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全都是骗子，安迪，全都是骗子，他们中每一个该死的人都是。他们要的就是你的钱。
说话者是乔·盖洛，一个有四十多年历史的暴徒，最近十几年为甘比诺家族的做顾问。顾问这个职痊，也可作幕僚，是秘密犯罪组织的第三级首领，这份差事非常适合盖洛。他是个天生的外交家知道怎样驱使别人，他知道什么时候态度应该强硬，什么时候该息事宁人。总的来说在这方面他具有杰出的本能。他举止端庄文雅、沉默寡言，但他是个了不起的谎言家。在这一点上他与其他大部分暴徒有很大不同，那些人说谎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仅仅是因为对实情避而不谈是他们的第二天性。盖洛说谎则有其目的性和智慧--还有某种魔力，在顾问这个职务上，他有许多责任。当家族之间因为划分地盘而引起争端时，就需要顾问向首领提出各种解决方案，或者在头日中间做调停工作，使他们意识到有必要坐下来进行一番谈判。如果某个小卒陷入了法律纠纷中，他的头目就需要和顾问商讨这个人的坚定程度是否可靠，是否该安排他沈亡，还是把他干掉更为谨慎些。在犯罪家族之间的争执中，受人尊敬的顾问的职责就是缓解可能会导致帮派大战的紧张气氛。
严格地说，顾问没有自己的权力，只依靠首领获得他的影响力。但是，像盖洛这样一个既忠诚可靠又经验丰富的人在履行以上义务时拥有广泛的权力。比如说，保罗·卡斯特兰诺会发布一些简短生硬的指示处理那些他不太感兴趣的事：职权格罗拿得太多了，让他少拿点。然后盖洛就得决定应采取哪种方式执行这个指令。威胁阿格罗？把职权格罗的假发弄乱？像一个和蔼的叔或一个耐心的顾问一样靠诉职权格罗？把其他赚钱容易的事分一分给阿格罗以弥补他收入的损失？如果说是卡斯特兰诺为家族的行动做决策的话，那么具体实施的关键职责便由乔，盖洛担当。
“该死的律师，”盖洛说：“全都是骗子。他们同尔反尔的样子真让我作哎。当我遇到某位品高尚的检察官或某位自命清高的政府律师时，你知道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我会彬彬有礼地要一张他们的名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知道，某一天，某个时候，他们会说，‘废话说得够多的了，’为了那点微薄的薪水为联邦政府工作，办理的案件有一半都是垃圾。他们就会为我们做私人辩护。然后他们就他媽的富起来了。”
“我们俩都见过这种事，对不对，安迪？汤姆·普西奥和乔尔·科恩，前一天他们还戴着白帽子，穿着廉介的套装，第二天他们就戴着黑帽子，穿着定制的套装了。那人小崽子罗伊·科恩又怎么样？前一晚上他还在外面和上层人上密谈，第二天就为了辩护几个扯淡的案子敲汤米·甘比诺的竹杠。这就是他们做的事，安迪。他们为政府做点本职工作，然后就为他们铺开的所有业务联系来敲我们的竹杠。他们仅仅从南汉顿打个电来谈几句就要价几千美元。这不是废是什么？”
乔·盖洛，因为他能自由出入斯塔滕岛的白宫，他也就自然成为联邦一局制造混乱的战略目标。头目们需要特别的规则才获许与保罗·才斯特兰诺面谈，但是盖洛就像个国务卿一样。他要做的只须在一部付费电话里扔进25美分，说一声：“保罗，我想我们该谈谈了。”
安迪·库林斯来到这儿，提问题，暗示一些名字，目的就是想使盖洛紧张起来，这样也入场会引起巨头保罗的不安，这样也许会导致某种错误判断使执法部门可以对其提出起诉。但是坐在夸夸其谈的乔·盖洛面前，库林斯有理由怀疑这一策略是滞有效。
盖洛任何狼狈的感觉也没有显示出来，事实上，这位老人唠叨得越多，乎就越放松。
这位顾问正在他的非官方总部--斯佩拉扎快餐厅里滔滔不绝地说着，这家快餐厅位于昆斯区阿斯托利亚的百老汇大街与新月大街交叉口的东南角。1981年，盖洛69岁，他按传统方式行事。以其在黑手党暴徒中的老资格和目前占据的稳定位置，他几乎肯定是位百万富翁，但他仍住在一点不繁华的新月大街上一栋简朴的公寓里。在他的名下没有任何财物，他甚至没有一个银行户头。他身上总带着厚厚一叠5o和10o元面额的钞标，但他总是尽量不让人看见这些钱。他似乎觉得钱一旦被人看见就会变得危险。
如果黑手党暴徒同僚们想要和这位甘比诺顾问谈谈，他们知道往“糖果店”里给他打电话--也就是用斯佩拉扎三部付费电话中的一部（许多年以来，盖洛一直确信他家的电话被窃听，实际上并没有）。
至于接见甘比诺成员，包括约翰·戈蒂、乔·阿默恩、汤米·阿格罗和其他许多人，见西方式或是在斯佩拉扎坐在绿色塑料倚中喝着咖啡，或者在附近八个街区之内的其它六个饭店中的某个饭店里碰头。
盖洛不是那种有特殊癖好的人。他不需要在曼哈顿炫耀自己，也不想在黑手麇集的布鲁克林抛头露面。他只想在昆斯不露声色地甚至是温和地统领着他自己那一小块封块。当他想要一个新的情婦时，他甘愿从附近的指甲修剪师和美容师中挑眩许多其它的暴徒一旦有了头发花白的迹象就伸手去拿希腊配方的瓶子；盖洛却宁肯让自己的头发变得如同老祖父般雪白。他不注重修饰，除非他离开阿斯托利亚去参加重大的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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