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它们的人‘供给’或提供了社会运动。”尼斯卡宁和奥尔森显然低估了那些供给或需求一种公共品的人可能联合起来，以从技术或制度创新中获取现有的或潜在的收益。进言之，一个社会对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容忍程度可能会降低，从而会进一步降低组织的成本。这使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规模对组织的制约可能不像奥尔森所意味的那么重要。
制度的扩散与转化
引入制度创新的可能性，不管它是通过扩散过程，还是通过社会、经济与政治程序所进行的制度转化，它们都会进一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纵观现代历史，帝国主义的、国家主义的和利他主义的政策都会导致国家之间的制度形式的巨大转化。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在独立后，新的共和国遵循美国的模式建立了立宪民主与总统制。有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和荷兰的立法体制已加上了一些存在了很久的法律和习俗体制。德国和日本则谨慎地引进了自由主义的制度形式作为它们的经济国家主义化的计划的一部分。在最近几十年，一些双边的和多边的技术援助代理组织已成为制度转化的一个重要来源。发展中国家继续视制度转化的过程为他们发展技术创新能力所作出的努力的一个很自然的部分。在农业中，无论是试验站还是推广服务都变得很普及了。
不适当的制度转化会导致制度变迁供给的偏向，这类似于不合适的技术转化所导致的技术变迁供给的偏向。有大量的文献论述了不适当的制度转化以及这类转化对制度发展的扭曲性影响。
有一个方面的文献为我们理解制度的转化进程作出了贡献，它收集了大量的关于制度建立的原始资料。这方面的知识主要是在公共行政学领域发展的，它们为技术援助代理提供了一种对付干预的有效的方法，从而誘致了更加有效的制度运行。关于制度建立的文献典型地采用了一种明确地朝向制度变迁的规范方法，对有效的制度化的影响的检验就是要着组织对它的集合的规范性影响。因此，试验站对稻谷研究能力的制度化的有效性将由稻谷研究中所派生的新知识对稻谷产量、稻谷生产者的收入以及稻谷价格对城市消费者的影响来得到恰当的评价。制度建立的文献展现了对特定的组织形式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问题，以及将技术转化与创新的能力制度化的普遍关注。
与此同时，制度建立方法也受到批评，即它没有对一种类型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在这一类型下，为合适的制度变迁所提供的机会可能是基于不同的技术与环境特征。例如，西芬认为，一个关注正在发展的技术的组织可能比一个关注技术不集中的组织更容易制度化。他指出，许多技术相对“封闭的体系”意味着它们所要求的行为对于它们的操作非常独特，而且与一般的社会文化体制不同。另一方面，当技术体系不是封闭的时，在共同体的发展努力中，有效的制度化可能非常难实现。
社会科学中的新知识
相对稳定的封闭体制的技术可以通过地理的或政治的边界来转化，而且在资源与文化差异很大的社会比那些技术最初发展已构成制度与技术变迁方向偏向的一个重要来源的社会更容易制度化。这类转化的可能性将资源转化成了与国家或区域的文化赋予的发展相一致的制度创新的进程。从富国转向穷国的制度形式在没有巨大的适应性时，它很少可能为发展作出有效的贡献。制度创新确实有可能比技术创新的地区分布更为专门化。将欧洲和北美的生产合作社模式转化到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代表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在制度发展领域的资源没有投入非生产性使用的例子。
纵观历史，社会知识使制度绩效和制度创新得以增进＿这主要是通过成功先例的逐渐积累或作为行政与管理知识与经验的副产品来实现的，在最近的一个世纪，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已为制度创新的效率开辟了新的可能性。我们在前文中已提出，对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是由对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的需求中派生出来的。社会科学知识可能会经由现存的制度或通过促进新的更为有效的制度的发展和创新而导致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例如，对商品供给数量与需求关系的研究已导致更为有效的供给管理、食品的获得与食品的分配计划；对影响新技术的扩散的社会与心理因素的研究已通过农业推广服务导致了更为有效的绩效，并导致了农业生产运动的更为有效的设计；对土地租佃或团队农作安排的效应的研究已导致了在获取自然资源的更大的公平与对农村地区的资源的利用带来更大的生产率的制度创新。
社会科学知识的效应已使制度变迁的供给函数右移，即社会科学知识对代价更大的真伪学习过程的替代，这能使制度创新的成本降低，不过有一点似乎是很显然的，即只有当这些制度创新的更为有效的来源能够发展本土的社会科学知识以及采用他自己的资源和其他社会的社会科学知识的文化条件时，一个社会才能实现新的收入流。
不过，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开始通过社会科学研究能力的制度化而使收益的获取成为可能。a．格申克龙已论证了社会科学知识对制度变迁的贡献更多的是通过加强意识形态而不是通过分析能力的进步来实现的。e．s．邓恩认为，社会科学的努力更多的是集中于对能维持现存的制度组织模式的研究，而不是对旨在转变这些模式的研究。不过，k．波拉伊却表达了一个社会科学知识对制度创新作出了贡献的更为乐观的观点。
不管对历史经验作出怎样的解释，但有一点似乎是很显然的，即在本世纪后半期，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已对制度创新成本的降低作出了重大贡献。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制度设计以及管理能力都利用了社会科学知识，并已在许多国家有效地制度化了。在旨在实现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的政策的设计与实施中，计划性的代理人和计划人已成为主导性的行动者。
研究工作者和计划工作者近来对那些在制度绩效方面能实现更大公平的制度设计给予了更大的关注。对获取经济与政治资源的相对劣势的无能为力（这是许多社会的主要情形）仍然是对实现因社会科学知识进步所可能带来的制度绩效增长的严重制约。
展望未来
正如我们在本文所概括的，誘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还是不完善的。很显然，这一理论对制度创新概念采取了一种渐进主义的方法。我们还没有对渐近主义方法的批评完全作出回答。然而，我们不得不从社会科学知识的观点来分析制度绩效的效率与公平的含义。不过，我们还没有像已经发展和实施了的誘致性创新检验那样提供一个可以进行严格的经验检验的誘致性制度创新假说。
很显然，在通过制度变迁的需求与供给的操作力量的市场中有一个严重的偏向——通过利用经济与政治资源以努力实现制度创新与效率，而且还没有一种理论或政治体制表明如何消除这一偏向。
我们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描述的誘致性制度变迁理论确实为我们开辟了利用社会科学与有关专业的资源以发展与特定的资源和社会的文化赋予更为一致的制度创新。我们在以后还将在誘致性技术与制度创新的理论概念的逻辑下来检验与绿色革命相联系的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它是发生于本世纪60和70年代的旨在增加发展中国家的食品生产的努力。因此，我们在本文所提出的理论检验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促进我们理解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所起的作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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