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相识。”
港商，什么港商？怎么会有港商来找他？
经历过“文化革命”年头，港商这字眼比狗屎还臭。好像他们身上有瘟疫会传染给中国官员。前些年，广东“革命政权”在广东大搞“反策反”运动。这古怪名词不知是哪个龟蛋发明的。他们说，香港那些反动家伙在大陆大量发展特务，一封信就可以发展一个特务。革命政权机关对有港澳关系的人发出严重警告：自己身上有屎赶快屙赶快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吓得有港澳关系的广东人屙尿都打冷战，不敢跟香港親友通信，生怕被打成特务分子。香港那边过来的信件都要经过检查，看看反动的香港人信件中有什么联络暗号。搞得广东人心惶惶，好像广东到处是特务。那时罗一民虽然在牛栅，那种恐怖他是知道的。
港商就是资本家，资本家就是反动派。这是“革命年头”流行的概念和简单的逻辑推理。按照惯例，香港那边来人不能单独接见。罗一民虽然比较通达，但不能违背革命原则。罗一民叫住办公室主任，一道往会客室走来。
罗一民到会客室一看，愣住了——
简易的木头沙发上坐着那人，不就是当年东江游击队的老连长方辛么？
“一民！”西装革履的老连长站起身，热情地伸过手来。
“老首长，是你呀！”罗一民十分高兴又十分意外地迎上前去，伸出双手，紧紧地跟方辛握着。
方辛望着这老部下微笑。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罗一民激动地望着方辛。
“东风呗。”
老连长的样子没有大变，方脸广额，剑眉虎目，额头上那道疤一眼可见。那是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在方辛额角掠过留下的印记。
罗一民疑惑地问：“老首长，你就是他们说的港商？”
“奇怪吗？”方辛笑着问。
“真想不到。我只听人说，“文化革命”中你在北京被关进监狱，整得很苦。”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方辛笑笑，“我改行了，不当官，当商人了。北京派我到香港大华轮船公司当老总。大华公司，知道么？老牌的中资公司。清朝就有了。”
“听说过。”
罗一民听说过有这个公司。据说是清朝那个卖国贼李鸿章搞什么洋务运动时办的。
几位西装革履的人物，出现在革命政权机关里特别刺眼。这年头，国内还流行着军干装，中山装，多裙子的姑娘都少见，谁敢穿西装？眼前这些人物，除了老连长，其他几位，一看扮相，就知道是资产阶级少爷小姐。
那个留着长头发的后生仔，男不像男，女不像女。“文化革命”一开始就革过这种头发。小将们一看见这种头发就当街上剪刀，见一个抓一个，当街剃头。绝对没有人情讲。
那女人穿的喇叭褲也够呛，也是那革命年头的革命目标，见一个剪一个，抓住你，剪刀一拉，从下面剪到膝盖部位。如果胆敢顽抗，就抓起来打一顿，让你知道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穿着叫什么？罗一民想了一会，才想起来一个名词——“奇装异服”。对了，奇装异眼！
老连长就领着这样的人做事？他觉得有点不对味。罗一民一句话冲口而出：“老首长，听说这大华公司是卖国贼李鸿章搞的，名声很臭，你怎么跑到那儿干事了？”
方辛哈哈一笑：“什么名声不名声，你对那边的事懂得多少，一时半刻讲不清楚。反正是我们国家的公司。我为国家打工。明白这点就行了。”
曾国平悄声对杨飞翔说：“你看这土包子。”
“收声！这是人家的地头，你乱吠什么？”杨飞翔觉得这后生仔多嘴，盯了他一眼。
方辛把随同来的几个人介绍给罗一民认识。听见他们叫方辛“老板”，罗一民觉得很刺耳。老板就是资本家。叫人老板等于叫人家是牛鬼蛇神。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叫？老首长怎么变成“老板”了？不可思议。
寒暄过后，罗一民让办公室主任陪着那几位香港客喝茶。他把老连长单独请进一个屋里。大家都是党里人，又是老首长，方辛直人快语：“一民，你是一方父母官，海关出来那条路也得修一修吧。一过海关，就像进了烂泥塘。不但深圳难看，国家的脸面也难看。”
罗一民愁眉苦脸：“老连长，修路要钱。哪儿来钱？你也是深圳人，不知道这儿是贫困县？肚子都塞不饱，过两月就是三荒四月了，缺的口粮还不知到哪儿要，我正发愁哪！哪有闲钱修路？”
看见他一倒就是一肚子苦水，方辛也不好再说什么。
“老连长，你也是。过来给我打个电话嘛。我好派车接你。”
“电话？深圳就两条破街，我还不知哪儿找电话。知道我是怎么来的吗？”
“搭农民的单车来的。大概是这儿的主要交通工具。他们说，单车载客你们也当资本主义抓。”方辛叹了口气，“一民，怎么能这样搞？他们做那份辛苦工，就收那一点脚力钱，这也叫资本主义？有这样出卖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分子吗？在国门口做这蠢事，不怕人笑掉大牙！你这个书记是怎么当的？”
“老连长，一家人不知一家人的苦。你在香港，不知这儿的国情。”罗一民接过方辛的一支烟，“现在还是讲阶级斗争为纲。报纸上整天两个‘凡是’，讲得我都心烦。你以为我想这样？老实讲，我不是傻仔，有些事情，我心知肚明，又怎么样。唉，没有办法的事！”
“现在情况变了，三中全会提出要解放思想。一民，不要把什么都当作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也不是一切都坏。起码比封建主义进步一些吧。你应该懂得点历史。像自行车载客这样的事，就不应该抓，应该放。让农民口袋里有几个油盐钱，有什么不好？我看你们思想还没有解放。”
方辛还是老脾气，对老部下不讲客气。
罗一民笑了起来：“老首长，话不能这样讲。老实说，我们的思想够解放了，比三中全会还解放。三中全会公报明确地写着‘不要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我们这儿基本包产到户了。上头还号召学大寨。那玩意越学越糊涂，越学越‘令棍’（客家话：**），越学越穷。我们早就不学了。还不思想解放？”
方辛一时没有话说。三中全会公报确实有这样的句子，也是时代造成的一点局限吧。但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总体精神，看来罗一民还没有真正领会。要让这些县太爷们真正醒悟过来，弄清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还需要时间。别说他们，就是有些官居高位整天高呼大叫批判资本主义的人，也弄不清什么是资本主义，搞不清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有何分别。
走了许多国家之后，方辛才看清楚，国内有些人，往往以封建主义的立场批判资本主义；以小农经济的狭隘观念批判当代工业文明。中国封建传统毕竟太强大了。
这些话，现在对老战友无从谈起，说了也等于白说。
方辛吸着烟，感慨万端地说：“一民，解放三十多年了，家乡还这么破破落落。我看着都难过。搞成这样子，我们对得起谁？”
这一说，罗一民脸上火辣辣的。方辛大概还不知道他那个大龙公社，那儿除了一些渔民，村民们基本走光了，只剩下几位老弱病残在等着政府的救济粮过日子。要是他回到大龙公社，说不准会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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