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戴维斯
d．c．诺斯
引言
如前所述，技术和结构的外在变迁的来源如能被利用，它将能导致一个更大的总收入，当然它也可能给参加利用活动的行动团体带来更大的收入。此外，我们在《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的第二章还认为，如果个人（或团体）发现了一种利用（甚或创造）变迁的方式，那么，“政治游戏规则”的一种变迁可能会允许他（或团体）以另一个人（或团体脑受损为代价来增加他的收入。如果这类“利润的增加”能在现存的制度安排结构内实现，那么，由此所致的较少的问题和对更高收入的期望将会誘致他们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利用这些变迁机会。在这种情形下，现有的假定制度环境不变的理论是适用的，但是，如果收入的增加无法在现存的安排结构内得以实现，现有的理论就很少是有用的了。
正是获利能力无法在现存的安排结构内实现，才导致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或变更旧的制度安排）的形成，仅仅断言在收入变动与安排创新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关系就差不多已经取得了有意义的一步，然而，我们的目的是要提供一种理论能有助于预测（或解释）这些新的或更替性安排的形成。这一理论尤其要能预测新的制度安排的水平（个人的、自愿合作团体或政府的安排）以及对潜在利润的认识与新的安排形成之间所经历的时间期限。
为什么历史上在一个时期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安排是有利可图的，而在另一个时期则不然？尽管在一种给定的环境下，可能存在可以获取的外部潜在利润，但一种新的安排只有在下述两种情形下才会发生：一种情形是创新改变了潜在的利润，一种是创新成本的降低使安排的变迁变得合算了。因此，制度均衡状态（安排的变迁将得不到任何好处）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可能的。可是，成本与收益的变动会使制度产生不均衡，并誘致了安排的再变迁。尽管大多数经济模型将现存的制度安排视为既定，但我们的目的是要将这一常量变成一个变量．不过传统的理论仍为我们目前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与传统理论一样，我们的基本假定是，安排变迁的誘致因素是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而且，我们所使用的模型是非常传统的经济学家所常用的，即“滞后供给”模式的一个变形。在滞后供给模型中，某一段时间的需求变化所产生的供给反应是在较后的时间区段里作出的。在此模型中，产生于安排变迁后的潜在利润的增加，只是在一段滞后后才会誘致创新者，使之创新出能够获取潜在利润的新的安排。
模型：介绍
假定一种初始均衡。即指这样一种状态，在给定的一般条件下，现存制度安排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经济中任何个人或任何个人的团体带来额外的收入。如果（1）安排的调整已经获得了第1章列举的各种资源所产生的所有潜在收入的全部增量；或者（2）这样的潜在利润存在，但是改变现存安排的成本超过了这些潜在利润；或者（3）如不对制度环境作某些改变，就没有可能实现收入的重新分配，那么，这一状态就存在。这样的均衡未必是永久性的，因为下列三种类型的外在事件中的任一个事件都能衍生出安排创新的压力。
1．安排创新的潜在收入可能会增加。原因是，某些外在性变动导致了从前未曾存在的外部效应的产生，也使风险得到了调整，交易费用转移，并使服从报酬递增的新技术得到了应用。
2．组织或者操作一个新制度安排的成本可能发生改变。因为新安排的技术有了发明，非经济部门的安排有了变化，或者因为在新的或竞争性安排中使用要素的价格可能发生了变化。
3．法律上或政治上的某些变化可能影响制度环境，使得某些集团实现一种再分配或趁机利用现存的外部利润机会成为可能。
我们假定，实业家是利润最大化者，而且企业家愿意利用产生于安排重新组织的利润机会的程度，同他们愿意开发新市场和新技术（狭义的）或利用要素相对价格变动的程度是一样的。因此，潜含于任一外在变化中的利润都将誘致为获取它而产生的重新安排组织的尝试。我们首先检查外部潜在利润、成本或基础规则的变化传递给潜在企业家的过程。然后，我们检查决定创新层次和创新时间选择的各项条件。
尽管几乎有无数事件可能引起外在于现存安排结构的利润产生，但在美国史上有三类事件曾经是特别重要的。它们在过去对新制度安排的“需求”作过很大贡献，可能在将来仍能继续起主导作用。
1．市场规模的变化能够改变特定制度安排的利益和费用：搜集信息或排除非参与者的成本并不随交易的量而同比例增长。这两类活动都体现了成本递减特性。例如，当西方农场抵押业务的流量很小时，东方金融业为了利用那里高得多的利率而建立分支机构是不值得的。然而，当这类抵押业务增加时，东方金融家派代表去西方市场组织同盟的金融制度安排就值得了。组织这种安排的成本没有改变，但收益变了。同样，为了维持市场、分散风险等目的而创建新安排或二级行动团体（secondaryactiongroup）的成本也不与交易量同比例增加。
2．技术对改变安排的利益有着普遍的影响。第一，一般地，在过去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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