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巴拉的大型宴会是次要的。纠正丑闻也是要达成的交易，这种丑闻与大肆鼓吹的“荣誉规则”相悖，严重威胁内部安全，这证明黑手党是多么注重美国的商业文化--一种把任何事物都成商品的文化。
回顾1930年，在众所周知的斯塔比亚战争中，当敌对的双方都需要温暖的躯体时，人们可以发现秘密犯罪组织成员资格的规则是何等的软弱无力。
基本上，只要有一个该组织的成员做介绍人，任何一个背景清楚的意大利血统者，只要他愿意献血为盟便可以加入该组织。当巷战停止时，这种政策就显得更为愚昧。越来越多的贪婪的人伸手向暴徒的非法生意要利。该组织如此松散地发展成员的情况持续了20年之才正式结束（尽管有些社会关系很好的青年仍然通过结婚来达到加入组织的目的）。
直到1954年，当街头打手明显短缺，黑手党面临被其他种族组织排挤掉的危机时，才开始重新积极地吸收新成员。最热心的征募者之一是名叫弗兰克·斯卡利斯的阿纳斯塔西亚的副头领，外号“厚脸皮唐”，到1957年，人们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积极：他出售暴徒的成员资格--好像这个犯罪组织是一个有声望的国家级俱乐部一样--价格高达5万美元，他把钱装进了自己腰包。
不圣洁么？这种贪污行为在那个时期是难时想像的。那时，暴徒的成员资格被看成是一种极高的荣誉，要付出勇敢和男子汉的行动（通常是谋杀）才能得到，并不像买一台卡迪拉克小汽车那么容易。
再则，为什么有人以5万美元的代价加入暴徒组织呢。除非他是想以拥有暴徒的成员资格而自吹自擂？“厚脸皮唐”的贪心和不计后果危及到了黑手党的秘密，当他在布隆克斯一家水果市场榨番茄汁的头和脖子挨了四枪。
然而，消灭斯卡利斯仍然解决不了出售成员资格的问题，在乔·巴巴拉的巨头宴会上这个问题被提了出来。
阿帕拉钦会议的最后目的是要设计出一个应个缉毒局（那个时期，执法部门中对暴徒最具挑战性的敌人）的策略。到了50年代，缉毒便衣警察们已经有了一个线人网络；再进一步，由于对*醉剂毒品犯的量刑更加严厉，人们也就更愿意为政府提供证词与此同时，海洛因的贩运受到了监控，而其他黑★经典书库★社会团伙也被搞得惶惶不安、七零八落。
此时，（值得对保罗·卡斯特兰诺的继承权的关注加以注意），暴徒们开始考虑公共关系。当然，作为犯罪组织是不能进入官场的。从1957年起，不再存在成员资格，同时，这时期黑手党突然找到了它自己的表现方式，它不知不觉中几乎成为所有犯罪集团的象征，或真或假地在演奏中扮演角色。
纽约暴徒的首领们（照例被报刊登载，外国的新闻媒介、电视新闻中也提到他们）开始明白他们有一幅“肖像”。不同的犯罪活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肖像”，例如，暴徒内部有效的谋杀可以告诉人们，这沙暴徒是一艘密封的船，内部有铁的纪律，但并不騒扰外面的人，这是有利的；其责任的艰巨性和残酷性也都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但其他的活动（例如出售海洛因）创造出的“肖像”却无法令人满意。暴徒们仅仅是商品经销者和提供服务者的这个长期的神话（非法酿制、出售酒，掷骰赌博，普通的人喜欢，政府却令人扫兴地制止这些活动）会被揭穿。
暴徒们这幅黯然失色的罗曼蒂克的逃犯“肖像”具有经济上的含义。到1957年，这“肖像”看上去有几分悲惨，这使其他犯罪团伙的暴徒在进行非法敲诈活动上必须付出更昂贵的代价。警察的工资不高，但让许多的走私犯相安无事，为毒品贩子们开方便之门会使他们更加的不安。非暴力的违法生意已经被容忍了数年，这些生意就像电唱机和弹球机那样无害--由于牵联到冒牌货，这些生意遇到了压力。在阿帕拉钦经营的最后一点生意也被列入毒品禁令之中--这种禁令总是不那么奏效。在某些人眼里，在关闭所辖头这些生意的过程中，教父们正集中力量赚取*醉剂的利润。
阿帕拉钦对于保罗·卡斯特兰诺来说是个光荣的时刻，他的权位在这伙暴徒少有的几个极权者中达到了奥林匹斯山的巅峯。只有这类精华才会被乔·巴巴拉所邀请--全国各地暴徒的头目中受邀请者只有10o多人。即使在这群人中，卡斯特兰诺在别人看来也处于特殊的地位，在这个依然是传统式的老人统治的首领群体中，他只42岁，是最年轻的一个，犹如一颗在上升的新星。如果把阿帕拉钦看成是著名的黑手党大厦，那么对于布法罗的斯蒂芬诺·马加迪诺，佛罗里达和阿哈瓦那的路易斯·特拉菲肯特或对像乔·普罗法奇和乔·博纳诺之类的纽约传奇式的唐们来说，卡斯特兰诺只不过是个米老鼠。
另外，据说卡斯特兰还是一位男士的親密朋友和被保护者，在那时此人的地位直线上升。作为除掉阿纳斯塔西亚的同谋，卡洛·甘比诺得到的回报是接替死者的位置，成为纽约最大家族的首领。现在，甘比诺的第二个靶子只剩下吉诺维斯自己了--当时没人知道吉诺维斯不久就会指控犯有毒品案人狱，他一直被关押到1969年死去为止。
便正像人们所知道的那样，这次的阿帕拉钦会议几乎是没有开始就结束了。纽约州的一个警察萨金特·埃德加d·科罗斯维尔注意到一大群小汽车聚集在巴巴拉家门前，而人们知道，巴巴拉的社会关系都是下等社会的人。他偶然间成为被监视的目标。
于是，科罗斯维尔打电话要求增援--在那个偏辟僻的地区，只有2辆小汽车和3个骑兵。他设置了一个路障把汽车路线从巴巴拉家引向错误的方向。
一个望风的暴徒发现了这个警察的活动，于是这些黑手党枭雄们惊荒失措。
一些人窜进轿车，并没注意骑兵已经设了路障正等着这些暴徒的到来。这些骑兵并未接到逮捕或类似的命令，他们所能做的只是记下名字、地址和车牌号。
与此同时，其余的“尊敬的男子汉们”弃车而逃。
他们像挣脱了镣铐的犯人，飞快地越过田野，在巴巴拉家附近的树林中觅路。这些技艺低下的樵夫们，这些城里人在林子中徒步绕着圈子，价格昂贵的衬衣被荆棘刮成了碎片，脸被树枝划破。他们扔掉了枪和多余的现金，如同沿着树林漫步，很难说清谁是这些弃物的主人，几个月后，人们还能在林子里发现腐烂的百元面值的钞票。
大约有50名暴徒逃脱了阿帕拉钦的侦查，有63人落网。卡斯特兰诺是后者之一。他是在一个县城路边的枫树旁被拘捕的，那藏青色轻便大衣的拉缝处撕开了长长的一道口子，银色的丝巾吊在胸前，上面的花结七扭八歪，黑便鞋上沾满泥巴，平时洁净的头发此时又脏又乱、臭汗淋淋地散落在发戏的额前。远离熟悉的布鲁克林街道，刚刚逃出丛林的他又要被送往地方当局，虽然表面镇定，但他还是感到羞愧。1969年，卡斯特兰诺被纽约市大陪审团传讯就他参加阿帕拉钦会议之事作证。在那种场合，他那天生邪恶的面孔使他的自尊蕩然无存。他又回到了当时的情景中，断裂的人行道，跑来跑去的人，四处飞扬煤屑中和嘈杂的人声。他用老伎俩进行抵抗，对大陪审团说，他去看巴巴拉是为了与他讨论关于心脏病的问题。
起诉人问：“卡斯特兰诺先生，您42岁时有心脏病吗？”
“我不知道是否有病，但有时胸痛。所以我想找乔问问，因为那时他有心脏玻”这时事实。不少暴徒当时都讲过要在参加阿帕拉钦会议时探望乔·巴巴拉，对他的身体不适表示“慰问”。暴徒们逃跑之后，他的心脏病更为明显了。
当人们被传讯，被指控时，就会得心脏玻当他们被宣判有罪，知道要被担架抬出审判庭时，心脏病就会加剧；法官和心脏病学者都在为受害者履行自己的职责。黑手党党徒患心脏病并不奇怪，他们大量地吃牛羊肉，几英里长的腊肠，几吨的小牛肉。他们把所有的食品都胶着吃，再加上那些超负荷的工作。
起诉人接着问：“卡斯特兰诺先生，您在巴巴拉先生的朋友及合伙人探望他时去我征求他对葯物的意见，这是否是偶然的巧合？”
“是的”卡斯特兰诺说，声音有点吃惊。“现在您提到这点，我是这样的。”
由于拒绝合作，卡斯特兰诺破判蔑视法庭罪而服刑五年，他背地里吹牛说他会很愉快地度过这段时光。
然而，他只在监狱里呆了几个月就获释。根据1957年制定的法令（197年前的关于《反诈骗及腐败组织行为》条例中放宽了联邦在打击诈骗行为方面的权力），阿帕拉钦会议本身还不能构成犯罪集团。主要是因为秘密会议而定的罪，因此，其结论被推翻了”。
于是，保罗·卡斯特兰诺回到布鲁克林，成为比过去更为重要的人物。他又一次赢得了人们的好感并更坚定了忠心，他所做的一切并没使他遭受皮肉之苦，也没在狱中浪费更多的时间。他再一次表现出他的英雄气魄，几乎没费什么力气便又表现了一番。6o年代初期，保罗·卡斯特兰诺几乎爬到了他这个行业的最高位置，这种骗取高位的行为已经成为他得心应手的一种招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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