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在海，人船巳多，若不及早殄除，则日增月益，其害未有穷已。某见与统制齐敏商议，整促水军及添创大船，葺理诸寨，务在先备，使贼不敢犯。
淳祐三年，安抚司措置沿海诸州民船，时本州括责晋江船五十七只，纠首船二十只，南安、惠安，同安三县，船额皆有定数。分为十番，自甲至癸，每岁更番调一十三只，四县品搭起拨。其修船、犒赏，随县措置。以州将一员押至福州，交安抚将官管辖，赴沿海屯戍，事已乃还。
明
洪武初，禁民不得私出海。
洪武五年，命造海舟防倭。
洪武二十年，命江夏侯周德兴入福建，抽三丁之一为沿海戍兵防倭，移置卫所当要害处。时泉设卫一：曰永宁。守御所五：曰福全、曰崇武、曰中左、曰金门、曰高浦。又设巡检司一十九，是年设浯屿水寨。详见兵制。
洪武二十一年，命汤和行视闽粤濒海地，筑城增兵，置永宁指挥使及祟武、福全、金门、高浦千户所。
洪武二十三年，令滨海卫所每百户及巡检司皆置船二，巡海上盗贼。
洪武二十五年，卫所军与诸郡互调。
永乐四年，命丰城侯李彬等沿海捕倭，招岛人、蜑户、贾竖、渔丁为兵。
嘉靖二十六年。都御史朱纨、副使柯乔以海澳耆民充捕盗。都指挥黎秀议：日本倭先年内犯，朝廷屡下备倭之诏，及委重臣以督海防，是以海防乂安。今承平日久，军民趋利忘害，而各处轻生之徒，攘臂向前，私通贸易。向尝缉绝，今复启衅。若不预行究治，恐祸患日深，卒难禁制也。既而复上议曰：近署安边馆事，谂知违禁通番大船之详。其船皆造于外岛而泊于内澳，或开驾以通番，或转售于贼党。而嵩屿、渐尾、长屿、海沧、石马、许林、白石等澳，乃海贼之渊薮也。近欲行禁治，恐澳甲势要，抗拒不服，反速其祸。乞行府县巡捕官，亲诣各澳，密行擒治。船只应烧毁者烧毁，应留用者留用，使顽民知警，而通番之风少息矣。议上，秀遂大为漳泉耆民捕盗怨谤，致劾免官。后十余年，倭患大炽，沿海数千里，生灵靡不荼毒。
嘉靖三十七年，都御史王询请分福建水军，福、兴为一路，泉、漳为一路，各领以参将。泉、漳参将驻诏安，自南日山至浯屿、铜山、元钟等处，皆听节制。
嘉靖三十九年，都御史唐顺之请严福建沿海通倭之禁。《筹海图编》倭寇拥众而来，动以千万计，非能自至也，由福建内地奸人接济之也。济以米水，然后敢久延；济以货物，然后敢贸易；济以向导，然后敢深入。所以稽察之者，其在沿海寨司之官乎？稽察之说有二：其一曰，稽其船式。盖国朝明禁寸板不得下海，法固严矣，然滨海之民以海为生，采捕鱼虾有不得禁者，则易以混焉。要之，双桅尖底，始可通番，各官司于采捕之船，定以平底单桅，别以记号。违者毁之，照例问拟，则船有定式，而接济无所施矣。其二曰，稽其装载。盖有船虽小，亦分载出海。合之以通番者。各官司严加盘诘，如果是采捕之船，则计其合带米水之外，有无违禁器物乎？其回也，鱼虾之外，有无贩载番货乎？有之即照例问拟，则载有定限，接济无所容矣。此须海道官严行，设如某寨责成某官，某地责成某哨，某处定以某号，某澳东以某甲，如此而谓通番之不可禁，吾未之信也。
嘉靖四十一年，总兵俞大猷请修沿海墩台以备了望。俞大猷《条议山海事宜揭》：一曰，修墩台以备了望。盖寇盗之来，先见则众心不骇，预待则谋画有定。国初倭奴为害，故于沿海去处，各置水寨守备，仍于沿海高阜，设立墩台以为了望之所，保民除害之规，一何详且尽哉！今者海寇之患不灭倭奴，沿海墩台堕废，了望无人，故寇得以乘间窃发，掩吾民之不备。宜访其旧而复之，则贼船未至之先，村民已知所儆戒：欲趋避则得其方，欲捍御则得从容合勇以乘势也。
嘉靖四十三年，巡抚谭纶请复五寨旧地，各以武职一人领之。疏略：五寨守扼外洋，法甚周密，宜复旧制：以烽火门、南日、浯屿三■〈舟宗〉为正兵；铜山，小埕二■〈舟宗〉为游兵。寨设把总，分汛地，明斥堠，严会哨。改三路参将为守备。分新募浙兵为二班，各九千人，春秋番上。各县民壮皆补用精悍，每府领以武职一人。兵备使者，以时阅视，皆从之。
隆庆四年，添设浯、铜游兵。详见兵制。
万历二十五年，添设浙营兵戍泉。详见兵制。
万历二十五年，添设澎湖游兵。嘉隆间，海寇曾一本、林凤巢穴于此。万历二十年，倭有侵鸡笼、淡水之耗，议者谓澎湖密迩，不宜坐失。乃设官兵，先据险戍之。其初设一游、四哨，后以孤岛寡援，增设一游总哨，旋裁去兵额、船额。见《兵制》。
国朝
顺治十八年，迁沿海居民，以垣为界，三十里以外悉墟其地。
康熙十八年，命沿海二三十里量地险要，各筑小寨防守，限以界墙。时耿逆之乱，迁民悉复故土。及康亲王平定闽疆，疏称迁界累民，听其自便。至是，督抚上请，遂再迁焉。
康熙四十二年，覆准沿海各营，洋面有岛有屿，宜另为派定船只，以将备带领，常川驻守。其余各汛，以千把游巡。又是年覆准各处商船，出东洋者，必由定海镇所辖要汛挂号。往噶喇吧、吕宋等处，船出洋必由澎湖、南澳所辖之要汛挂号。其或由浙入闽，由闽入浙者，则必经定海、黄岩、温州、闽安、海坛、厦门、澎湖、南澳各协镇所辖要汛挂号。
康熙四十六年，覆准闽省渔船，准与商船一体往来。欲出海洋者，将十船编为一甲，取具连环保结：一船有犯，余船尽坐。桅之双单，并从其便。嗣后造船，责成船主取澳甲户、族里长、邻右保绪：倘有作奸，事发，与船户同罪。
康熙四十八年，覆准闽、粤、江、浙四省，每年轮委总兵官，亲领官兵，自二月初一日出洋，在所属本汛洋面，周遍巡查，至九月底撤回。遇有失事、获贼，照例分别题参议叙。
康熙五十年，覆准浙、闽捕鱼船只，不许越省行走。令沿海一带水师营管辖，取州县官保结，送沿海一带提镇副将，令其约束。
康熙五十三年，覆准水师提标五营，每营额设战船一十四只。船傍添刻“海国万年清”五字，分五营，每营以一字为号，自一号依次编至十四号止。并各镇协营一例取字，依次编号，刊刻船傍。又是年覆准各省海洋商、渔船只，分别书写字样。其各标营船巡哨，刊刻某营第几号；哨船照舵工水手例，各给与腰牌，刊明姓名、年貌、籍贯。如船无字号，人有可疑，即行严孥究治。
康熙五十五年，覆准福建水师提标五营，澎湖水师二营，台湾水师三营。派拨兵船，各书本营旗帜。每月会哨一次，彼此交旗为验。
康熙五十六年，覆准海坛、金门二镇，各分疆界为南北总巡，每岁提标拨船十只，将六只归于巡哨南洋总兵官调度，四只归于巡哨北洋总兵官调度。其台、澎二协副将，金门、海坛总兵官，均于二月初一日起，至九月底止，期满撤回。又是年覆准台湾米粮应着落台湾镇道，将内地一体严加查禁，不许私运出洋偷卖。至漳、泉、厦门地方，米少价贵，该督抚即酌定应需米谷数目，行文台湾镇道量拨。米谷，验给照文，护送兵船逐汛严加押送，饬地方官亲看发卖，并将原照申送督抚销案。
康熙五十八年，覆准凡往台湾之船，必令到厦门，出入盘查，一体护送。由澎而台，从台而归者，亦令一体护送。由澎到厦，出入盘查，方许放行。又往台之人，必由地方官给照。单身游民无照偷渡者，严行禁止。如有违犯，分别兵民治罪。不许地方官滥给照票，如有哨船偷带者，将给管专辖各官，分别议处。
附载：明曹学佺《海防志》：闽有海防以御倭也。国初设卫、所，沿海地方自福宁至清漳南北浙粤之界，为卫凡五，为所凡十有四。仍于要害之处，立墩台、斥堠，守以军，余督以弁职，传报警息。凡以防倭于陆，又于外洋设立寨、游。寨之初设有三：烽火，南日、浯屿。续增小埕、铜山为五。寨领以把总，用武科会举及世勋高等题请升授。以都指挥体统行事，谓之“钦依”。游之初设亦有三：海坛、元钟、浯铜。续增湄洲、嵛山为五。领以把总，由抚院差委或指挥，及听用材官谓之名色。凡以防倭于海，时值春秋二汛，驾楼船备岛警，总镇大帅亦视师海上，按期驻节，经制周矣。南澳一游，间于闽粤，亦以钦依总之。顷题海坛、元钟改授钦总，以重事权，且移浯屿一寨专守石湖，固泉门户，寻以浯铜系漳要区，亦须体例题改。复设台山、礵山、湄洲、五虎、鸿江、澎湖等游，甚至料罗、东涌、大小甘山亦设远哨，实欲其缓急攸资，互为应援。瀚海无波则画方以守，弋船下漱则合力以攻，毋泥区区汛地间也。《闽书》：成弘以前，山寇多而海寇少；正嘉以来，山寇少而海寇多。国初州县仍宋、元旧，山林深阻，菁棘蒙密，奸宄时窃发，至乎蔓不可图。今其地芟夷之后，悉置县司，即欲啸聚，靡所藏寄，此山寇多少所由异也。国初太祖严通番禁，寸板不许下海。江夏侯经略海上，城寨方新，士伍骁健，又孰有寇？嘉靖之初，都御史朱纨以禁海仰药死，副使柯乔亦坐诛。海上市易，未易辄禁绝。至乎季年，倭从浙直入，犯闽中，大乱数岁。于今闽人生息益众，非仰通番，无所给衣食。又闽地陋山多，渠渎高陡，雨水不久蓄。岁开口而望吴越东广之粟船，海乌能禁哉？倭故蹂躏吾民乎，来亦有时。今其所行劫海上，率吾内地之民假其面目，借其名号，杀越于货，了无畏恐，此海贼多少所由异也。方此之时，山寇少矣，当事者脊脊忧海上倭，要以前所言海外之倭有时，内地之倭无日也。宁国沈有容，旧为浯屿把总，海滨之民皆知其生业出入，贸迁何业，所藏货物当往何番市。剧奸，捕治之；其次可用为耳目，力使者藉为兵。彼习知冲犂抵拒之法，见刀刃而不惧，望旗帜，听金鼓、铙炮，色不怖。而又为之利器械，坚船具。有容为把总数年，泉中绝海寇。嗟乎！事固在人哉！戴翀霄议闽中事体，与浙直不同，惟在抚之得宜而已。盖寸板不许下海之禁，若行浙直，则海滨之民有鱼盐之利可以聊生，而海洋即为之肃清。若福建漳泉等处，多山少田，平日仰给全赖广潮之米。海禁严急，惠潮商舶不通，米价即贵矣，民何以存活乎？愚闻漳泉人运货至省城，海行者每百斤脚价银不过三分，陆行者慎增二十倍，觅利甚难。其地所产鱼盐，比浙又贱，盖肩挑度岭，无从发卖故也。故漳泉贷赀通番，愈遏愈炽。为倭向导者，官府系其家属，不敢生还，岁岁入寇，是外寇之来，皆由内寇纠引之也。如愚见，莫若因其势而利导之。督抚海道衙门令漳泉有船只者，官为编号，富者与之保结，许其出洋装载货物，纳税自卖。其回也，南则许贩惠潮之米，北则许贩福宁温台之米，但不许至外国及载番货。今也海禁太严，见船在海，有兵器、火器者，不问是否番货，即捕治之。米谷鱼盐之类，一切厉禁，据其迹虽似犯法，论其情，海船往来，非带兵器、火器，无以防海寇之劫夺，不有可原者乎？明乎此，则民情得伸而乱源可塞矣。虽然，亦未也。将欲抚之，必先威之。练兵足食，使在我之威足以制贼，则民有所惮而听吾抚治。抚治而不从者，然后兵以剿之。是故能攻而后能抚，知抚而不知攻者，吾末见其能抚也。《筹海图编》：八闽多山少田，又无水港，民本艰食，自非肩挑步担越山度岭，则虽斗石之储亦不可得。福、兴、泉、漳四郡，皆滨于海、海船运米，可以仰给。在南则资于广，而惠潮之米为多；在北则资于浙，而温州之米为多。元钟所专造运船，贩米至福行粜，利常三倍。每至辄几十艘，或百艘，或二三百艘，福民便之，广浙之人亦大利焉。兵兴，山岭戒严，担负既难，而募调之费又众，大户所积莫肯轻粜，海运又厉禁焉，民食、兵饷，如之何而不匮也？故经略福建之策，莫先于处糗粮。糗粮若缺，则五澳之兵虽设，譬之衣冠之人，外貌可观而五内腐裂，四肢痿痺，未有不丧亡者，盖不待倭攻之而后地方为难保也。今日足食之计有二：其一，须申明祖宗之意，止禁双桅船只私通番货以启边衅。所谓寸板不许下海者，乃下大洋入倭境也，非绝民采捕于内海，贩粜于邻省也。严其保甲，令民沿海运粜，则广浙有无相通，而福民不患于无食矣。其二，官府提编银两输解督抚，春夏给为兵粮。时价方贵，有银无米，兵甚苦之。不如令有司以银秋籴贱米，则米数多；春而随兵所至，就以为饷。官与兵，不两利乎？兵饷既备，民食亦充，军门以别省善战之师三五千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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