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这是原始的情况。其后与中国接触久，“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北史》、《魏书》、《新、旧唐书》也有类似的记载。
周公东征，《孟子·滕文公》云：“灭国者五十，至于海隅，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吕氏春秋·古乐》篇云二：“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可见殷人是使用象的。东征的主要对象是奄、徐等国。《逸周书·作雒解》云：“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左传·昭公元年》说“周有徐奄”为叛国。奄在东方是重要的地方，后来就建立鲁国。其次是徐（淮夷），后来周与淮夷仍不断斗争，《大雅》的《江汉》、《常武》中有明确的记载。
此外，东方的国家还有蒲姑氏。《左传·昭公二十年》云周以前，齐地为蒲姑氏之居。《昭公九年》云：“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周本纪》及《尚书序》云：“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土》、《无佚》。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践奄。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尚书大传》云“奄君薄姑”。可贝古代以酋长之名名部族，以部族之名名地方，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征奄是成王亲征的，用了不少的力量。故《多方》云“王来自奄，至于宗周”。但是，奄并不是游牧的民族。古代中国有游牧民族，是很晚的事，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期才正式的进入中国历史范围，到匈奴强盛，才成了大漠以北的统一国家而与中国相抗衡。
古代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是北狄。《礼记·王制》云：“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他们是穴居而不是迁徙不定的穹庐。另外有一定农业的秽貉。《孟子·告子下》云“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韩弈》云“其追其貊”。郑玄云，追貊即秽貊。秽又作濊、薉。后来都只说秽而不说追。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淮南子·原道洲》云：“匈奴出秽裘，于越出葛絺”。可见秽即是韦。东北方面的少数民族，有低等的农业，但也盛行打猎畜牧，故以兽皮为衣。又如鞑靼从革，也是穿皮的民族。靺鞨，《诗经》作靺鞈，也是从革。称为秽，就是穿皮的。但是，这种皮有的还是猪皮，他们是农业民族。《商颂》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郑语》云商有豕韦氏。《后汉书·挹娄传》言挹娄（即后之靺鞨）“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这种民族，吃的是猪肉，穿的是猪皮，御寒的是猪油，可见他们的生活，是与猪分不开的。《旧唐书·北狄传》言靺鞨“其畜宜猪，富人至数百口，食其肉而衣其皮”。《新庸书·黑水靺鞨传》言“黑水靺鞨居肃慎地，亦曰挹娄，元魏时曰勿吉。……俗鞨发，缀野豕牙，插雉尾为冠饰，……无牛羊”。他们的居地，据《北史·勿吉传》云：居速末水，筑堤，穴居，无牛，相与耦耕，车则步推。《通典》卷200《流鬼》（即库页）云，“三面皆抵大海”，“人皆皮服，又狗毛杂麻为布而衣之，妇人冬衣豕鹿皮，夏衣鱼皮，制与獠同。”他们的制皮技术也很高。《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魏书》云：“能刺韦作文绣”。当然，在皮上绣文采，不仅要皮鞣治得好，而且还要有很高的刺绣技巧才行。
这种民族，不仅穿的用皮，就是住的也用皮。《新唐书·流鬼传》言，儋罗国“居新罗武州南岛上，俗朴陋，衣大豕皮，夏居革屋，冬窟室，地生五谷，耕不知用牛，以铁齿杷土。”革屋，就是皮室，也就是室韦。室韦是中国名称，不是译名，中国古代形容词常系于主词之后，故曰室韦，日本学者不懂这个道理，用瑞兽来解释室韦，这是错误的。庐从字源上看，从卢，而卢字本从虍，乃皮肤之肤，或胪之本字，皆作皮解，庐就是用皮盖的屋。《金史》和《辽史》都有皮室军的出现，是很好的例子。《旧唐书·室韦传》云：“或为小室，以皮覆之，相聚而居，至数十百家”。《新唐书·室韦传》云：“所居或皮蒙室……有巨豕，食之，韦其皮为服若席。……分部凡二十余。”最西的当俱轮泊之西南。他们都有农业，“剡木为犁，人挽以耕。”他们在古代都和中原有联系的。夏商两代都有豕韦氏（《庄子·大宗师》作豨韦氏，豨为大豕，是古代可能皆以豕豨韦为衣眼和盖屋顶著称）。《商颂·长发》之诗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郑玄《毛诗笺》云：“韦，豕韦，彭姓是也”。韦为成汤所伐之国，明是夏代的豕韦。《国语·郑语》也说“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这也说明豕韦存在于商代之前。《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蔡墨说：“陶唐氏后有刘累，事夏孔甲，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这也说明夏代有豕韦，御龙氏当为豕韦之别支，故得以更其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又载范宣子自述其先祖的历史说：“昔匄（宣子名）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这是范氏自述其先代的历史，当然是根据他们的家谱或系世相沿的传说。夏代的御龙氏在商代复为豕韦氏，正说明这一部族历史的源远流长。陶唐氏、唐杜氏我们知道都在晋地，这是属于晚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区域。河南滑县有废韦城，说者以为豕韦所在，这也是晚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的东界。《商颂·长发》之诗称成汤西征的次第是：“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成汤先伐豕韦而后及于夏桀，因此豕韦部族一部分北迁，遂为后来的挹娄、靺鞨或室韦。《后汉书·挹娄传》说：“东夷，夫余饮食类此，皆用俎豆，唯挹娄独无法，俗，最无纲纪者也。”《新庸书·北狄传》也说“黑水靺鞨居肃慎地，亦曰挹娄，元魏时曰勿吉……于夷狄最浊秽”。这说明这一部族是使用彩陶文化的，迁于商代以前，他们不是使用黑陶的，所以不用俎豆，也没有东夷那样的礼义纲纪。
夫余的北迁是在西周初年。《左传·昭公九年》载詹桓伯说：“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这个亳就是亳姑的省称。亳姑又作薄姑、蒲姑。亳、薄、蒲都是重唇音，夫余就是亳姑、薄姑、或蒲姑北迁后的异译，不过重唇音的亳、薄、蒲这时已转为轻唇音的夫或扶，而余和姑古同属鱼部字，也得相通。夫余在周初北迁时，因为那里已有先住的豕韦或室韦，所以他们只能迁到更北或更东的地方去了，这就是《魏书》所说的北夫余。《魏书·豆莫娄》传云：“豆莫娄在勿吉国北千里，旧北扶余也，在失韦之东，……其人土著，有宫室、仓库，……地宜五谷，……其人长大，性强勇谨厚，不寇抄。其君长皆以六畜名官。……饮食亦用俎豆。有麻布，衣制类高丽”。《魏书》所载北扶余饮食以俎豆，这完全属于黑陶文化的范围。它有宫室、仓库、五谷、麻布，不为寇抄等等，这也是进入了高级农业阶段的社会了。后来在濊貊建国的夫余，就是从北扶余南迁的。《后汉书·夫余传》云：“国之耆老，自说古之亡人，……国有故城名濊城，盖本濊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谓亡人，抑有以也。”郭璞于《山海经·海内西经·貊国》下注云：“今扶余国即濊貊故地。”是汉晋时代的夫余还是从北扶余南迁的。而后汉时代的高句丽及南北朝时代的百济，也是从扶余南迁的。
夫余南迁后留在故地的豆莫娄，就逐渐与挹娄种属混合而总名为室韦（魏书误作失韦）。《新唐书·流鬼传》说：“达末娄自言北扶余之裔，高丽灭其国，遗人度那河，因居之，或曰他漏河，东北流入黑水。”达末娄即豆莫娄之异译，魏晋时代高丽盛时，曾臣属沃沮诸部（见《三国志·魏志·东沃沮传》），达末娄之被灭，当在其时。其遗人之度那河或他漏河居之，那河即今之嫩江，他漏河即今之洮儿河。这一带部族在《北史》或《新旧唐书》中都称为室韦。其中乌罗浑部，就是北魏拓跋氏所从。《唐书·乌罗浑传》云：“乌罗浑国，益后魏之乌洛侯也，今亦谓之乌罗护。”《魏书。乌洛侯传》云：“其地下湿，多雾气而寒，民冬则穿地为室，夏则随原阜畜牧，多豕，有谷麦，无大君长。……民尚勇，不为奸窃，故漫藏野积而无寇盗”。他们的生活大致还是和豆莫娄相似。《魏书·乌洛侯传》又载乌洛侯入朝见北魏时说，他们境内有魏先帝之旧墟石室，当时北魏曾派中书侍郎李敞前去告祭，刻祝文而还。《魏书·序纪》言其先祖由北而南，颇经艰难。北魏、契丹都是从这方面南迁的。《新唐书·室韦传》云，室韦是契丹之别祖。可见黄河流域部族在古代是有北迁的迹象的。同样，由古代当地的农业来看，也可以证明那一带地区，气候是相当温和的。
总之古代中国人民向北徙可以说有两次，一次是豕韦的迁徙，一次是殷周之际亳姑的迁徙。北迁后的豕韦，后来就叫秽（或作濊、薉），秽是指穿皮而言的。又称为靺鞨。靺音妹，《史记》有曹沫，见《刺客列传》，而《左传》作曹刿。《周礼·春官》“韎师掌教韎舞”。韎，郑司农说读如味，饮食之“味”。《礼记·明堂位》云：“东夷之乐，曰昧”。韎、昧、濊与秽、哕、薉、刿，古同音字，故得相通（旧读靺为莫葛切，以为从末音者误）。
当然，在北方的民族，也有南迁的，这里不再论述。
六 夫余与高句丽的奴隶制
夫余曾经有过奴隶制。《三国志·夫余传》云：“邑落有豪民（奴隶主），名下户皆为奴仆。诸加别主四出道，大者主数千家，小者数百家……杀人者死，没其家人为奴婢。窃盗一责十二。……有敌，诸加自战，下户俱担粮饮食之……杀人殉葬，多者百数，厚葬，有棺无槨。”裴注引《魏略》云：“其俗停丧五月，以久为荣”。《北史》和《新唐书》也都说服三年之丧，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夙俗。上引《魏略》又云：“其居丧，男女皆纯白，妇人着布面衣，去环珮，大体与中国相仿佛也”。事实上中国古代也是如此。这是相当典型的奴隶制。统治者不生产，生产者不能参加战斗，“用刑严急”，都是奴隶社会的现象。可能，中国古代奴隶制的情况，也和这种情况差不多。
《三国志·东沃沮》传云：“国小，迫于大国之间，遂臣属句丽，句丽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使相主领，又使大加统责其租赋，貉布、鱼、盐、海中食物，千里担负致之。又送其美女以为婢妾，遇之如奴仆。”这里的情况，可能和殷代的男服相似，是以服劳役为主要的剥削形式。
另外，也有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阶段的民族。《三国志·高句丽传》云：“其国有王，其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雏加、主簿、优台丞，使者、皂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级……诸大加亦自置使者、皂衣先人，名皆达于王，如卿大夫之家臣，会同坐起，不得与王家使者、皂衣先人同列。”这已经出现了相当巩固的等级制。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还是停留在奴隶制阶段。“其国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万余口，下户远担米粮鱼盐供给之”。这里的下户，就是奴隶，很有些像傣族过去的情况。“有罪，诸加评议，便杀之，没入妻子为奴婢”。罪人之家属，是奴隶的来源之一。这是殷制不同于周制的旁证之一。
秦汉以后，民族向东北迁徙的日益多了起来。如《后汉书·东夷传》记载的秦韩，就是一例。“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据《汉书·朝鲜传》言：“朝鲜王满，燕人，……亡命聚党千余人，椎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度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在者王之，都王险”，可见战国末以至汉初，这种迁徙还是不少的，东汉末年，也是如此。《后汉书·东夷传》：“灵帝末，韩濊并盛，郡县不能制，百姓苦乱，多流亡入韩者”。在古代，当我们中原地区处于战乱或社会动荡的时候，迁徙的人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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