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编者要我写篇关于创造社的回忆。我虽然愿意写，不过郭沫若氏既经有《创造十年》出版了，其中论创造社经过颇为详尽，我如再来写，不单赶不上《创造十年》，并且也是多余的工作。无已，我只将创造社将形成之前的史实，就所能记忆者，写出来以塞责吧。
在郭、成、郁三位旧友中，我认识郁达夫最早。那是在民国三年春夏之交的时候。
谈到这里，不能不略述一下我国留学生在日本竞争考官费的事情了。清末与日本订有收容中国留学生的条约，要求日本开放官立学校五所，特别收容中国青年。所谓五校，即东京第一高等（帝国大学预科）、东京高等师范、东京高等工业、千叶医科专门，及山口高等商业。山口高商因中国学生闹风潮退学以来，便无形地停止招收中国学生了。当我们到日本的时候，只有四校可投考了。
我记得，我和郁达夫认识，是在民三考高等工业的时节。但结果我们都落选了。在那时候，留学生只想获得官费，对于专门是否适合于自己的本性，却罕有人加以注意。考过了高工，便有千叶医科可考。我早听见，习医必要解剖死尸，所以我不愿意投考。但郁达夫，据他对我说，在那年也跑到千叶去投考过医科。并且说他在旅馆中，还题有“不为良相当良医”那类的诗。但他还是没有考上。
第一高等的入学考试最迟，在七月初旬。当一高考试时，我又在一高校庭里看见了郁达夫。彼此只点点头，相视而笑后，便各人跑开，或在树荫之下，或在校门首的石段（？）上，暗诵各科的表解了。
当然，在这三四百人中，郭沫若也在里面，不过我们不认得他而已。
到七月下旬，一高考试的结果发表了。我们都入了选。这是由各省经理处可以查看得到的。我才知道那个小小的郁文是志望第三部（医科）的。
在一高特别预科同学一年间，我和郁文虽曾谈过几次话，说过几次笑，但也因为不同级，很少接触。至对于郭开贞，不单没有交谈过一句话，还不知道名叫郭开贞的是那一个人！
我们虽不同级，（因为文医特别预科编为一级，理工农特别预科又另编为一级。）但理化博物是特别在该科的阶段教室里合班上课的，所以有时候也可以在同一教室里看见他们。
教授一跨上教坛，我们便要立起身来致敬。过后，教授要点名，出席者要回答一个Hai字，意即“有”或“到”也。有一次先生点到郭开贞的名字，我便回转头来一看，我才知道那个头发剃得光光，脸色苍白，态度有几分高慢而又常作豪笑的四川同学便是郭开贞。
郁文常常在教室里吃小食。有一次，他刚把一小块饼干丢进嘴里，那个一团和气的化学教授管沼先生恰恰叫到他的名字，他忙把嘴里的饼干吐出到手掌上来，引得许多同学都大笑起来。和气的管沼先生也只当没看见。
“一团和气”亦是郁文替化学教授所下的评语。他对我说，化学教授的试题出得很大体。至于物理教授山川先生，真是诡计多端，专出疑难的应用问题来为难我们。
一年的预科，总算读完了。日本的教育当局便把我们分配到各地方的高等学校去和日本的学生一同肄业。我被派到九州熊本县的第五高等。郭开贞被派到冈山县的第六高等。郁文则被派到名古屋的第八高等。
在我们未赴各地方之前，我和郭开贞得着一个说话的机会，并且觉得他并不是如自己一年来所想像的那样傲慢不通人情的人。
在我赴九州的前一星期某天下午，我和一个同学姓余的，为诺贝尔的奖金而争论起来了。因为那时候，日本东京《朝日新闻》登出一个消息说，日本的高峰博士有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希望。余君极力称赞日本科学的进步，及日本学者的有为。我听见讨厌起来了，便反驳他，纵令中国有比高峰博士更强的学者，诺贝尔奖金也不会临到中国人头上来的。我和余君两人所持的理由都很勉强，但都年少气盛，相持不下。到后来，给郭开贞听见了，他忙走过来调解。他说的话，我此刻想不起来了。但双方都为他折服了。这时候，郭君穿着渔家所穿的浴衣，似乎是刚从房州或其他海水浴场回到东京来。
又在这年暑假，我住在大队，郁文住在神田，常出来玩。所以常会得着郁文。于是我们更加熟识了。
在神田研数学馆的附近有一家很不像样子的中国共和党东京支部。我有一个小同乡在这支部里当干事吃饭，所以郁文和我都常来这支部里看看中国报纸。郁文有时跑来说，他做的诗在上海的某报已经登出来了，并将他剪了下来的拿给我看。有时又仓仓忙忙跑来说，他患了肺病，刚才又吐了一口血呢。他那时的态度是很无邪得可爱。他身上常只穿一件很破旧的日本浴衣，我们朋友都怪他过于不修边幅。
进了凉秋九月，各人都赴各人的目的地求学去了。在开学后，曾和在名古屋的郁文通过一二次信。老气横秋的郁文竟批评我信里面的文章说“清脆可读”。我当然不单不感着快感，并且觉得郁文太岂有此理了。
嗣后便信音杳然。
匆匆地又读满了一年，快到了欧战第二周年纪念了。
我于那年（民五，即1916）暑期，早和在东京的同乡约好了，一同到房州去洗海水浴，准备在那边租一所房子，住一二个月以锻炼我们的孱弱的身体。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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