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季，生下了文王。文王也同东方大国联姻，莘国的大小姐姒氏出嫁文王，生下了武王。周人以同殷商集团通婚为光宠，而殷人亦欲倚重周国安抚西陲，这样的政治结合对双方都有利，而周人更得借此机会吸收东方集团的高度文化，对自身的发展好处尤多。但是周人的强盛并不符合殷人的长远利益，难免引起疑忌，《古本竹书纪年》载：“文丁杀季历”，便是殷周交恶的记录。由于殷商是中央王朝的宗主国，周初文献常称之为“大国殷”、“大邦殷”（《书·召诰》），“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左传·桓公十一年》）。作为新兴小国的周人只得逆来顺受。周原甲骨卜辞有“彝文武帝乙宗”的记载，这是周文王时在自己都城内建立殷商宗庙，春秋岁时在其中祭祀殷商先王，为殷人祝福。《战国策·韩策一》记韩王愿意归附秦国时说：“请比郡县，筑帝宫，祠春秋，称东藩”（《魏策四》亦有类似说法）。这完全是附属国对宗主国的礼制，这种礼制就是要把政治上的从属关系在宗教仪节上体现出来，使附属国的君民在神明的监临下对宗主国唯命是从，不敢背叛。我们知道，前清时政府在各个省、府、县所在地皆建有万寿宫，每年春秋岁时，省、府、县各级官长都要在这里祭祀清代先帝，为清帝祝福。这种万寿宫便是历代王朝相沿的旧规，可说是源远流长。周原甲骨中的这一片骨版也就是当时殷周依附关系最具体的说明。
殷虚甲骨文有关“周”的卜辞多至五六十条，但文字简略，年代不详，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过去虽有人用来解说殷周关系，实不足信。例如下面的一条卜辞：“己卯卜，▼贞，令多子族从犬侯璞周，叶（协）王事，五月。”（《续》5·2·2）“璞”卜辞原文作■，或释为寇，都是从上下文义而以意拟定的，并没有多少依据。再说，此卜辞的贞人▼乃武丁时人，其年代远在太王迁岐以前，应与姬姓的周族无关。其余有关周的卜辞有贞人名者，如[南殳]、古、内等，也都是武丁时人，最晚的如贞人▲，也是祖甲时人，这些卜辞都应同殷周之间的历史无关。另有下列二条卜辞：“丁未卜，侯弗●（敦）周”。（《拾》4·12）“癸卯卜，其◆周。”（《掇》2·164）“敦周”、“◆周”，伐周、灭周也。宗周钟：“南国◇子敢陷虐我土，王敦伐其至，扑伐厥都。”敦伐连文，敦亦伐也。墙盘：“粤武王既◆殷”。◆同灾，灭也。此二条卜辞既无年代可征，王季历和文王在旧文献中也没有与殷以兵戎相见之事，所以这二条卜辞也不能说明殷周之间的历史。其他有关卜辞更为零碎，就不必论述了。
《史记·殷本纪》称，纣王“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后来又“囚西伯羑里”。大约殷周间的关系时好时坏。《战国策·赵策三》云：“昔者文王之拘于牖里，而武王羁于玉门。”《吕氏春秋·首时》云：“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丑，时未可也。武王事之，凤夜不懈，亦不忘王门之辱”（王门当从《战国策》作玉门，《竹书纪年》称“纣作琼室；立玉门”）。周人主代君主皆受殷人屈辱，其甚者困顿至死，他们仍须凤夜不懈以服事殷，就是由于殷人强大周人弱小，周人不得不隐忍待时而暗自蓄积国力。
四 文王时代的发展
周人自季历开始称王，文王继位也称王，其时国力也有很大发展。《孟子·梁惠王下》称：“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说明周已从公亶父时的小国发展成文王时的大国，与其邻邦的力量对比起了根本性变化。文王为了集中力量向中原发展，所以要同西边的异族搞好关系，免除后顾之忧。同时首先征讨不愿归附的邻国，《诗·大雅·皇矣》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祐，以对于天下。”统一了西边的力量之后，便谋求向东方发展，此时的用人自称大邦，并打算安天下，可能已经准备同殷商抗衡较量了。
向东发展的第一步是控制虞、芮，《诗·大雅·绵》称：“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毛传云：“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焉。乃相与朝周，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期，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感而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闲田而退，天下闻而归者四十余国。”这当然有许多后人附会夸张的说法，可能表明这是通过和平方式用政治手段去控制的。《史记·周本纪》在记载此事后也说：“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黎）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七）年而崩，谥为文王。”
《史记》这里所讲的发展顺序不尽合适。殷为天下共主，虞芮决平不往殷而如周，也就是周人收纳叛逃翦商之始。周原为商之侯服，在西边为商服役守卫，国势发展后，祟侯虎谮之，纣王囚文王于羑里七年，文王归后即伐崇。崇在今河南嵩县附近，以筑有高大城堡著称，是殷王朝西部重镇，扼周人向东进出的通道，周人东向攻殷，非先灭崇不可。这是文王向东发展的一次重大战役，《诗·大雅·皇矣》称：“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临冲闲闹，崇墉言言，执迅连连，攸馘安安。……四方以无侮。临冲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左传·僖公十九年》记：“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都说明这是一场艰苦的攻坚战，崇国高大坚固的堡垒，使周人不得不联络与国，备好器械，经过重大杀伤去努力夺取。《诗·大雅·文王有声》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四方攸同。”也是强调伐祟的重大意义，并接着就迁都丰邑（今西安西南），显示了大举东进的布局，这对统一四方的王业起了重要作用。
伐崇之后接着就是戡黎，黎在今山西长治南的壶关，由此向东越过太行山就是平原，殷都朝歌一带就无险可守了。《书·西伯戡黎》记：“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至人）元龟（占卜），罔敢知吉。”可见戡黎对殷商王朝威胁极大。
文王时代，周人逐步发展壮大起来，但比较殷商王朝还是弱小的，所以周初人常自称“小邦周”（《书·大诰》）。文王为了开疆辟土和发展生产，就要招徕人民尤其要延揽各方前来的武士。《诗·大雅·文王》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古代所谓士都是武士，中国之有文士，还是春秋后期发展起来的。周初文化包括文字在内，皆效法殷人，近年周原出土甲骨即与殷虚甲骨无异。周初史官也出自殷，近年发现的微氏家族铜器群，微氏就是微子启安排在周王朝当质子的后裔，他们的子孙有的便在周王朝担任作册即史官。中国文字出于殷代的巫史集团，殷代帝王崇尚占卜，需要文字记录以检验其吉凶休咎。当时巫史集团从事这些活动，他们就发展了古代象形文字苗头，世代相继，既有承袭，又有增益，使六书条例逐渐完善，这就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甲骨文。我国大汶口文化陶器上有些刻划符号，已具有象形文字苗头。夏代尚无巫史集团，所以至今未发现夏代文字。中国文字的创造，如没有殷代这样的巫史集团世代延续达数百年之久的努力，是不能完成像甲骨文这样繁杂的象形文字的。
史称文王善养士，周公也是“一沫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史记·鲁世家》）。他们所养的士，所礼的士，都是武士。古代武土都是自由民，他们自幼就在辟雍的大池旁从事射御的学习，他们都要自备弓矢甲胄戈盾以装备自己。这些武士（或称甲士）便是当时冲锋陷阵作战的主力军，统治者对于他们带着武装前来投效的当然不敢怠慢，即便自己正在洗沐吃饭的时刻，也要握发辍食立刻延见。《书·无逸》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文王以壮年继位，励精图治，《史记·周本记》称他“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文王就这样在周原积聚壮大了自己的武力。
古代中国大陆普遍存在着村社共同体（说详《论商于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二期），其文化风俗习惯大体相同。联合几个共同体形成一个部落，只要他们的生产发达，政治休明，就可以吸引许多村社共同体的民众前来归附。《说文·王部》：“王，天下所归往也。”儒家王道学说，虽不免流于迂阔，但在古代还是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作为依据。我们看看后来清代的兴起也可有所启发。清初努尔哈赤原是建州右卫锡宝齐篇古的后裔，锡宝齐，满语鹰也；篇古即汉语百户的对音。努尔哈赤的父、祖，原隶于建州右卫王杲的部下。当明朝辽东将领李成梁讨伐王杲时，并将努尔哈赤父、祖杀害，努尔哈赤即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家。十三名甲士加上随从的徒兵，大概可以组成一文百夫的队伍。努尔哈赤凭借这十三副遗甲起家后，就有满州的许多姓长、乡长率其部众来归。他一面征服一面招徕，就逐步统一了语言相同的满州民族。《孟子·尽心下》云：“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古代以“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一井以八家或九夫计，则一丘正有百户左右的人家。他们的领袖如果领导有方，生产发达，为远近村社共同体的民众所向往，再以武备为后盾，蓄力待时，就可以迅速地发展为一个大国。这是中国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形成的历史条件，后来不少王朝的兴起都走过这种道路。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称：“《周书》数文王之德，曰：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言畏而爱之也。……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可谓爱之。文王伐崇，再驾而降为臣，蛮夷帅服，可谓畏之。”说明文王晚年周已成为威望很高的强国。《论语·尧曰》更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分之二，旧说是指在天下九州中，周控制了六州。大体说来，冀、兖、豫三州属于殷商统治区，雍州是周人根据地，扬州为吴国所在，荆州有汉阳诸姬，梁州有牧誓八国的蜀羌等，都是周人势力范围。青、徐二州是东夷所居地，本属殷商，这时可能同周人结盟，所以周能有占天下三分之二的优势。《左传·襄公四年》载：“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唯知时也。”说这些是殷之叛国属实，包括周本身也可说是殷之叛国。事纣就不对了，周和东夷是东西呼应配合进攻殷纣王的，《左传·昭公四年》记：“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蒐是春天打猎，古代打猎就是军事演习。纣治兵于黎，向西边的周示威，却引起了东夷的背叛，可见东夷对纣王起着牵制的作用。《左传·昭公十一年》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同书《宣公十二年》又说：“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说明讨伐东夷虽多次获胜，却也损耗了殷王朝国力，以致终于灭亡。甲骨文和商代铜器铭文也有不少纣王伐夷方的记录，看来不止一次，而且每次时间拖得很长，与文献记载可相互印证。这说明当时周人和东夷可能是有联络的，东夷分布于淮水流域以至沿海地带，同周人无直接冲突，在反抗殷商方面利益一致，故能结合。但周灭殷后，他们的矛盾又发展了，所以后来周人也长期向东南用兵。
五 武王克商
文王时代虽有很大发展，但并未同殷商正面冲突，《左传》说是“唯知时也”，大约是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武王伐商则是这种发展的必然结果。《史记·周本纪》称：“武王即位，……师修文王绪业。九年（武王未改元，此为文王受命的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这都是表示伐商为继承文王遗志，并非自作主张。周军渡河之后，见殷内部尚无间隙可乘，还没有必胜的把握，武王不敢轻举妄动，又退兵回来了。后二年，听到纣王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内部矛盾激化爆发，于是武王又率大军东伐，以十一年二月甲子朝到达商郊牧野。武王一直继承文王的年数，这也说明周人称王改元是从文王开始的。后来清人在入关前即已改国号、称帝、纪年，入关后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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