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刘易斯⑥的一生经历（除了告诉你皙学都是无聊的空话外）表明了每个哲学家的思想是与他的为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要了解这个哲学家的为人，你就能在很大的程度上猜出他所阐述的哲学思想。看起来好像你没有以某种方式行动，是因为你用某种方式思维；实际上，你所以用某种方式思维，是因为你是用某种方式造就出来的。真理与此无关，根本不存在“真理”这种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哲学。而昔日伟人所苦心经营的哲学体系，只是对作者本人才有效。
①霍布斯（1588—1679），英国哲学家。
②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
③罗丹（1840—1917）：法国雕刻家，现代写实派作表。
④休姆（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及历史学家。
⑤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希腊大哲学家。
⑥刘易斯（1817—1878）：英国哲学家及批评家。
那么，关键问题是，只要发现某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他的哲学体系也就昭然若揭。菲利普认为，需要查清三件事：一个人和他生活的这个社会的关系；一个人和生活在他周围的人的关系；最后是一个人与他自己的关系。他精心制订了一个学习计划。
生活在国外的好处是，通过具体接触你周围人们的风俗习惯，你可以从外部来观察这些风俗习惯，从而看出那些被当地人虔诚实行、信以为真的风俗习惯，其实并无遵循的必要。你一定能够发现，你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信条，在外国人的眼里却是荒唐可笑的。在德国的那一年，以及在巴黎长时间的逗留，使菲利普接受怀疑论学说有了思想准备，所以如今这种学说一摆到他的面前，他便立即共鸣，感到无比的宽慰。他看出世间的一切事物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无非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罢了。他读了《物种起源》，这本书似乎为使他困惑不解的许多问题作出解释。他像个探险家，推断出某种必然出现的大自然的特征。他沿着大河溯源而上，果然在那儿发现他所预料中的支流。那儿有人口稠密的肥田沃野，再远处是连绵的山峦。每当伟人有了某种重大的发现，世人后来总是感到惊奇；这一发现为何当初不马上被人们所接受？为何对那些承认其真理的人，竟然也没产生任何重大影响？《物种起源》的第一批读者们以他们的推论接受这本书，可是作为他们行为的基础——感情，却未被触动。这部伟大著作出版后又隔一代之久，菲利普才诞生。书中许多使同时代人骇然的东西，此时，已经为这一代的人们所接受，因此菲利普能够心情舒畅地接受它。他深深地为宏伟壮观的生存竞争所激动，书中提出的伦理准则似乎符合他原有的想法。他心里想，“是啊，强权即公理嘛。”社会为一方，它是一个有其自身生长和自我保护的有机体，而个人为另一方。凡是对社会有益的行为就被称为美德；凡是对社会有害的就被唤作邪恶。善与恶无非就是这个意思。而罪恶更是自由人应该摆脱的一种偏见。社会在与个人的对抗中有三件武器，这就是法律、舆论和良心；前两件可以用狡诈来对付，狡诈是弱者对付强者的唯一武器。当公共舆论宣称罪恶已被发现时，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可是良心是内部的叛徒，它在每个人的心里为社会打仗，致使个人败阵投降，成为敌人繁荣的牺牲品。显然，这二者是不可调和的，国家和个人各自都明白。社会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使用个人，当他反对它时，就将他踏在脚下；如果他忠心耿耿地为它服务，便以勋章、养老金和荣誉来奖励他。个人一方呢，它的唯一的力量只在于自身的独立性，为方便起见挤入社会，他得提供金钱和服务，但他毫无一点义务感和责任感。况且，他不在乎奖励，只要求别人不要干涉他。他是不受约束的旅行者，为了消灾避祸而使用科克的车票，可是对于親自陪伴的随行人员却投以愉快、轻蔑的眼光。自由人的行为谈不上犯错误。他随心所慾地干他喜欢干的事——假如他可以的话。他的权力就是他的道德观的唯一标准。他承认国家的法律，又能够违反这些法律而毫无犯罪感。可是，假如他遭到惩罚，他也毫不怨恨地接受惩办。社会毕竟是强有力的。
菲利普认为，如果对于个人来说，没有所谓的正确与错误，那么，良心也就失去了他的约束力量。他发出了胜利的欢叫声，一下逮住良心这个恶棍，并把它从自己的胸膛里狠狠地扔了出去。可是，他并不比先前更懂得生活的意义。为什么有这个大千世界，人来到这世界上究竟为了什么，这一问题仍如从前一样地费解。但可以断定一定是有某些原因的。他想起了克朗肖对“波斯地毯”所打的比方，他说这是对生活之谜的解答，还神秘地加了一句：除非你自己找出它，否则就不成其为答案。
“我不明白他究竟是什么意思。”菲利普笑了。
就这样，在9月的最后一天，菲利普急于要实践这些生活的新理论，带着1600镑的财产，拖着一只畸形脚，第二次前往伦敦，开始他在人生道路上的第三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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