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中去，而允许免费寄放……那些购物者或间接为寄放空间付费的人可能宁愿替代建额外的空间所要支付的较小的总成本，以满足那些免费寄放者，而不情愿支付减去建较少的寄放空间的节约后所需要的交换成本，以至于将空间配给不购物的寄放者。
在许多情形下，合约的议定并不能反映全部的收益和成本，这—事实解释了微观经济学理论不能对外部性提供一个一致的分析性论述的原因。对外部性的类型似乎是永无止境的细分和经常试图进行的再分类，由此导致的结果可能是削弱了有些经济学家对标准理论可用性的信任，并促进了特别的理论化。相比之下，产权文献指出了整合的方向。它的论题是，一般的外部性理论可以通过拓展已被接受的教条而得到发展。所要思考的是必须对任何一种交易中所包含的产权内容进行仔细地分析。这一方法的主要成就可概括如下：
第一，发现交易费用不仅导致交换中使用较多的非市场形式，也导致所交换的物品的社会价值的差异，其结果使得生产一个社会最优的产出组合更加困难。例如，如果利用价格机制来配给寄放空间的交易费用大于寄存所有者所获得的收益，它会将空间配给第一个到来者，或树立一个“不准入内”的标牌。用非市场机制来配给空间的结果是土地所有者的收益低于物品对社会的价值，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当然是土地用作寄放空间的数量减少，尽管寄放空间的社会价值大于成本。
假定目标是减小私人所察觉到的收益和成本与总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差别，内涵就很清楚了。对各种形式的外部性的分析表明，无论是交易费用的降低，还是物品价值的增加，都会导致对该物品的产权的更完整的界定，因而会增进私人帐目的精确性。交易费用的降低，特别依赖于技术的进步。因此在登姆塞茨的例子中，一种计量寄放空间的装置会降低交易费用，并使所有者能像市场定价那样来配给寄放空间。事实上，引证的大量的例子表明，技术发明导致了对所交易的物品的产权的更进一步界定，并降低了私人成本与收益和社会成本与收益的差别，尽管没有将它完全消除。我们很难预言，未来的技术发展是否会使产权的确立更加容易。但是，理论的逻辑将表明，当其他情况不变时，一个动态经济中的原有的外部性的重要性会降低——尽管同时会发展新的外部性。
第二，产权方法关注的是一个人或共同体应如何修正现有的外部性的问题。如果在所限定的短期内，技术进步和创新不可能降低或消除外部效应，那末相应的政策问题必然是：在短期内修正外部性的最优模型是怎样构成的？事实上，大量的外部性的存在可以由较高的交易费用来解释，这表明要使合约的议定更为完全，就必须要承担成本。因此，对于外部性所作出的任何努力（或者通过市场机制，或者通过政治进程）都可能导致社会净收益超过净社会成本。登姆塞茨的零定价寄放例子就是一个很贴切的情形，这种理论所暗含的观点是，市场不应对所存在的所有外部性负责，它也不应使它们全部消除。短期内的最优等式常常要求从外部性的降低中使边际的社会成本与收益实现精确的平衡，进而在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时，正当的考虑必然会显示外部性关系的两方面以及合法产权的初始结构。
产权分析的逻辑还带来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所给出的事实是，如果交易条件能准确地代表社会成本和收益，那末对资源的使用方式与想要得到的方式会有差异。弄清楚可选择的产权安排如何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资源的使用与产出组合是很重要的。很显然，这是一个重要的论题，并已得出了一些更广泛的理论结果。我们在本文所要从事的是提供一个有趣的题目。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将主要集中于r．麦基恩的近期著作，麦基恩论文的方向是一个相对较窄的问题，分析的方式与理论的线索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麦基恩（1970年）的出发点是要表明意外损失会导致一个特别的外部性情形，以及逃避责任的权利是一种有价值的产权，它能影响所交换的物品的价值。那么，对损失的责任的不同安排必然影响生产过程、资源配置以及消费者愿意接受的选择权，等等。本文考虑了一些可能的责任安排，如消费者的责任，生产者逃避与不逃避的责任，我们的观点是，不同的责任制度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资源使用形式，因为每一个相应的制度倾向于与不同的总交易费用相联系。下面是从麦基恩那里引证的一段话，它讨论了生产者责任的效应，表明了分析的性质。
当消费者面对的责任较小时，那些相对有风险的项目对他是有吸引力的。对这类产品的需求曲线会相对于那些相对安全产品的需求曲线而上升，当生产者面对的责任可能性较大时，而且这时它或者进行责任保险，或者支付损失，那末，相对危险的项目将是成本较高的，供给曲线将会下降。在这一责任安排本身的转化基础上，假定所出售的危险产品的数量不会变化，而在消费者向生产者支付一个较高的价格时，他将被迫从生产者那里购买保险，而没有保证他自身的选择权，对消费者的境况唯一会发生的是，他承担风险的机会将会被否定，由于这一选择会为某些消费者，尤其是那些较穷的消费者所喜欢，因此，这将意味着危险产品的价格会相对于“安全”产品的价格上升，从而导致向更安全的产品转化，并对较穷的人不利。
最后要注明的一点是，一些外部性可能属于法律对资源的使用与交换的限制，而不仅仅是由于较高的交易费用所致。这方面的一个经典的例子有收音机与电视。在本世纪20年代，任何人都可以在他所选择的任何频率进行广播。为了阻止由此所导致的混乱，法院开始明确一个频率的第一个使用者对它具有所有权。这种对收音频率的私有产权的最初分配除了一个较低的概率损失外，它还不能将频率配置给价值最高的使用者。不过，如果所接受的权利可以出售，市场行动最终会将使用频率的权利交到那些能最有效地使用它们的人手中。因此，尽管财富的再分配将有利于最初的所有者，但是如果频率能由最初的所有者转向最具生产性的使用者，频率的最终配置与产出的构成将趋于相同。不过，政府选择的法令往往是让收音的频率不属于任何人，并由政府将它们配置于某些行政性强制准则。后一类包括对使用者的个性特征的考虑，它们追求的是广播有关的节目类型的权利，等等。
由此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在这些条件下，不能实现对收音机和电视的最有价值的使用。尤其是从市场的观点来看，所使用的节目不会更有价值。当然，在这种形式的外部性中，社会与私人之间的收益和成本的差别不应归于通常意义的交易费用，它事实上是由于交易费用使得由法律来阻止它的费用很高。
私有产权的削弱
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许多类型企业的行为都偏离了标准的企业理论所建立的利润最大化思想。由此所引起的问题是标准理论是否能被拓展到能包括那些不是基于利润最大化的模型，以及那些能有解释力的模型。正如我们前面已表明的，产权文献在此采取了肯定的立场。他们认为，在许多情形下，商业企业的行为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利润最大化假说来得到合理的说明，但在标准理论的一般框架中仍可以得到解释。这里所要求的是，收入或财富最大化概念应由效用最大化概念所取代，并在分析中考虑资源产权内容的改变对决策者的行动的效应。在这些条件下，管理者的行为就成了理解由公司、政府机构及其他组织来配置与使用资源的关键。从理论上，它的目标是试图将更大量的实证内容引入到企业理论中去。因此，有必要发展一种具有说服力的理论，以识别那些在制度结构中，影响使名义所有制削弱的管理者的成本的要素。换言之，管理者可能以一定的成本来从事随意性的行为，并将部分组织成本转化成他们自己的结果。但是管理者通过占用现金的或非现金的收益，他们必然会侵犯所有者的利益（个人具有最终的控制权），而且必然会引起所有者或多或少的反映。
多年以前，科斯结合比较优势思想与通过市场的正交易费用概念，解释了企业内组织资源的优势以及企业的最优规模的基础。他的一个主要结论是：
在边际上，在一个企业内的组织成本将等于在另一个企业的组织成本，或等于让交易由价格机制来组织的成本。
尽管交易费用对于企业的存在和它的规模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但这类成本也不是唯一要考虑的要素。按照阿尔钦和登姆塞茨的观点，由于企业所利用的不同投入所产出的总产品的不可分性，使对投入和报酬的计量成为非常关键的问题。即企业要面对监察合作性投入的边际生产率的成本。由于队生产的相对效率依赖于企业将报酬的变化与应对产出的变化负责任的人联系起来的能力，因此必须对它们作出准确的评估。在缺乏灵敏的报酬制度的情况下，合作性投入的生产率水平将会低于潜在的可能水平。
这些考虑会直接导致特效用函数整合到企业理论中去。让我们来考虑一些非现金物品，如闲暇，有吸引力的工作条件，与同伴聊天的时间等等。接受一个人的效用函数及企业总产出中存在不可分性的观点，经济学的逻辑会表明合作性投入具有偷懒的激励。有些投入的偷懒，必然导致企业的总产出降低。不过在同时，偷懒的人将享有更大的效用或满足，因为他偷懒所带来的主要成本（假定它是无法监察的）转给了其他人，而且
……在队生产过程中，由于对联合使用的投入有几个不同的所有者，这加重了偷懒问题，即对每一投入的边际生产率的无法监察，使它降到对服务的支付以下，加总起来，信息、监察和传达的费用更高。
很显然，如果要使偷懒能得到控制，必须有人既具有监督队成员的绩效的权利，又对他自己具有极大的不偷懒的激励。为了达到这一结果，它必须拥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别的权利：（1）在向所有其他投入支付合约规定的数额后，他还具有获取残余的权利，（2）还具有中止或修定队成员的资格的权利（即这些权利的占有者是一些多边合约中的一个中心团体），（3）按照阿尔钦和登姆塞茨的观点，这一权利束确定了古典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所有制，而且，对这些权利的内容的准确分析还有待研究。通过考察基本产权的削弱如何影响决策者的行动，就可以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行为——公司，管制性企业，非利润企业等等展开新的研究。
在一个最简单的应用中，产权方法可用于对古典企业的特征性的经营条件作出解释。其论点是基于大量类似的假定，因此可以说：（a）企业家所拥有的基本所有权可由上面的（1）－（3）来确定；（b）每一位决策者都表现为效用最大化行为；（c）对企业产出的需求是无限弹性的；（d）监察合作性投入的成本为零。以这些条件为基础，利润最大化也可能合理化，并能对各种拥有残余权利的投入形式作出可信的预言。我们知道，需求法则支配所购买的非现金品的比率，但是当合作性投入者发现，通过偷懒来获取非现金物品的成本受到抑制，其结果是不购买，所有者发现他要抑制非现金物品的购买的成本也很高。这一条件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在均衡时，他确信不再有生存利润。当然，这些力量的结果主要是强调利润的最大化。进而，所有者承担向其他投入的补偿，加上要求出售他的产权，这暗含着所有者的财富将采取土地、建筑、机械等等形式。即所有者会将物品转让给其他人，它们的市场价格反映了所期望的经济发展。
研究企业理论的新趋向
一旦产权方法中的一些基本思想为人们所接受，就可以将所建立的这个统一的分析方式应用到范围更广的关于不同企业的研究。因此，在讨论古典企业时所呈现的论点，就可以在增加一些变量后，应用于对其他企业的分析。通过考察合约安排的形式以及非现金品与收入之间的交易关系，就可以揭示具有不同特征的商业组织的类似点与差别，并能对任何企业的可能的行为作出系统的阐述。本节致力于将新的方法应用到四种类型的企业中去：（1）现代公司，（2）管制性企业，（3）非赢利性企业，（4）社会主义企业。
现代公司
观察表明，利润最大化不是企业的唯一目标，由此所引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企业的这一传统目标被放弃了。通常的说法是，股东的分散加上管理者在代理权的斗争中的优势，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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