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形成了一个不十分有力的传统，即他们主张制度变迁（而不是技术变迁）是经济发展的动态原因。按照这一线索，道格拉斯·诺斯和p．托马斯将西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在人口对稀缺资源赋予的压力增加时，那些支配产权的规则的制度发生了变迁。这些作者试图论证，技术创新与生产率的增长表明了对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化与市场规模的变化的滞后回应。
按照诺斯与托马斯的观点，只有当经济组织是有效的时，才会发生增长。有效的经济组织可能要求产权的修正，以便减低创新活动中私人与社会报酬的差别。要素市场的组织的改进（其中包括对土地与劳动的产权的再确定），主要是对土地与劳动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即相对稀缺性的变化）的回应。之后，一个扩张了的市场经济所产生的需求又对产品市场组织的改进施加了压力，并誘致了政治单位规模的扩大。在诺斯与托马斯看来，荷兰和英国在1500－1700年间的发展比法国和西班牙更快的事实，就是正在形成的国家对持续的财政危机的回应所产生的特定的产权形式的结果。
诺斯和托马斯反复强调了制度变迁比技术变迁更为优先且更为根本的观点。他们将更为集约的耕作制度（比如二田制对三田制的替代）视为一种制度对相对要素价格变化而不是技术变迁的回应。进而，他们强调了一个市场经济的扩张即便在没有发生技术变迁时也能为人均收入的提高作出贡献。
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在一个范围不很广的研究中论证到，美国工业于本世纪50和60年代发生的管理革命，同它对技术变迁可能实现的潜在规模经济的经济收益的回应相比，它更多的是由市场机会扩张所誘致的制度变迁的产物。这一革命发端于本世纪20年代，这时在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新泽西的）美孚石油公司和西尔斯公司开始发展一些新的组织模式。这一体制一方面由所有各部的决策高度集中的经营公司组成，另一方面它又包括松散的分散持股公司。在这一新体制的演进中，当对一个多重分工的结构所进行的决策高度分散的同时，对整个团体的战略计划和金融控制又仍然由一个集中的机构来裁决。在主导性企业中，“通过建立一个通用的办公室和处理产品发展的日常事务来使战略决策系统化……分散化决策的制度化。”钱德勒论述到，由这些结构性创新所导致的制度效率的收益，又创造了一种传导技术创新的环境。在他看来，美国工业中的规模经济更多的是制度创新的产物，而不是技术变迁的结果。
一个制度变迁模型
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中有一种倾向是，它们或者将制度变迁抽象掉，或者视制度变迁是一个经济体制所外生的。这些方法都是不恰当的。在现实世界中，产权的执行是有成本的，市场的交换要消耗资源，信息是稀缺的。制度变迁不仅会影响资源的使用，而且它本身也是一种资源使用性的活动，由于对这一事实的忽略，因此我们对制度变迁进程的理解还有待提高。我们同样在一个不很满足的条件下将制度变迁融入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去，这与我们在50年代中期处理技术变迁的经济学的方法相同。
我们在这里假定，制度变迁可能是由对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的需求所引致的，我们还假定，制度变迁可能是关于社会与经济行为、组织与变迁的知识供给进步的结果。
对制度变迁的需求
从文献中我们可以获得关于制度变迁的需求理论的几个要素。正如我们在前面已注明的，诺斯和托马斯主要根据支配产权的规则的制度变迁解释了西欧在900－1700年间的经济增长。在他们看来，制度变迁是由人口对稀缺的资源赋予的压力增加所引致的。t·w·舒尔茨在考察更为晚近的经济史时，验证了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人的经济价值的上升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诺斯和托马斯对舒尔茨下面的观点似乎毫无疑义是同意的，即“我们很难想象任何趋势性的经济运动对于制度的改变比对于工资相对于租金的运动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
在欧洲中世纪的成熟时期（1000－1300年），“土地变得稀缺，土地的价值处于上升中，”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变得普遍起来，它对限制共有财产使用的压力增加了。对土地使用的更为有效的控制是与更为集约的农业生产体制的采用相联系的，三田制开始替代传统的两年一次的轮作制。
在现代早期，人口对土地的持续压力导致公地的废除和从以使用奴隶劳动为基础的耕作制转向由农民所有的所有者经营，或转向由资本主义所有的对工资劳动力的使用。其结果是更为集约的作物生产体制的演进，这在低地国家和英国尤其如此。这些体制以后在德国、丹麦和法国也同样占支配性地位。在20世纪，由于土地对农业生产的制约变得不很严重，相应于农地产权的制度演进的推动力削弱了单个生产者的私有产权。
更为近期，环境从农业与工业及工业生产中吸收了残余，这一需求与对环境服务和舒适的需求产生了激烈冲突。这一竞争导致了原来被视为免费品的公共资源的经济价值的显著上升。相对于这些价值日益增加的公共资源，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些用于区分个人、企业和共同体产权的新制度。
诺斯和托马斯也分析了当工资相对于土地的价值提高时的经济迅速增长时期。他们发现在这一时期，当给予农民和土地所有者对他所使用的土地有更大的控制权时，就会发生制度变迁。在上一世纪的一半时期，制度变迁是由人的经济价值的显著加速提高所引致的。我们已从一个否定人对自己的投资机会和激励与受奴役很普遍的状况，变成了现在的对人的代理人的私人与公共投资制度化了的状况，如教育与卫生条件的改善。
诺斯和托马斯对欧洲发展得出了制度变迁是对劳动力-土地价格率变化的回应，在对当代发展中国家的报告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印度尼西亚在1868－1928年间是经济普遍加速增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主从庇护责任的修正有利于佃农和无地的劳动者。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由于土地价格相对于工资率的上升，平衡又转向有利于土地所有者，而不是佃农和劳动者。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更为集约的农作制度的使用已导致水的经济价值的增加，这一增加的价值已誘致了能更明确地定义灌溉的产权，以及在分配水时更大地使用市场机制。
无疑，由技术变迁所释放的新的收入流确实是对制度变迁需求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新的和更为有效的技术中获取潜在收益，这确实是私人部门的研究与发展以及公共部门对自然资源的探索与发展科学技术的一个强有力动机。从州政府拥有允许建立有限责任的股份公司的垄断特权的阶段，到一般合并法的实施，确立了旨在指导经济活动的协会的权利的今天，现代法人组织的发展代表了对19世纪的运输、交通和制造技术的进步所创造的经济机会的制度回应。
新的收入流的分割所导致的与技术变迁或制度绩效的增进相联系的效率收益，这是进行进一步的制度变迁的一个主要激励。在一个古典的或新古典的世界，政治资源的使用妨碍了经济目标的实现，新的收入流是按照李嘉图的分配模式来分配要素的技术变迁所形成的，来自于要素所有者的收益将具有相对无弹性的供给函数的特征。不过，我们很容易地看到，无弹性要素的供给者对新的收入流的获取只提供一种功能——这些要素所起的作用是对增长的制约，而不是增长的一个来源——即确立一种对社会产品的权利。其结果是，技术的进步可能会调动个人对其资源进行重新配置的积极性，以及为了再确定产权以实现新收入流的分割而组织和引进集体行动的积极性。与有组织的公司（或合作社）形式增加相联系的制度效率的提高，引起了股息的增长，从而带来了对劳动法人组织的需求，它们以工会、农会或合作社的形式表现出来，以使每个团体都能更有效地参与对新收入流的分割。
制度变迁的供给
相对要素价格的变化在诺斯－托马斯和舒尔茨的誘致性制度变迁模型中所起的作用，非常类似于我们已分析的它在誘致性技术变迁模型中所起的作用。不过，无论是诺斯和托马斯还是舒尔茨都没有试图提供一个制度变迁供给的理论，而且我们发现老的和新的新制度学派文献对此都少有助益。
假定制度变迁的供给与技术变迁的供给之间的类似性是有理论根据的。正如当科学和技术知识进步时，技术变迁的供给曲线会右移一样，当社会科学知识和有关的商业、计划、法律和社会服务专业的知识进步时，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也会右移。进而言之，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发展的成本，正如自然科学及工程知识的进步降低了技术变迁的成本一样。
这并不是要表明制度变迁完全依赖于产生了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的新知识的正规研究。技术变迁并没有期待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变得制度化，同样，制度变迁也可能是由政治家、官僚、企业家及其他人指导他们的日常活动时所实施的创新努力的结果。制度创新的时间和速度可能受外部接触与内部压力的影响，使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制度化的目标之一是为了在社会科学研究资源的配置中实现更高的效率。这些资源的更好配置将有可能（a）加速那些用作由社会给定的更为重点的制度变迁领域的新知识的产生，（b）应用新的知识以使制度变迁的目标与实际实施的制度变迁之间保持更为准确的联系。
如果社会科学及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效应是使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右移，或是将制度创新的可能性曲线移到更接近于起始状态，那么在社会科学中知识的供给弹性问题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传统中的一个内含的假定似乎是，制度变迁的供给本身允许有一个适当时滞的弹性。这一观点似乎与大量的经济思想史学家所持的观点不一致，他们认为，经济学中的知识供给受到外部事件的影响相对较小。
我们现在还不能解决经济学或其他社会科学中知识的供给弹性问题。我们将假定，在一个特定范例的框架内，关于经济学的知识供给比知识训练本身的供给更有弹性。无疑，对任何事件来说，在一个特定范例的框架内，无论是“范例的转变”还是知识训练的进步，确实具有使关于知识的供给曲线右移的效应，因而能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
我们可以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社会科学中的新知识对制度创新与效率的效应可以被看作是与凯恩斯革命相联系的对宏观经济关系的新的理解。我们并不准备估计这种新知识在二战后使西方发达经济以更接近于充分就业的方式运转所形成的经济收益，不过，我们确实估计了（由a．m．奥肯作出）美国在1964年的税收法下个人和公司所得税的降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税收在1964－1965年间削减130亿美元，其明确的目标是要减低实际与名义gnp之间的差距。这些税收的削减是经济咨询委员会以对存款收入、消费、投资及存货关系的估计为基础所作出的数量预测的结果。奥肯的事前估计表明，在税收削减后的头两年，税收的降低使gnp增长了250亿美元，对增长的最终贡献是360亿美元。回想起来，这些估计的收益部分体现了它们对本世纪60年代后期的通货膨胀的贡献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政策干预，无论是统计资料和分析能力还是制度可信性都是无法得到的。商业经济部的统计能力的制度化以及总统经济咨询委员会的分析能力的制度化，就是与凯恩斯革命相联系的经济学知识进步的直接产物。
无论是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其他社会科学领域，都没有像经济学那样在提供新的知识以有助于降低社会变迁的经济与人的成本方面那么成功。不过，当政府开始关注它们所面临的社会变迁的复杂问题时，它们就创造了发现更好的方式以充分利用其他社会科学在解决公共政策问题时的能力。
小结
关于技术或制度变迁的相对优势的观点一般是不具有生产性的。正如杰维所论证的，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很高。因此，必须在一个持续的相互作用的逻辑中来进行分析。
对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需求的原因是非常类似的。土地（或自然资源）价格相对于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誘致了用于减少对由土地的无弹性供给所导致的有制约的生产技术变迁，同时也引致了导致能更准确地定义与配置土地的产权的制度变迁。劳动力相对于土地（自然资源）的价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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