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封禅书》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其子成王继位，年少，其弟周公旦摄政称王，这便引起了周王朝内部的矛盾。《书·金縢》载：“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管叔对周公的攻击也是有原故的。嫡长继承制在周代只是一种习惯法，并无明文规定。当初王季历以幼子继位为君，这便是古代村社共同体的习惯法：儿子长成以后，皆次第离开自己的家庭，娶妻生子，另立门户，只有幼子与父母同居，继承祖业。殷商的氏族制，兄弟在一起共同生产，共同作战，也自然形成一种兄终弟及的继承制。管叔习闻殷代故事，他又是周公之兄，继承君位应当是他而不是成王，退一步说成王继位，摄政的也应当是他而不是周公。周公辅成王而自行摄政称王，这和清初多尔衮拥立幼君福临而自称摄政王，先后如出一辙。这都是建国初期国家体制未定时，统治阶级内部争权斗争而出现的一种现象。
《左传·定公四年》称：“管蔡启商，惎间王室。”管叔等为了反对周公不惜和从前的敌人殷商勾结起来。《尚书大传》卷四载：“奄君薄姑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世之将乱也，请举事。然后禄父及三监叛也。”亡国之后随时图谋恢复的武庚当然要充分利用这一良机，于是管叔、蔡叔、武庚同东方的徐、奄、淮夷诸族群起反周。这时周王室内部也不尽一致，周公地位难处，《书·金縢》称：“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叛乱初起时，周公避谗居东，担负讨伐重任的则是召公。铜器《太保簋》铭文称：“王伐录子●。■（同徂，今也）厥反，王降征命于大保。”武庚又称禄父，●可能即其名之一。此铭文反映了太保召公征讨叛乱的情况。《逸周书·作雒》称：“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史记·周本纪》也记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周公、召公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同时担负重任，旧文献和地下新史料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周公居东时，传说还曾去过楚国。《史记·蒙恬传》称：“昔周成王初立，……周公旦负王以朗，卒定天下。……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这里讲述周初史事虽有误，但提出周公曾奔楚。《左传·昭公七年》记鲁昭公将去朝见楚王，“梦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实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祖是古代出行时的祖祭，鲁襄公第一次去楚国时，是梦见周公祭神引导的。现在昭公第一次去楚国，便梦见襄公祭神引导。梓慎认为昭公未梦见周公祖，可能不会去楚国；子服惠伯认为襄公既在周公祭神引导下去过楚国，正好由他来祭神引导昭公，所以昭公肯定要去楚国，事实上昭公接着就去了楚，这说明鲁国相传也认为周公曾去过楚国。从周初情势来看，周公去楚国大约是说服楚人不要参加武庚的叛乱活动。
武庚败灭之后，殷东徐奄以及淮夷尚继续与周为敌，周公东征经过三年苦战始告平定。《诗·豳风·破斧》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铜器《班簋》铭文云：“咸王令毛公以邦家君土（徒）御或人伐东或（国），咸王令吴伯曰：‘以乃师左比（同庇，保护也）毛父。’王令吕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令曰：‘以乃族从父征’；◆，‘城卫父身。’三年静东或。”此铭以咸王与王并称，咸王即周公，王即周成王。他们都关心主帅毛父的安全，分命吴伯、吕伯左右保护毛父。”“令曰”也是成王命▲和◆两人之词，◆后蒙上文省今曰二字，分别命令他们随从毛父出征和护卫毛父。▲是周军中一员战将，有关他的铜器不少。毛公当即毛叔郑，他是文王子、周公弟，对他的安全保卫，咸王和王都用命令规定下来。▼人不详，字从十，或为什长的专名。“咸王”见于金文中共有四器，从前都把咸字属上读，不成文，咸王应是周公摄政称王时的名号。钢器《般甗》铭文云：“王俎（同徂，往也）夷方，无瞀（病也），咸王赏作册般贝。”此铭也是王与咸王并称，夷方即东国叛乱地区。周公东征期间，成王也曾到过奄国，《书·多方》称：“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此铭所记，当是周公先已在奄，其后作册般随侍成王安全到达，故周公奖赏作册般以贝。
周公摄政称王在文献上也有确切明证，如《书·康诰》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当时武王已去世，若是成王则应称康叔封为叔父、称文王为祖父；这位称康叔封为弟、称文王为父的王，就只能是周公了。咸王是周公摄政时的名称，唯见于金文，这是旧文献中久已遗忘的史实。
周公东征是周王朝一件大事，奠定了周王朝一代规模。《孟子·滕文公下》称：“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指奄君薄姑），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荀子·儒效》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负扆而坐，诸侯趋走堂下，……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周公东征才彻底摧毁了殷商的统治，也才为周初大分封创造了条件，尤其是齐、鲁、卫等东方大国，必然是在东征之后方能建立。《左传·定公四年》记述鲁卫之封即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并称分给鲁国“殷民六族”，“因商奄之民”等，而且鲁国就是建立在奄国故地，卫国建立在殷虚，这绝不能是武王时代的事情。
东征之役似不限于东方，还曾打到江南，引起了殷周之际的民族大迁徙。奄君薄姑率其部族北迁为夫余（说详下）。其南迁者，《吕氏春秋·古乐》称：“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入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古代黄河流域广大平原地区森林茂密，气候温暖，还能适宜于象的生存，所以甲骨文有获象的记载（《前》3·31．3·），古文字“为”作●，即象征以爪牵象为人服役的形状。陈国妫姓，妫从为，他们可能就是服象的民族。陈在河南南部，河南古称豫州。豫即象、邑二字合文（战国时两足布中邑皆作◣，予即邑字之讹）。古代产象之地称为豫州，这和秦汉时代在产象的地方设立象郡，是同样的道理。殷周之际，可能有一些服象的民族迁到了江南。
七 蒲姑迁徙
周公东征，经过历时三年的长期战斗，给殷商残余势力以歼灭性的打击，击溃了殷商的三百六十夫，有的被分散赏赐给诸侯（如鲁国的“殷民六族”、卫国的“殷民七族”），有的被消灭，有的就逃亡远方，北去东北以至朝鲜半岛，南到江南都有。
东征之役，《史记·周本纪》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正义引《括地志》云：“泗州徐城县北三十里古徐国，即淮夷也。兖州曲阜县奄里，即奄国之地也。”淮夷之中，徐国最大，是商民族在东方的一支重要力量。薄姑亦称蒲姑，是山东半岛上齐地的先住民，他们迁走后，才有姜太公的建国。《左传·昭公二十年》记晏婴讲述齐地历史变迁时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
蒲姑北迁即东北的夫余，夫余为蒲姑的对音。余和姑是鱼部叠韵字，夫与蒲古音读相同。《后汉书·东夷传》称：夫余国“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土宜五谷。……以员栅为城，有宫室、仓库、牢狱。其人粗大强勇，而谨厚不为寇钞。”《三国志·夫余传》称：“国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犬使、大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下户皆为奴仆。诸加别主四出道，大者主数千家，小者数百家。”加与家同，加、家古歌鱼合韵。夫余四加有似于后来蒙古的马、牛、羊、驼四个部落的军事首长，四出道就是从这个城邦向四方分布的四个部落的所在地，以畜名官即是以其主管的畜类为官名。蒲姑北迁前所住的山东半岛，畜牧业也是很盛的，《书·禹贡》称：“莱夷作牧”，莱即在山东半岛东北角。《三国志》又说：夫余民众“食饮皆用俎豆，会同（宴会）拜爵、洗爵，揖让升降，以殷正月祭天”（这些都是中原风俗，可参看《仪礼》）。“窃盗一，责十二，男女淫，妇人妬，皆杀之。”“其死，夏月皆用冰，杀人殉葬，多者百数。”死者夏月用冰也是山东半岛的风俗，在《诗·豳风》和《左传》中均有记载。《三国志》还说：夫余“国有故城名濊城，盖本濊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濊是夏商之际豕韦迁去建立的，夫余其后追踪而来，征服了濊民，加以统治。濊民的一部分便迁到了更北的地方，称为北夫余。《魏书·豆莫娄传》称：“豆莫娄国在勿吉国北千里（勿吉又称沃沮、窝集，即大森林之意），旧北夫余也。”其习俗用器大致与夫余同。《三国志·夫余传》称：“国之耆老自说古之亡人”，可见他们口耳相传还知道祖先是从内地迁去的。
《后汉书·高句丽传》称：“东夷相传以为夫余别种，故言语法则多同。”《魏书》则直接说：“高句丽者出于夫余。”《隋书》也说：“高丽之先，出自夫余。”说是夫余王得河伯女，被日光照射而孕，生一大卵，有男子破壳而出，名曰朱蒙（即逢蒙、朱明，传说中的神射手），长大后逃难至河边，水深不可渡，朱蒙称：“我是河伯外孙、日之子也，今有难而追兵且及，如何得度？”于是鱼鳖积而成桥，朱蒙遂度，追骑不得济而还。“朱蒙建国，自号高句丽。”《离骚》中说：“挥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这种传说似乎也带有中原的色彩。
《三国志·东沃沮传》说：“无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长帅，其言语与句丽大同。……诸邑落渠帅皆称三老。”东沃沮当是殷周之际随夫余北迁的村社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相当于县下面的乡，所以他们的首领都以三老为名。
殷周之际还有一些人越过渤海，迁到辽东半岛以至朝鲜半岛。《汉书·地理志》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钱）。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娶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这说明古代村社共同体对盗窃的惩罚很重，故可以做到夜不闭户，余粮栖于亩首，漫藏野积而无寇盗，社会秩序良好。《地理志》还说：“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按：野外的农民）饮食以笾豆（东方古代因席地而坐，故用高足器即豆。豆在古文字中作■，象高足容器。笾用竹制，形式同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羽觞之类，平底，放在几上。）食。”用豆是古代遗俗，用杯器则是后来仿效汉朝官吏的。《地理志》又说：“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藏，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寝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村社共同体的生活状况，这种风俗应是商周之际殷人北迁时由中原带去的。虽然到汉代才见诸记载，其流传却是很久远而早已存在的。从中可以考见中国古俗，是很宝贵的材料。
朝鲜半岛南部有三韩，《后汉书·东夷传》称：“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马韩最大，是当地的先住民。“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辰韩人的语言还保留了秦语，称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辰韩又称秦韩，辰、秦音近而通。辰韩“知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嫁娶以礼，行者让路。”而马韩则“不知骑乘牛马”，说明他们就是那里的土著。“弁韩与辰韩杂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语风俗有异。”可能他们也是从中原先后迁去的。
中国古代中原居民在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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