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国规模，莫重于此。
这在朔漠旷野中是需要的。宫是王宫，卫是卫队。营在辽称捺钵，宫叫斡鲁朵，是游牧民族的穹庐。部族是分镇边圉的。这些都是既要生产又要作战的。要是与商代比较，宫卫制更象卫服，部族制更像侯服。与殷人的甸服相似的是俘掠汉人而在燕云十六州以北建立的州县。《辽史·礼志》云：皇帝即位，凡征伐叛国俘掠人民，或臣下进献人口，或犯罪没官户，皇帝亲览闲田，建州县以居之，设官治其事；及帝崩，所置人户、府库、钱粟、穹庐中置小毡殿，帝及后妃皆铸金像，纳焉（指人户、府库、钱粟簿册，纳于小毡殿帝后金像之前）。
这里说的俘掠、进献的人口以及犯罪没官户的身份，当然是奴隶。由皇帝处置奴隶生产，设官征收的钱粟，成了皇帝和皇后（都是大奴隶主）的私有财产。至于皇帝皇后以下的奴隶主的私有财产，主要是头下军州。《辽史·地理志》说：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购买的奴隶），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余不得建城郭，朝廷赐州县额。其节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官位九品之下，及井邑商贾之家，征税各归头下，唯酒税课纳上京盐铁司。
头下亦作投下，意是在头目之下或投充在头目下。投下军州是诸王、外戚、大臣的私有财产。他们是仅次于皇帝的奴隶主。他们对皇帝只有军事和政治的亲属关系而没有经济的隶属关系，即有也只有酒税纳上京盐铁司，那是很轻微的。
辽代的官制也是与上述情况有关系的。辽之官制分为南院、北院两个系统，元好问谓“北衙不理民（万民）”，只统治自己部族及被征服部族；“南衙不主兵（百姓）”，只统治被俘的汉人。后来，辽侵占燕云十六州以后，在官制上加以改变，设南面官以统治燕云十六州的人民，略似殷代的男服。辽代的宫卫制、部族制、头下军州、南北衙、南北面官与商代侯甸男卫是一致的。可见，当社会发展至相同的阶段的时候，社会经济制度以及上层建筑是具有相同的特征的。这也说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点是科学的，正确的。
但是，作为残余形态的指定服役制，也可以在封建社会时期存在。根据最近的记载，傣族在土改以前，土地是属于领主的，是由封建领主统治的，人民就是农奴。傣族有的寨子专门炒菜、作饭、挑水、砍柴。又有的寨子服养马、养鬼（祖先）的服役，或唱歌跳舞，或在领主家死人时专门去担任哭的任务。曼贺寨专门在领主祭祀、打猎时充当仪仗队抬矛扛刀。这是一种指定服役制，而人民是农奴的性质，是古老的、原始的封建统治，是劳役剥削，而不是地租剥削，因为它离奴隶社会还不远，所以还残留了不少奴隶制的东西。洞崽苗的情况，也和这里差不多。洞崽苗是在贵州古州一带的少数民族。“其先代以同群同类分为二寨，居大寨者为爷头，居小寨者为洞崽，洞崽每听爷头使唤。婚姻各分寨类，若小寨与大寨结婚，谓之犯上。各大寨知之，则聚党类尽夺其户，或伤命”（《黔记》）。这是奴隶社会的情形。以部族统治部族，与希腊罗马之城市统治乡村相同。但到了封建社会，有了宗法，统治者是一家人，故可以分散统治。即是说：奴隶制是建立在氏族残余的基础上的，封建社会则把氏族变成了宗法。
三 周公成王东征
周公成王东征，把殷代的奴隶社会变成了封建社会，这是关键性的事。武王克商以后，周的势力达到了边疆，虽当时已具备封建的条件，但还未完全实行分封的建侯制。所以，周公对殷人的残余势力，作了一系列的斗争，才把商彻底解决。武王克商，二年而崩，周的统治还未巩固。成王即位，周公摄政。《尚书》说管叔、蔡叔恐惧造谣说“公将不利于孺子”，故与武庚联合叛周，《尚书·大诰》即征伐武庚时告周人之语。这在周朝是很大的变动，有的说管叔是周公之兄，要是兄终弟及，“他也有可能继承作王。另外，武庚也有手腕，他能挑拨周朝内部造成分裂。因此，周公避流言，《尚书》说“周公居东二年（《左传》说周公曾去楚）”，后来成王感悟，迎回周公，内部团结起来，周公奉成王命东征，灭管、蔡、武庚。殷之余民，由微子启领导退到宋，承认周为领导的政权，其余抵抗得厉害的，封康叔于卫，住殷墟，迁殷顽民于成周（洛邑），分一部分殷民与鲁，一部分与卫，箕子到朝鲜也带走了一部分，这是几个主要的分支。这样，周统治了整个黄河流域，乃建侯卫，营成周，制礼作乐，七年天下大定而后还政成王。《洛诰》说“朕复子明辟”，就是周公恢复成王的君位。又说“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可见周公摄政七年之说不误。《尚书大传》把周公事迹分七年叙述：“周公居摄，一年救乱，二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古代都是以事纪年，所以一年分配一件事。这里说周公的事中，最重要的是克殷和践奄（鲁又称弇中）。孟子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孟子·滕文公》）。可见在成王时期，周的势力更不断向海边发展，建侯卫就是在这一段时期的事，齐、鲁、晋等之封，俱应在此时。建侯、建卫是两件事，即把指定服役制改成封建等级制，改成分封制度。
商朝是邦畿千里的大国，在千里的边疆上建侯，由侯服担任候望之责，周代改变这种制度。周原在关中（即西土），克殷之后把殷邦畿几千里也变成他的王畿，他也要在王畿的封疆上建侯以为屏藩，把甸服变成了畿服。建立鲁、晋、齐等国为周之屏藩，建立陈、蔡、曹、滕等把殷人之后的宋国包围起来。所以建侯略似清朝驻防各地之意，一方面有镇压殷人之意。《左传》说分封在周公时，但有时是和武王克殷联系在一起的，《史记》之误是在这里。《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昭公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主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只有《昭公二十八年》说：“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荀子·儒效篇》云，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焉”。从以上的史料，可以看出大批的封建是周公和成王时期的事，而不是武王时期的事。所以，《尚书大传》把建侯之事归之周公，说四年建侯卫。
周把殷的甸服变为王畿，由天子直接统治，把侯、卫、男都变成诸侯。甲骨文有“多田”、“多侯”，在周初铜器《夨令簋》就有“诸侯侯田男”之称。田，男也，在列侯之下。卫服是殷王的卫队，要改为周的诸侯究不容易，所以周把他们部族分散在殷地和成周，而在殷虚故地建立东方的军事重镇，由周直接统治。根据《史记·卫康叔世家》所载，康叔初封康，在畿内有采邑，后封于卫，带上周的部族住在卫地。金文有“成周八[阜下无十]”、“殷八[阜下无十]”，就是周的两个军事重镇。《卫康叔世家》的记载，卫有六代称伯，大概是方伯，代天子出征，为一方之长。《左传·定公四年》称“康叔为司寇”，他一面代天子镇守东方，一面还在王朝有职位。但是，建侯与建卫始终是两回事，到了周夷王时，王室的力量不能控制东方，卫顷侯厚赂夷王，夷王命卫为侯，这时卫服才完全变成诸侯了。即是说，卫服最初直接统治于王朝，后来才变成诸侯。
四 改变指定服役制为建侯制
上层建筑的改变，是基础的反映，周的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封建等级制，等级之间递相隶属，互相依存。奴隶制没有这样等级层层贡纳的经济关系。
周在未克殷以前，就有采邑制，而殷人无此制度。《康诰》中说：“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这里采卫是并称的，与侯甸男是不同的。《康王之诰》：“庶邦侯甸男卫”，说明周初把殷制仍保存了。不过不是同时纳职纳贡，而只是纳贡了。这同指定服役制不同了，它沿袭了采邑制的特点。采是采集之意，给他们一块地，带人去采集，后来变成这些人耕种那块地。周初在太王时代，就殖民分封了，带人出去，如江汉诸姬可能是克殷以前所分封，如太伯、仲雍到吴，也是太王时代的殖民，这只有封建社会才有，奴隶社会不能产生。奴隶社会部族不能分散，一分散，力量就衰弱了。如清初的八旗主，都是兄弟关系，有人想闹分裂，皇太极坚决不允许。能殖民，就可以由等级统治，力量并未削弱，而且是加强了。这正说明生产发达了，就是人分出去了，力量还是可以加强。采邑制就是使子弟分在一部分地方，采邑主对上有职有贡，这样中央力量才可以巩固。文王时代，征服崇、黎。如何统治呢？必然派人去管理。这说明周初已有小型的诸侯，就是采邑。
《汉书·地理志》说，弘农郡陕县有三虢国，“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州”。虢国之地在崇黎之间，北貌近崇，文王灭崇，就派其弟虢仲、虢叔去镇守北东两貌，西虢即由虢季去镇守（原为周之本土）。《左传·僖公五年》：“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文献没有虢季，但铜器中有，金文有虢季子白、虢季子徂之称。这些铜器，都出在宝鸡。当时的虢，就是畿内的采邑。
虞国与北虢，俱为晋所灭。虞国的虞，《史记》就是太伯仲雍之后。《左传·僖公五年》说：“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从，是以不嗣”。
卫原为康侯。康也是畿内的一个采邑。周公东征灭武庚以后，派康叔带人去镇压，这也说明在周的畿内原有采邑制度。
在公刘居豳的时代，周已经“彻田为粮”，生产力已有相当发展，而且有一定比例的剥削了。彻法原是十比一，即千亩与百亩之比，即十与一之比的劳役地租。周宣王不籍千亩，就是由劳役地租变成实物地租。建侯制，就是从无比例的指定服役制，变成有比例的服役制和贡纳制（有职有贡）。因此，周初已经形成封建剥削。周室后来把封建制推行到东方来，把奴隶制变成了封建制。武王克商，周公东征，是转变的转换点。
又因为有职有贡，就变成等级制的相互依存，有王、诸侯、卿大夫、士、庶民等等级。奴隶社会中不可能有这样多的等级。即或军事力量强大的，也只有军事等级，而无赋税的等级，因之大小奴隶之间，不存在贡纳的关系，大奴隶主不能支配小奴隶主的财产。这在辽代和彝族中都是如此。只有建侯制才有封建等级。
五 殷代的灭亡及其部族迁徙
殷代统治者存在着部族组织，是很明显的。《周本纪》云：“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名民就是氏族长，可见殷代是一直存在部族的。希腊罗马的氏族组织，分为部族、胞族、氏族。殷代也是这样，大约分为三个大部族，一部族有十二胞族，每一胞族有十氏族，共合三百六十氏族。正因为它是氏族状态，所以殷灭亡以后，部族是极易迁徙逃亡的。《辽史》云，辽亡，耶律大石建西辽，有九十多年之久，辽是依靠部族在千里外建立统治的。最初，辽代灭渤海，渤海之原有部族组织，八个猛安率众投降金。又《金史》云奚军，即奚部族。辽代遥辇氏之后为九猛安。这些都是部族组织。据《辽史·逆臣传》言，辽代之亡，原因在于部族之解体：“辽之秉国钧，握兵柄，节制诸部帐，非宗室外戚不使，岂不以为帝王久长万世之计哉。及夫肆叛逆，致乱亡，皆是人也”。就是指部族之解体，不能抵抗金人，正如殷人部族解体，不能抵抗周人一样。《左传·定公四年》说，周室把殷民六族分给鲁，七族分给卫，迁殷顽民于成周，大概是抵抗最力的部族。这些都是周室完全征服的。《史记·宋世家》称，微子降周后，周公封微子于宋，以统率殷人居之于商丘，颇受殷人爱戴。这是殷人的一些部族。另外是箕子带到朝鲜去的一些部族，箕子承认了周，故《洪范》云：“王访于箕子”。《宋世家》云：“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汉书》和《后汉书》对箕子封于朝鲜都有较详细的记载。从记载中看出来，朝鲜文化与殷墟文化及儒家学说是很相近的。例如：箕子“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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