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已中午。罗一民邀请他们吃饭。县革委食堂没有什么好吃的，罗一民领他们上街。县革委坐落在蔡屋围，走一小段路就是镇上的小街。
深圳没有像样的酒楼。小街上有几家国营饭店，虽然十分简陋，卫生条件也很差，经营的却是地道的客家菜，特别是狗肉煲远近驰名。
香港不准宰狗，谁敢宰狗谁就触犯大英帝国律令，要重罚甚至判刑。香港的狗死了得按照香港人说的人道主义或狗道主义精神进行处理埋葬。香港人大体是广东籍人士。吃狗肉是广东人一大爱好。广州佬叫狗肉是香肉。小孩子都会讲：“香肉滚三滚，神仙企唔稳（站不稳）。”广东人吃狗肉是出了名的。
香港地没有狗肉宴。有些香港人为了吃一餐狗肉，天气好时。专门结三拉俩过深圳来吃一顿。这几家小饭店生意也颇为可观。
深圳有狗肉，也是特例。那些年，广东许多地方大搞“打狗运动”，见狗就打。下令禁止农民养狗，搞得农民怨声载道。深圳这地方例外，因为是政治边防，养狗可以防卫，也就有点“特殊政策”。宝安县领导干部比较开明，上头不明禁，就让大家做。所以深圳有狗肉煲。
罗一民知返老连长喜欢吃狗肉，就请他们上一家比较像样的狗肉店。这家饭店选料好，厨师手艺也精良。罗一民招呼贵客一般都在这儿。
饭店门口竖着一块大木牌，上面大书若“香肉”两个大字。木牌上有苍蝇在爬。杨飞翔看见“香肉”两字，就眼睛放光。
饭店负责人看见县太爷驾到，自然是一脸笑容，热情招呼，叫伙计赶快抹台抹凳，斟茶倒水。那时没有三陪小姐，没有卡拉ok，连台布都没有。一个泥制炭炉上面放着狗肉沙煲，炭炉烧得红红旺旺，木炭哔卟地响。虽然四方饭台油腻腻脏乎乎，坐在台边却十分温暖，有一种很土朴的客家情调。
春寒时节，正是打边炉吃狗肉煲的最佳时候。
为了方便说话，罗一民让办公室主任陪那些客人吃饭。把老连长请至一个单独的小间，恭恭敬敬地给老连长敬酒。
酒过三杯，罗一民才知道方辛的来意。
现在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大华轮船公司要开拓市场，扩展业务，要搞码头，要搞配套的工厂，要搞综合开发。方辛这次过来，是看看深圳宝安有没有可以开拓业务的地方。
罗一民一边向狗肉煲里添油添生菜，一边说：“要说土地，这儿有得是。这儿的荒地很多。早年有个说法：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现在社会主义的草多得很。许多村镇的劳动力都走光了，地无人种，田无人耕。很多地方不长社会主义的苗，就长社会主义的草。我们正为这发愁。”
方辛默然。
罗一民跟方辛碰了杯，说：“问题是你们在香港搞的公司算不算社会主义？我心里没谱。一河两界，姓社姓资，阵线分明。人们都这样说这样看。这儿的地能不能给你们开发，我就拿不准了。”
方辛喝着酒，没有答话。
“你刚才说的事儿过去没有过，我们连想也没有想过，太敏感了。你虽然是我的老首长，我也拍不了板，复杂着呢。看来这事要省里或者中央才能拍板。”，
“我也知道事情复杂。只是来看看，不是要你拍板，你也拍不了板。”方辛转过话题。“这次是董事长叫我们来，摸清情况好向他汇报。一民，知道我们的公司董事长是谁吗？”
“我们的老团长董子元。想不到吧？”
罗一民愣住了：“老团长不是在北京吗，怎么也跑到香港去了？”
“一言难尽。”
方辛简单地说了老团长的情况。
方辛说，老团长在“文化革命”中吃了大苦头，说他是外国特务，在秦城监狱关了许多年，出来时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说话都困难。养了一年才恢复过来。
罗一民感慨地说：“如果老团长也是特务，中国就没有好人了！”
方辛说，老团长到部里之后，部长是我们的老司令，考虑到我们原来是东江纵队的，香港地头熟，派我们到香港。大华公司现在是老团长当家。我当他的下手。
罗一民没有想到他尊敬的两位老上级都去香港花花世界当老板了。怎么回事？乘着酒兴，一句话冲口而出：“老团长一世英名。曾经对我们说过，大丈夫应该轰轰烈烈死在战场上。想不到一转身，他也到香港当老板了。”
“一民，这又是一个战场。搞现代工业，不比打仗轻松。”
“不就是办个公司吗？”
“你以为办公司容易呀？”
罗一民不懂这些，殷勤地给老首长斟酒。
“就这样，我们到了香港，成了共产党的资本家——香港人这样说我们。在香港人眼里，我们既是资本家，又是共产党的官员。红的白的全有了。哈哈！”
“共产党的资本家。这名词新鲜。”罗一民听着也笑。
“要不是这些年七搞八搞，大华公司的资产会比现在多几倍，会成为国际大财团。香港很多大财团就是这十几年间发起来的。这些年，我们净干傻事，以为越穷越革命，真不知哪个王八蛋发明的理论。一民，你以为贫穷就是社会主义？”
这话触动了罗一民的心弦。革命搞了几十年，连老百姓饿饭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这样的革命在他心里也有个大大的疑问。不过，他觉得这是政治家考虑的问题，不是他这个小小的县官说得清楚的。
方辛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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