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rent to the existing order of things, and which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any reform movement."
在做慈善事业方面，在处理个人事务、国内事务方面，耶教徒确实无愧为耶教徒。然而，一介入国际事务时，他们便摇身一变，不是耶教徒了。他们“小事拘谨，大事马虎”！只要这些自称信耶教之国家只认暴力，不认别的；只要他们对弱国之权利和权益不理不睬；只要他们仍置法律与正义于不顾，只管攫取国民和贸易收入，只管侵略别国领土——那么，耶教便不会成为世界上具有权威性之宗教，传教士之传道工作便不会持久地进行，一遇到战神马斯，便会被一扫而尽。
这是一个名叫胡适的著名中国人昨晚在长老会所作之演讲，题目为《耶教在中国之机会》。这是系列演讲“世俗感召之精神意义”之第五讲。他认为，德国借口两名传教士被暴民杀害，于一八九七年占领了胶州湾；法国也借口一名传教士被杀，于一八九八年占领了广州湾。他们之上述行径，对一九〇〇年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负有责任。胡适继续说：
“倘若耶教要成为一种世界宗教，每一个耶教徒乃至每一个教会应督促他（或她、它）自己下决心去尽之责任，乃在于提高现行国际道德水准。你们大多数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所谓‘文明’是奠基于耶教之坚固磐石之上的。然而，我要真心实意地告诉你们，现行文明并不是建立在耶教理想之爱和正义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弱肉强食法则之上的——这个法则就是：有力即有理！请大家想象一下：许多耶教国家此刻正在教堂里祈祷，请求上帝赐予他们胜利与成功，好去摧残他们的耶教兄弟。接下来，请大家再想一想耶教之戒律：‘爱所有人，爱汝之敌人，对恶人也不要抵抗。’”
然后，胡适又谈到，在中国信奉耶教之人数在渐渐地增多，早期来华之传教士在中国所遭遇到的重重困难，也在慢慢地消除。接着，他又讲了一大段，关于传教士在此泱泱大国已做的和可做的那些工作。耶教徒有三项工作可做；第一，劝教；第二，传道，即传播耶教之思想与理想；第三，事功，即做许多实际的服务工作。
“传教士之功绩一度是按他们劝教之人数来衡量。可是，这却不是中国所需要的，也不应是教会当初派遣他们来华传教之目的所在。
“传播耶教之精华，才是至关重要的。这个精华并不是所谓什么神学之教条，诸如圣母诞生说、原罪说、赎罪说等等；而应该是耶教真正的爱的学说，诸如爱汝之邻人、甚至爱汝之敌人、不争主义、原恕、自我牺牲和服务等等学说。传教士应广泛传播这些耶教之理想，并将其恰当地植入人心，不论采用何种方式。他不应只看重呈滚动式增多之教民人数，而应努力使这些理想深入人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传教士第三个目的，也是更为重要之目的，就是做些实际的服务工作。例如，在教育、社会改革、医疗和手术等方面，传教士大有可为。诚然，在此方面，传教士们已经颇有成就，尤其是医疗卫生工作。以余观之，传教士四处布道，其至高无上之光荣即在于此，其最大之成功亦在于此。
“传教士之真正价值体现于下列事实之中：一位外国传教士，好比一位学成归国之学子，总是带着一种观念，一种批判精神，回到故里。正当国民对现存之社会秩序已经习以为常，并漠然处之之际，上述种种正是该国所最为匮乏的。就任何社会改革而言，上述种种亦正是改革所绝不可少的。”
昨日星期，此间十六七所教堂之讲演无一见诸报章者，独我之演说词几占全栏，不可谓非“阔”也，一笑。首末两段自谓大有真理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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