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提高，导致了能使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变迁。同时也导致了能增进代理人的生产能力并增进工人对他自己的就业条件进行控制的制度变迁。由技术变迁所形成的新的收入流以及制度效率的收益引致了对产品的相对需求的变化，以及新的和更为有利可图的产品创新的机会的开辟。这导致了消费模式更为多样化，而且由技术变迁或制度变迁所形成的新的收入流又引致了用于修正新的收入流在要素所有者之间进行分割以及改变个人与集团之间的收入分配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
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供给的转变是由类似的力量形成的。科学与技术知识的进步降低了由技术变迁所形成的新收入流的成本，社会科学及有关专业的知识的进步降低了由制度效率的收益（包括在解决冲突时的技能的提高）所形成的新收入流的成本。
本节中所提出的制度变迁模型的重要性在于，它表明一个誘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是能够形成用于考察可选择的制度变迁模型的检验性假说的——（a）对一个在时间进程中的特定的社会，（b）对于在给定时间的一些国家。建立一个在本节概括的理论来发展一个既是解释性的又是可预见性的誘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是有可能的。这一理论不仅能解释迄今为止的事件，而且能形成考虑未来的制度变迁方向的假说，并能为对旨在实现更有效的制度绩效和更快的制度创新的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指导。
制度的运作
在前面一节我们已详细论述了一个制度变迁的需求与供给的理论，并列出了一些在西方与非西方社会的经济史中所发现的事实以作为对理论的经验补充。经济和政治市场怎样才能有效地将制度变迁的需求与供给的潜在来源转变为有效的制度创新？影响制度创新的需求与供给的力量是通过相对不完全的市场来操作的。为了形成制度变迁需求与供给的转变，就需要经济与政治资源在个人与制度之间进行不均等的分配。由技术与制度创新所形成的新收入流提供了利用政治资源来分割收益的激励，用于使制度变迁的供给与需求的转变以及用于分割资源所有者与社会集团之间的制度变迁收益的资源，是通过政治资源的相对无效的市场来分配的。
在本节我们将揭示这些经济与政治市场结构的制度创新的潜在需求与供给，转变为制度组织与运作的实际变迁的有效方式。我们将集中考察官僚主义行为与集体行动问题，这些问题在决定制度创新的市场程度以及与前面所揭示的誘致性制度创新进程接近的更为有效的制度运作时尤其重要。
市场结构与效率
在经济学中，对制度运作的正规分析主要是在理解企业行为的市场结构的含义中演进的。经济组织领域的许多早期著作的主要目标是分析要素与产品结构对企业行为与绩效的影响。它通过分析官僚化组织对资源配置及企业成长的意义，进而对管理行为进行了较新的研究，考察了外部环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这种研究也是分析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生产组织的经济学中的一个长期传统。这包括努力说明指导公共企业的管理者接近于在完全竞争下的私有企业或经济的均衡资源配置与产出水平。由于由公共部门生产的公共品与私有品都在增长，即便是在一个非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形成了关于公共投资决策的理论与实际的大量文献。
社会主义经济学文献与传统的收益费用分析的一个主要缺陷是，它们都没有包含关于政治行为或官僚主义行为的明确解释。在一段时期内，一个关于官僚主义行为的内含的“利他主义”或“有机”的理论一般假定，如果政治家和官僚能提供最优化的规则，这一类规则就会被采用与实施。不过日益明确的一点是，在将个人的偏好转变成公共政策时，立法机关的有效性（即对可交换的政策进行投票的效率）取决于一个社会在作出选择时所利用的制度。还有一点也很明显：对公共部门企业的管理（包括政府办公处，大学的系或研究所，区域或地方发展当局，国家工业）并不可能遵循有能力的提供基金的计划代理所说明的最大化规则或目标函数，这类制度下的管理者的行为受到它们所操作的经济与政治的要素和产品市场的影响。
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在过去20年间为发展更为正规的分析集体选择与行动的方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这一努力中，他们试图将更为有力的分析工具引入到早期一代的制度经济学家最初感兴趣的一系列问题中去，并引起政治科学家对多元化问题的兴趣和社会学家对组织问题的关注。在许多方面，这一努力对公共部门的制度的行为的理解，类似于经济组织领域和管理行为领域对一个私有部门中支配官僚化组织的企业的外部与内部力量的理解。
按照a．布雷顿的看法，对集体选择与行动的新的研究线索包括四个理论组成部分：即关于公共品、民主、决策规则和交易费用的理论。布雷顿认为，在解释决定公共品与私有品之间的资源配置的力量时，关于公共品的理论著作是不适当的，因为它并没有与正规理论对应的制度补充。在布雷顿看来，民主的理论确实体现了可观察的政治体制的实质性要素——政治派别，决策规则以及信息成本，但是它往往低估了参与政治活动的报酬。关于决策规则的理论则主要考察个人选择问题，它只是刚开始体现制度决策的过程。交易费用理论则集中于在资源与时间方面市场与非市场交易的成本内涵，它现在正在被形式化。
在发展领域，我们尤其要关注导致了技术和制度变迁的集体行动，它们使一个社会的增长与发展能力扩张。这些使能力扩张的技术和制度创新主要是在私人或公共官僚的个人努力或其他试图影响它的行动的结果。我们在下面两节将考察尼斯卡宁对官僚主义行为的研究和奥尔森关于集体行动的交易费用的著作，以帮助我们分析对制度创新的潜在需求变为对制度变迁的有效需求的进程。
官僚主义行为
关于官僚主义经济学的新著作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使官僚化企业家在官僚当局的预算与产出下的最大化行为模型化的方法。正如尼斯卡宁所定义的，一个官僚当局是任意一个非利润组织，它至少有部分是从一个周期性的拨款或赞助获取资金。
在尼斯卡宁看来，大多数官僚当局的行为是以它们能在竞争性市场下获取它们的主要生产要素以及在垄断性或买方独家垄断的市场中出售它们的服务或产品为条件。大多数的官僚当局是由一个单一的支配性的集体组织来支助的（例如一个国家级或省级的立法机构），它们又是通过税收来获取资金的。同样，一个发起组织或受托团体又从当局的项目中获取收益，这常常依赖于一个特定的当局能够供给它所需要的服务，而且官僚当局依赖于受托团体对它的政治支持。在这些条件下，官僚当局与它的发起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边垄断”的关系。
为了建立可以被称之为官僚主义行为的“纯理论”，尼斯卡宁将上面的观察与官僚化企业家的效用函数（管理者是官僚当局的总预算的单调函数）的观点结合了起来。尼斯卡宁的模型形成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假说：（1）一个官僚当局将比一个竞争性行业或一个追逐利润的垄断者提供更大的产出。这意味着用于生产官僚当局产出的特定要素的所有者更加有利于一种官僚化的组织形式：受教育的人可能更喜欢公共学校，邮政工人可能会抵制一个国家邮政公司的形成。（2）只要预算代表了对产出的约束，一个官僚当局就有从事推销活动的激励，它会增加对它的服务的需求，也会降低对它的服务的需求弹性。（3）一个官僚当局在面对对它的服务的需求弹性很大时，它的供给成本等于或接近于在一个有组织的竞争性行业的普遍成本。相反，一个无弹性的需求可能使官僚当局从它的活动中获取较高份额的经济租金。这些租金可能采取人员增加或设施更加豪华的形式。
除了有些领域比如国防外，在“纯粹理论”中所说明的官僚主义模型是很难观察的。官僚当局一般是将服务的组合提供给几个受托团体。在美国，一所农业大学向一个项目很多的受托团体提供教学、研究和推广的组合。它从国家和联邦立法机关，以及通过学费和商品的销售来获取收入，不过，立法机关在拨出基金以及受托团体在支持立法的拨款时，是有几种可选择的方案的。例如，美国国会是将研究基金拨给美国农业部，而不是州实验站。农民可以从相邻的州实验站的出版物和推广服务以及农场的出版物中获取信息。学生可以在州一级的农业学院注册，而不是在他们自己州的公立或私立大学学习除农业以外的自修或全部课程。这些修正的努力是为了使得对农业学院服务的需求（包括教学，研究，推广单位）比在纯粹的官僚主义行为的双边垄断模型的含义更具有弹性，并引致类似于我们在一个竞争行业所看到的制度行为。
不过，尼斯卡宁模型确实具有巨大的预见力。它预见了一种在弹性需求条件下生产过剩以及在无弹性需求的条件下形成过剩租金的趋势，这似乎是与关于官僚主义行为的经验知识相吻合的。生产的产出水平超过w．k．布吕昂在对美国食品分类项目中所论证的一个竞争性市场下的均衡水平的趋势。a．o．克鲁格用导向寻租或形成租金的资源估计了为获得合法的和非法的国民就业（或许可证）、商品以及服务所付出的努力，它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gnp中占一个显著的份额。
用新古典企业理论的方式来将官僚主义行为模型化的努力，已对官僚服务的有效供给得出了许多十分有力的洞见。不过在这方面的著作中，还很少对制度创新予以明确的考虑。因此，我们很难考察官僚主义的部分均衡模型中所暗含的秘密行为与新知识的发明之间的相关性，后者是由政治史学家和经济发展学者已经描述了的。
集体行动
增长红利的形成或者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或者是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展现了制度变迁的第二个需求来源的结果。技术变迁的显著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容许知识对资源的替代，或较为廉价的但是更为丰裕的资源对更加昂贵的资源的替代——即它解除了资源的非弹性供给对增长的制约。类似地，制度绩效的增长降低了经济组织的成本。
制度创新的效应是它降低了新收入流的成本。当要素所有者的新收入流的价格比在没有实现快速技术与制度变迁的经济部门的新收入流的价格更低时，它们是可以获得的。创新性组织（家庭，企业，官僚当局）企图使成本外部化或使创新活动的收益内部化，在任何一个进步的社会，其结果都是引致了用于修正技术进步与制度运作所形成的收益及要素所有者和社会阶层进行分割的持续的制度变迁流。
这一进程的历史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对土地租佃制度变迁的需求有时是由新知识的应用中获得潜在收益所誘致的，如英国的圈地运动。这一需求有时是通过佃农的政治压力来实施的，这些佃农期望分享生产率增长所带来的收益，在美国，组织工会是为了形成一种政治力量，以保证工人分享工业发展所形成的增长红利。农业研究和推广体系的发展代表了农民和一般公共机构为使社会在农业生产中应用先进的生物和机械技术获得潜在的新收入流所作出的努力。本世纪20年代中期到现在，为发展农用品价格支持计划所作出的政治努力，可以被视为农业生产者为从农业研究的制度化所致的收益中获取一个较高的份额所作出的努力。在缺乏这些价格计划的情况下，技术进步的收益中将有一个较大的份额被以较低的食品价格的形式转给消费者。
对技术或制度变迁所形成的增长红利的分割进行修正的努力，是集体行动的产物。无论是制度经济学中的康芒斯传统，还是政治科学中的多元主义传统，它们都强调了自愿的联合来分享共同的经济利益，对改变与加速经济增长相联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所起的建设性作用。
近来，为将企业与消费者行为的微观经济理论拓展到分析集体行动，对集体行动代表了对个人自利的理性追求的假定提出了严重挑战。奥尔森的研究的一个创造性企图是想将企业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内涵延伸到对集体行动的分析中去。
奥尔森强调了组织成本和个人同团体利益的冲突对实现经济目标时动员政治资源的制约。“如果一个大的团体的成员在理性地追求他们的个人最大福利时，就不会起到使他们的共同或团体目标利益进步的作用，除非有一种强制的力量迫使他们这样做，或除非向团体中的单个成员提供了某些分别的激励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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