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霓虹耀彩，车马龙，既有灯红酒绿，轻歌曼舞，又还流淌着说不完道不尽的恩怨情仇。文学，你还记得作为民族根基的农村、农民吗？
不用说自古以来中就是以农立，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就是截至今天，在二十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绝大部分中人仍然生活在农村中，仍然依靠一方方黄土维系着自己和全家的生活。可以说，不了解农民，不理解农村，就谈不到理解中；不了解农民的心路历程，也就说不上对民族精神史的了解。农村，这个现在往往被人以戏谑的口吻提起的“广阔天地”，曾经使一代又一代中作家深深地透视了民族的心灵，透彻地摸准了民族的脉跳。像孕育万物一样，中华的黄土地曾让多少作家和农民的命运留下了动人的记载。
确实，从“五四”发轫的中新文学，来自有着热切关注中农民命运的传统，对于以农业立，百分之八九十的民都生活在农村的中来说，这似乎是不需要特别的解释的。鲁迅的《祝福》、《闰土》等名篇，从新文学迈出的第一步起，就把关注农民命运、探索农民生存状况的创作定在了相当高的准上。建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丁玲、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一大批作家，也始终用炽热的目光观察着那个时代的农民的人生历程，在文学画廊里树起了一批批足以折射民族艰难跋涉的历史进程的农民形象。八十年代后期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文学自身感受到了转型期社会的巨大压力，手忙脚乱地寻求着自己的生存之路，多种多样的社会文化消费方式，又毫不留情地让文学曾经拥有的读者减少到让人难堪的程度。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有的作家开始冷落了读者，尤其是冷落了为数众多的农村读者。有的作家试图把作品“还原成纯粹的私人记录”，有的则宣称出现在自己笔下的只是“个人的一个梦”。
当然，在文学乃至影视作品里，农民和农村生活仍然时时出现。但是，不难发现，在许多情况下，那往往是用了城里人的眼光，城里人的心理，来进行描述的。它们提供给读者、观众的，要么是荒山野岭里的古风旧俗，野味十足的男女恋情，要么是在现代城市文明面前手足无措的洋相，就像前些年电视台春节晚会中出现的农民一样，总是靠土得掉渣的语言、动作，引起观众的哗然大笑。说白了，就是“大观园里人”看刘姥姥的心情。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我们读到了贺享雍五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余忠老汉的儿女们》。
像书名一样，在这部作品里，你将寻不到开心，更得不到城里人对乡下的优越感。它能带给你的将会是你想象不到的沉重，想象不到的苍凉。一气憋得你心里胀痛，憋得你想推开窗户大声呼号。
在这部作品里，作者不是从男欢女爱、恩怨情仇的视角去展开他对农村生活的描绘。他选择了这样一种十分沉重的宏大视角：从农民现实的生存境况中，从勤巴苦做的农民的真实感受中，去思考、去发现关乎民族兴衰、关乎家命运的时代大课题。在整部作品中充满了浓郁的忧患意识，因此，我们不必求全责备地要他面面俱到地去表现经济振兴、莺歌燕舞的一面，也可以设想在接触如此沉重的话题时，他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没有任何顾忌地畅所慾言，但他毕竟笔酣墨饱地写出了当今农民生存的艰难，振聋发聩地为农民大声地鼓与呼！不用说这本身就是值得重视的“警世之言”。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说，它成功地从一个侧面，画出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经济腾飞的起点上，所经历着的挣扎与阵痛是何等的惨烈。为了这个转变，农民承担何等沉重的负载，以及在这种颇有些悲壮意味的冲突中，新一代农民又如何从中崛起。就艺术描绘而言，尽管她还稍嫌粗糙了一点，但她毕竟是一部难得的凝重、大气的作品。转型期社会将要留给后人的，不应当只是轻歌曼舞、恩怨情仇一类轻飘飘的东西，历史将会淘汰它们，沉淀下来的只会是凝重与深沉。
贺享雍把笔尖对准了一个“种田大户”。这是县乡各级领导树立的标兵，是在报纸、广播上经常受到表扬的先进典型，是远近闻名、令人羡慕的“富裕户”。可是，随着画面拉开，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一幕幕令人心里倍感“苍凉”的戏剧，在一家之主余忠老汉身上，几乎集中了作为中农民个特的忠厚诚朴、谦忍待人，像牛一样的节俭勤劳，像牛一样地逆来顺受。可是，这种忍让厚道却似乎正好成了欺侮、掠夺的天然落点。卖了一万七千多斤“合同定购粮”，七扣八扣，到手的竟然仅仅二百多块钱。各种税费按田摊派，种得越多，摊得越多，连农民见也没见过的什么“程控电话”的建设费用也不由分说地强加在他们头上。真像他的小儿子文义算的账：一亩稻就要摊上一百五十多元，剩下的不过五十多元，而且农民自己所投入的劳动力还没有计入成本。现实摆在种田人面前的道路也实在过于险峻了。所以，余忠老汉就身不由己地陷进了“种得越多，负担越重，就不得不尽量地多种”的看不到尽头的迷宫漩涡中了。农民这个历来对土地有着斩不断的深情的社会群众已经产生了对农业的失望与厌倦。他们在痛苦地呻吟：“种庄稼越来越不合算了。”他们对农民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已经产生了疑虑：“种庄稼要靠老天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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