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全无实落下手虚，究一竟工夫，只做得个沈空守寂，学成一个痴汉，才遇些子事来，即便牵滞纷扰，不复能经纶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劳苫缠缚，担搁一生，皆由学术误人之故，甚可悯矣！
【187】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末见头恼，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著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实致真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诙、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孟子说「忘、助」，亦就告子得病立力。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气」之弊乎？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於後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188】圣贤论学，多是随时就事，虽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头脑，若合符节。缘天地之闲，原只有此，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论学虚说工夫，更不必搀和兼搭而说，自然无不合贯通者，才须搀和兼搭而说，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彻也。近时有谓「集义」之功，必须兼搭个「致良知」而後备者，则是「集义」之功尚未了彻也：「集养」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谓「致真知」之功，必须兼搭一个「勿忘、勿助」而後明者，则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适足以为「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义上解释牵附，以求混融凑泊，而不曾就自己实工夫上验，是以论之愈精，而去之愈远。文蔚之论，其於大本达道既已沛然无疑，至於「致知」「穷理」及「忘、助」等说，时亦有搀和兼搭，却是区区所谓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後，自将泽然矣。
【189】文蔚谓「致知」之说，求之事、从兄之闲，觉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见近来真切笃实之功。但以此自为不妨，自有得力，以此遂为定说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葯发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讲也。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便是孝，致此真知之真诙恻怛以从兄健是弟，致此真知之真诙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真知，一个真诙恻怛。若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事的真知不能致其真诙恻怛矣：事君的真知不能致其真恻怛，是从兄的真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真知，便是致却从兄的真知，致得从兄的真知，便是致却事的良知。不是事君的真知不能致，却须又从事的良知上去扩充将来。如此，又是却本原，著在支节上求了。真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当下具足，更无去来，不须假借。然其发见流行，却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虽则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而原又只是一个：虽则只是一个，而其间轻重厚薄，又毫发不容增减：若可得增减，若须假借，即已非其真诚恻坦之本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无力，无穷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者也。
【190】孟氏「尧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发见得最真切笃厚、不容蔽昧提省人，於人於事君、友、仁民、爱物、与凡动静语默闲，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从兄真诚恻怛的良知，即自然无不是道。盖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至於不可穷诘，而但惟致此事，从兄一念真诚恻怛之良知以应之，则更无有遗缺渗漏者，正谓其只有此一个良知故也。事、从兄一念良知之外，更无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为「惟精惟一」之学，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谐後世而无朝夕」者也。文蔚云：「慾於事、从兄之闲，而求所谓良知之学。」就自己用功得力如此说，亦无不可：若日致其良知之я诚恻怛以求尽夫事，从兄之道焉，亦无不可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其说是矣。
【191】「亿、逆、先觉」之说，文兰谓「诚则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甚善甚善！闲有搀搭，则前已言之矣。惟浚之言，亦未为不是。在文蔚须有取於惟浚之言而後尽，在惟浚又须有取於文蔚之言而後明：不然，则亦未免各有倚著之病也。舜察迩言而询刍尧，非是以迩言当察，刍尧当询，而後如此，乃良知之发见流行，光明圆莹，更无碍遮隔，此所以谓之大知；才有执著意必，其知便小矣。讲学中自有去取分辨，然就心地上著实用工夫，却须如此方是。
【192】「尽心」三节，区区曾有「生知、学知、困知」之说，颇已明白，无可疑者。盖尽心、知、知天者，不必说存心、养，事天不必说寿不贰、修身以俟，而存心、养与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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