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嗜好文学的，也曾多时努力于文学的创作；然而我却不是文学研究家，对于文学，我没有深湛的理论，关于别人的深湛的文学理论，我所涉猎的也极有限。因之我对于文学的知识，与其说是由学习得来的，勿宁说是由经验得来的，更为确切些。
文学家对于人类社会，究竟负有何种使命？在我平日提笔创作时，对于这个问题，就不曾思索过。我只觉得我要创作的动机：有时是为了回顾既往的生命伤痕，不知不觉发生感喟与悲叹的呼声；有时是为了不满足现实，而憬憧于未来的乐园，写出瑰奇的理想；有时发见生命的真意义，以某种事实为象征，写出极兴奋和突进的生命的波动；有时是为大自然的伟丽所惊吓发出赞美与歌颂；有时为了一种同情而悲哭而狂呼……
这一种人，他们自甘堕落，固可勿论。还有一种人，他们倒也并不甘于灵魂的堕落，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文学，因之他们不从文学的根本上努力、培植，唯注意文学的形式派别，什么写真，浪漫，理想等主义的分歧。这种思想便占据他们的全心灵，每一举笔，先把自己安放于某种主义的束缚之中，而不能充分的发展自己的灵性。这种作家绝不能作社会的先驱者，预言家，他只是忠于模仿别人的创作，而自己不能创作，这是有貌无神的作品。所以伟大的作家，在他们心里，绝对没有主义没有派别，他们只知为创作而创作。
说到这里我不免连带想到我们伟大的作家易卜生来了。他写《傀儡家庭》，当时许多新妇女认为他是为了提倡妇女运动而写那个剧本的，都到他面前大恭维他一顿，但是她们所得到易卜生的回答，可是太出人意外了。易卜生说：“我只为作诗而写《傀儡家庭》的。”那些妇女听了这话，都不免暗暗称奇，然而这却是真正的作家，对于文学的态度呢！
至于形式对于文学也极重要，前三者——思想，感情，想象——是文学的内在精神，而形式是属于外表的，这个内在的精神是否能完全表现出来，那就全看外形的巧拙了。
自然，作家也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社会的人，又焉能不受社会生活的影响？我们无论翻开哪一个作家的作品，我们可以从那作品里看出作者的时代，作者的地方，以及作者的国家，然而这并不与越超时间空间的问题相矛盾的，因为前者所说的是文学的基本原则，后者所说的是作品自然发生的效果，这种效果是不期然而然的，这种的表现是无害于根本的共同的情感，而永久存在于日光之下的。这一点我们可以打一个譬喻来说明，例如有甲乙两个人，一个是极富一个是极贫，这两个人的形式上当然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是无论怎样差别，根本上他们都是人，这句话谁也不能反对吧，同时他是某甲，同时他也是人；同时他是某乙，同时他也是人。文学家所取的材料，不妨有各种各式，并且越要描写得特别真切，特别恰合，所描写的每个人越有区别越有个性越好。但是切不可忘了他们都是人，他们有人共有的情感，作家若果明白这一点的奥妙，那么他创作的时候，自然不甘拘虚于某一种方式之下，而甘为某一种主义所屈伏了，也不甘为某种主义工具了。并且越不存心宣传什么，只赤裸裸的表现自己的生命，表现自己的全人格，而他的效果，也许具有绝大的动人的力，越与人类的生活发生密切的关系，这正是因为他们的文学作品，乃是因纯粹的艺术冲动而创造出来的，不受浮沉时代表面的小潮流和漩涡所卷没。这种作品可以使我们忘记我们窒息的时代，消失我们不纯洁的观念，更清楚的认识我们的灵魂，使我们的生活更向上去努力，这才是实感与表现混合结晶，是向上的优秀的艺术。
文学的本质是打破一切因袭与束缚，是完成自由的东西，它是要努力，将重重物欲所遮掩的真相，暴露于人间的，所以它才能万古常新，不然荷马时代的东西，为什么到今日还是一样的使人感兴呢？韩退之的《秋怀》诗说：“……作者非今士，相去时已千，其言有感触，使我复凄酸。”这也是文学有永久性的证明。
文学由感情而成立的，但同时也就是由想象而成立的，因为同情是想象的产物，或副产物。所以王尔德批评列颠狱官的没有同情，而说：“那人连一点想象力也没有的。”意思就说虽然没有受痛苦，但是看了别人的痛苦可以体验出那苦痛的滋味。这种的体验是想象也就是同情，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极密切的。兰斯肯虽分想象为三种：一、联想的想象力，二、洞察的想象力，三、冥想的想象力，然而总须与同情相溶洽，才能写出最优良的文学作品。
文学家诚然是社会的先驱者、预言家，他与时代发生极密切关系，他可以统一人的感情，并引导着趋向同一的目标去行动，譬如意大利之所以能收统一之效，有人归功于但丁（Dante）的一部《神曲》。法国的卢梭与福禄特尔对于法国革命也有极大的影响；他如歌德对于德国帝国之成立，其力量不亚于俾士麦，这些事实我们都不能否认。但是他之所以能成为先驱者，预言家，必须有独立不拔的精神，才能不受社会的因袭之束缚，不为利害而顾虑，并且努力打破一切的因袭与束缚，抛却一切利害的顾虑，在这虚伪残刻的社会，而培植上美丽的生命之花，这就是文学家唯一的伟大的使命，否则宛转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