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继续从前的年数，约略相同。
殷纣王在位多年，内部矛盾发展了，《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太誓》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主要矛盾是，纣王为壮大自己的力量，收容叛逃，损害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传统权益。《左传·昭公七年》载：“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故夫致死焉。”这个“夫”就是“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史记·周本记》）之“夫”的氏族长。他们的下属叛逃被纣王所收容，其多如鱼之聚于渊薮，所以引起他们决死斗争。这件事《书·牧誓》讲得更清楚：“今商王受（受乃纣王本名，金文作受，经典文献多讹作纣）……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究于商邑。”大约是殷商王畿生产发展较高，对奴隶要宽松些，故四方的奴隶往王畿逃亡，纣王又加以提拔重用，使他们凌驾于其旧主那些氏族长之上。百姓则旧贵族，就是原来的氏族长。殷纣王疏远自己的王族亲属，以致引起本族权贵的离心，这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周人却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策略，《左传·昭公七年》称：“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即对奴隶逃亡实行大搜捕，以此争取广大奴隶主的支持拥护，因而取得天下。
周军到达牧野，纣王发大兵抗击。《诗·大雅·大明》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二尔心。……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可见约王军队数量还是很多的，但是，“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史记·周本纪》）。这说明大战的胜负并非取决于武力搏斗，起主要作用的是内部政治因素。后来辽王朝受到金人攻击时，也是由于部族内部崩溃而失败的。
《史记·周本纪》称：“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大明》也说：“会朝清明”，即牧野之战是甲子日早上进行的。现在，地下出土的新材料也提供了佐证。近年发现的利簋铭文记载：“珷克商。唯甲子朝，岁则克。闻，夙又（有）商。辛未，王在阑▲，易（锡）又（右）史利金。”此铭以武王克商总挈全文。岁是岁星，祭祀岁星亦曰岁。“岁则克”是右史利的建议，闻是上闻于武王。武王采纳了右史利的建议，因而就在祭岁星的早上（夙）便占有了商王朝。辛未是甲子后的第八日。阑▲地在管，阑、管古元部字，故得相通。管在今河南郑州，后来三监中的管叔即驻此监殷。右史利可能是古代的占星师，由于他的建议而获胜，所以武王赏之以金（即铸簋用的青铜）。《荀子·儒效》称，武王伐商，“厌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向，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周军的武土既无功赏可叙，而这位占星师右史利却得到赏金，把功绩归于占星师，则周人胜殷是由于殷军的倒戈，也不辨自明。
《史记·周本纪》称，武王曾封许多先代古老民族之后为诸侯，“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这些本是早就存在的古国，对周表示服以，周也就承认他们的原有地位，可以理解为武王所封。其中如陈国，《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胡公即阏父之子，陈国始祖。其他各封国，情况当亦大致相似。但是，《周本纪》接着又说：“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这些说法却不可靠。牧野之战取胜既来自殷人倒戈，殷人实力便无重大损失，其主力“三百六十夫”还是完整的，纣王之子武庚仍继位统治殷商王畿故地。《逸周书·作雒》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这是所谓三监，周只是派人监督，并未完全占领。王子禄父即武庚，铜器铭文有《录伯◆簋》，西周时录尚为国名。武庚继纣为王大约改殷为录，故旧史称之为禄父。既然殷人还盘据故土，周人就不能越过殷商而在其东边封建诸侯如齐鲁等国。这要在武庚、三监以及徐淮夷等起来叛乱，周公东征打垮了他们之后，才有可能建立齐鲁等封国，《史记》是误把后来的事情提前了，时间错误就同当时形势合不起来。
《史记·周本纪》称，武王克商之后，“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可见武王灭商之后，仍还夜不安枕，说明殷商势力犹盛。经过劳心焦思，武王决定“营周居于雒邑”，即在雒邑兴建据点，驻守重兵以控御东方。这的确是一件有力的措施，但也是在周公东征之后才完成的。所以，终武王之世，殷人并未被彻底征服，形势是严峻的。
六 周公东征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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