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俗尚赤衣白衣也。”）白衣就是麻衣，又称布衣。古代中国以衣冠上国自居，虽在粗耕时代，也要种麻纺绩。出土新石器时代遗物中，纺轮多为妇女殉葬品，男耕女织的分工，在中国实有极其悠远的历史。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穿白麻布衣，棉花代兴以后，就穿白棉布衣，都是白色的衣服。白狄就应是中国北方的原住民而不是什么外族。赤衣可能是武土甲上涂以红色，贵族所穿的。赤狄媿姓（经典作隗，从阜与从土同意，示其为穴居之人），乃鬼方氏之后，他们以穿赤衣著称，这不是中国人民固有的风俗。《新唐书·回鹘传》称：“黠戛斯，古坚昆国也，地当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其种杂丁零。……其君曰阿热，遂姓阿热氏，建一纛，下皆尚赤。”赤狄应是从西伯利亚森林中南下的部族。《北史·高车传》称：“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高车、丁零。”狄历应读为titr，其义即为森林中人。战国时人每以两个单音缀字译之为澹林，或称之为林胡（见《史记·李牧传》），因为他们从西伯利亚远方而来，故狄字义训又得引申为远（《诗·瞻卬》传）。赤狄、白狄族类虽不相同，但其经济文化的落后，则属一致。《孟子·告子下》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周人初居邠时和春秋时代赤狄、白赤的经济文化水平，大致就应是这样的。
二 周之先世
《史记·周本纪》载周王朝的先代，其世系如下：
后稷——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王季历——文王
周人居邠时，尚普遍营穴居生活，其始祖应是从不窋开始。不与丕同，大也；窋与窟同，正与穴居之义相应。《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今甘肃庆阳县），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一直到古公亶父前期，周人都是住在邠地，过着穴居生活。《诗·大雅·绵》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夏陶穴，未有家室。”陶与窑同，古谓之陶，今谓之窑。穴即窑洞，夏是半穴居，家室即地上建筑的房屋。诗称周人自古以来就居住在邠地漆沮二水间，到古公亶父时仍住在窑洞里，没有地上建筑的房屋。《诗·大雅·公刘》称：“迺陟南冈，乃觏于京，……于京斯依”，这也是穴居的现象。《尔雅·释丘》云：“绝高为之京”；《说文·京部》云：“京，人所为绝高丘也”。即人力所造的最深窑洞。周人在古公亶父自邠地迁到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东北），才开始建筑房屋，这是学习当地原住农业民族的东西。《诗·大雅·绵》称：“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月无][月无]，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二千年后金王朝兴起时，也曾走过同样的道路。《金史·世纪》云：“黑水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献祖乃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周人居邠迁周的情况与此相类，可借以推知古公亶父以前周人在邠地时的生活状况和文化面貌。《绵》篇歌颂古公亶父建造宫室，诗人是用周原全盛时期的宫殿规模刻画摹写的，未免夸张失实。然而他们原住邠地时仍是“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过着同后来的白狄、女真相同的生活，却是无可怀疑的。
据《史记·周本纪》，从后稷到文王是十五代。《国语·周语下》也说：“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如果这些说法是正确的，后稷就不能如《史记》所说早在虞夏之世，因为殷人的始祖契，照《史记》说与后稷为同父异母兄弟，而殷人从契到纣王（与周文王、武王同时）已是三十一代了。殷人世系有甲骨文证明是可靠的，所以《史记·周本纪》所载周人先世年代是有许多问题的。《诗·大雅》讲述周族兴起的几篇史诗也有不同背景，内容不尽一致。《绵》篇讲古公亶父是“民之初生”，《生民》篇却讲姜嫄是“厥初生民”。可能《绵》篇是周人姬姓民族的始祖传说，《生民》是姜姓民族的传说，周人迁岐后与姜姓民族结合，便把母系的始祖传说承袭过来了。《生民》歌颂姜嫄履大人迹，无夫感天而生后稷，无夫生子原是母系社会现象。后稷无父面生，屡被抛弃，因名为弃，则属父系社会意识形态。古代姜姓民族居于有邰，从事农业，即《生民》所说的：“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有邰也在岐山下，今陕西武功县西，这里正是渭河中游同漆水交会处，土地肥沃。因此他们的农业得到迅速发展之后，社会也就由母系进入父系，这便是姜嫄、后稷传说产生的时间和地理条件。《生民》诗作于文王全盛时代，其时周人自邠迁居周原已将及百年。他们同姜族世为婚媾，因此就以他们的先住民，也是他们母家的传说作为自己的传说，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文化上的承袭也是常见的。周人居邠时，穴居野处，从事粗耕农业，既不能产生这个传说，也没有传播这个传说的环境。姜嫄后稷的传说既非邠地所宜有，因此周人世系应当从不窋开始。
周人自不窋居邠，至公叔祖类已历十一世，除公刘外，全无史迹可寻。公刘居邠，杂于戎狄之间，其生产情况仅能比于战国时代的大貉小貉，恐怕未能过着“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的富裕生活。《大雅·公刘》也是文王全盛时代的宗庙诗歌，当时距公刘时代已极遥远，故老遗闻罕有存者。诗人以为周人建国规模早已奠定于公刘时代，邠地生活也当与周原无异，以今度古发为诗歌，恐怕缺少信史价值。《世本》称高圉为高圉侯侔，亚圉为亚圉云都，公叔祖类为太公组绀诸盩。古代中国人名多用单字，这些人名可能有戎狄语言成份在内。这十一人中有三人称公，说明周人强盛时已自尊为公，民族内部可能已产生阶级分化了。今本《竹书纪年》载“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盘庚十九年，命邠侯亚圉。”“祖甲十三年，命邠侯组绀。”这些材料也还是可以参考的，今本《竹书纪年》有错乱，也有后人整理改动之处，但还是有所依据，不必完全排斥。
公叔祖类之子古公亶父才由邠迁于岐山下的周原，《诗·大雅·绵》篇即是歌咏这件大事的史诗。迁徙的原因据《孟子·梁惠王下》说：“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透去孟子的粉饰，可以看出当时周人势弱力小，无法抗拒狄人侵略之祸的窘迫状况，但是迁到土地肥美的周原农业区后，加速吸收姜姓民族先进的耕作技术，使周人在生产和文化上都得到迅猛的发展，国力日益强大，为周王朝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今本《竹书纪年》称：“武乙元年，邠迁于岐周。”“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诗·鲁颂·閟宫》称：“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翦商之翦，《毛传》释为齐，《郑笺》及《周礼·翦氏》注均训为断，断、齐均斩伐芟除之意，这是说太王开始了翦灭商朝的事业。太王是文王受命称王以后对古公亶父追尊的称号。周人的名号，起初是共名在前，私名在后，如公刘、公非、公亶父，是古语法。文王、武王则定语在前，共名在后，是后起的语法。
大王迁到岐下的周原，地处渭水河谷，土质肥美，是一个很好的农业区，对发展生产极为有利；同时岐下南接褒斜，是通往南方江汉流域的要道，故周人得此而国势始盛，对翦商的大业起了重要作用。太王翦商的事业，旧史无明确记载，惟泰伯、仲雍奔荆蛮的传说，颇可为此事提供线索。《史记·吴太伯世家》称：“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大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所谓让国的说法是后来的解释，其实乃是太王派年长的儿子去开拓殖民。后来的楚国以至蒙古，常传位于幼子而不传长子，因为幼于成长较晚，他总是和父亲长期住在一起的，往往继承父业。而他的兄长则在成年后即分出去自谋发展了。太王之世周为初兴的小国，同殷商相比国力极其悬殊，当时绝不能与殷商正面冲突。太王选择抵抗力最小而又与殷商关系较疏远的地方进行殖民，以逐步培植国力，实为上策，所以他派太伯、仲雍沿江汉而至吴。
太伯、仲雍也不可能是只身私逃出去的，他们一定得带上属于自己的一批臣民，组成严整队伍，才能长途远征去开拓地盘并确立统治。古代关中与江汉流域的交通，是从岐山过渭水到郿县，从郿县南下褒斜，沿汉水以达长江，这是古代关中与南方的交通要道。《诗·大雅·崧高》云：“申伯信迈，王饯于郿”。申在南阳，郿在丰镐之西岐山附近。申伯到汉水北边的南阳去，宣王不是送他由镐京直出武关，而要到西边的郿来饯行，说明南下的大道是从郿出褒斜去的。《左传·定公四年》云：“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说明在汉水流域本来有许多周人建立的小国，后来都被楚国吞并了。这些小国有可能即是从大王时起陆续殖民去的，由于力量不强，文化不高，未能立足发展起来。他们的建国必不在武王以后，因为武王克商后的封国都是比较强大而能屏藩周室的。就是太伯仲雍，当时也没有多高的文化，所以他们能接受当地“文身断发”的习俗，到春秋时吴国也仍被视为蛮夷。如果周人已有较高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必能影响和开发当地，他们反而同化于被证服者，正说明彼此处于相同水平，可见太王时代周人整个水平尚低。
三 殷周关系
古公亶父自邠迁于岐山周原奠定了周人王业的始基，他对殷王朝有无朝贡交往，除了今本《竹书纪年》有两条记载，并称“武乙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此外尚无文献可资说明。王季历时代，殷周关系便有较多的记录了。古本《竹书纪年》称：“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三十五年，周王季历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这时王季历已称王，狄也有多人称王，说明古代边区强大民族首领普遍可以称王。《三国志·乌丸传》注引《西戎传》云：“氏人有王，所以来久矣。”巴蜀铜器铭文也有王字，《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称“巴七姓夷王朴胡……为巴东太守”（建安二十年），看来边区民族称王并得到中央承认是经常现象。同公亶宣父对狄人侵扰只能迁国逃避相比，王季历伐鬼戎大胜应是周人国力增长的标志。不过周人此役还有由来，《易·未济·九四》爻辞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说明王季历伐鬼戎应是接受殷王之命。《易·既济·九三》爻辞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以武丁时强大的殷人尚经三年才战胜鬼方，可见鬼方与殷为世仇且势力雄厚，王季历受命讨伐不免有震恐之心，最后获得胜利因而受到殷商的奖赏。其后“太丁（文丁）四年，周人伐余吾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古本竹书纪年》）牧师即后来周王朝的方伯，为一方诸侯之长，周人已成为殷商对付西方戎狄的支柱。
王季历时国势增强，同时为了联欢大国，进而与殷商统治下的东方国家通婚。《诗·大雅·大明》称“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样，亲迎于渭。……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挚国是殷商男服，以任为姓（男，任也，任王事。男、任古音同属侵部，故得相通）。仲是次，挚国的二小姐任氏许配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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