济乡親。他们捎回来的度荒物资不比政府拨下来的少。
经验告诉他，逃出去的人多数是为了活命，为了日子过得好一些，不是去做什么坏事。还没听说宝安人到那边去当美蒋特务。
作为县里主管政法的头儿，不论心里如何打鼓，只能按老皇历办事，一年年一月月去抓“政治边防”，去抓去管这些偷渡外逃分子。这是从精神到[ròu]体都非常疲劳的工作。
前不久出了件事：一个民兵深夜巡逻，违反规定开枪扫射偷渡分子。据说是喊了几次，他们还逃，就开了枪，把一位外逃的人打死了。罗一民去看了，死者是一个孕婦。罗一民大怒，当场叫人把这民兵扣押下来。
罗一民看着这一尸两命，心里落泪：当年参加游击队出生入死，不就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么。几十年了，农民的好日子没过上，为了到外面寻找丈夫找一碗饭吃，却陈尸河岸……罗一民觉得这子弹就像射在自己身上，觉得自己手上有血……
这种心境是别人难于理解的。
会开完了。罗一民准备下楼回家吃饭。办公室主任走来汇报：有港商找他。已在会客室等了一会儿了。
“港商？来干什么的？”
“没说。只说跟你是老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