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古之欧洲，各国皆有其土语，而无有文学。学者著述通问，皆用拉丁。拉丁之在当日，犹文言之在吾国也。国语之首先发生者，为意大利文。意大利者，罗马之旧畿，故其语亦最近拉丁，谓之拉丁之“俗语”（ ）（亦名 ，以地名也）。
“俗语”之入文学，自但丁（ ）始。但丁生于1265年，卒于1321年。其所著《神圣喜剧》（ ）及《新生命》（ ），皆以“俗语”为之。前者为韵文，后者为散文。从此开“俗语文学”之先，亦从此为意大利造文学的国语，亦从此为欧洲造新文学。
稍后但丁者有皮特赖（Petrarch，1304—1374）及包高嘉（Boccaccio，1314―1375）两人。皮氏提倡文学，工诗歌，虽不以国语为倡，然其所作白话情诗风行民间，深入人心。包氏工散文，其所著小说，流传一时，皆以俗语为之。遂助但丁而造意大利文学。
此后有阿褒梯（Leon Battista Alberti，1405—1472）者，博学多艺。其主张用俗语尤力。其言曰：“拉丁者，已死之文字，不足以供新国之用。”故氏虽工拉丁文，而其所著述乃皆用俗语。
继阿氏者，有诗人鲍里谢那（Poliziano）及弗罗连斯之大君罗冷槎（Lorenzo de Medici）。罗冷槎大君，亦诗人也。两人所作俗语诗歌皆卓然成家。俗语入诗歌而“俗语文学”真成矣。
此外名人如大主教彭波（Cardinal Bembo）著《用俗语议》，为俗语辩护甚力。
意大利文自但丁以后不二百年而大成。此盖由用俗语之诸人，皆心知拉丁之当废，而国语之不可少，故不但用以著述而已，又皆为文辩护之。以其为有意的主张，辅之以有价值的著作，故其收效最速。
吾国之俗语文学，其发生久矣。自宋代之语录，元代之小说，至于今日，且千年矣。而白话犹未成为国语。岂不以其无人为之明白主张，无人为国语作辩护，故虽有有价值的著述，不能敌顽固之古文家之潜势力，终不能使白话成为国语也？
法国国语文学之发生，其历史颇同意大利文学。其初仅有俚歌弹词而已。至尾央（Villon，1431—？）之歌词，马罗（Marot，1496—1544）之小词，法文始有文学可言。后有龙刹（Pierre de Ronsard，1524—1585）及杜贝莱（Joachim Du Bellay，1525—1560）者，皆诗人也。一日两人相遇于一村店中，纵谈及诗歌，皆谓非用法语不可。两人后复得同志五人，人称“七贤”（Pléiade），专以法语诗歌为倡。七贤之中，龙刹尤有名。一五五〇年杜贝莱著一论曰：“La défense et illustration de la langue francaise”，力言法国俗语可与古代文字相比而无愧，又多举例以明之。七贤之著作，亦皆为“有意的主张，辅之以有价值的著作”，故其收效亦最大也。
七贤皆诗人也。同时有赖百莱（Rabelais，1500—1553）者，著滑稽小说“Pantagruel”及“Gargantua”以讽世。其书大致似《西游记》之前十回。其书风行一时，遂为法语散文之基础。
赖百莱之后有曼田（Montaigne，1533—1592）者，著《杂论》（Essay），始创“杂论”之体，法语散文至此而大成。
及十七世纪而康尼儿（Corneille，1606—1684，戏剧家），巴士高（Pascal，1633—1664，哲学家），穆列尔（Moliére，1622—1673），雷信（Racine，1639—1699）（二人皆戏剧家），诸人纷起，而法国文学遂发皇灿烂，为世界光矣。
此外德文英文之发生，其作始皆极微细，而其结果皆广大无量。今之提倡白话文学者，观于此，可以兴矣。
二十日到文苦瓦（Vancouver）。吾先与张慰慈（祖训）约，会于此。慰慈先二日到，今晨迎我于车站。同居一旅馆。慰慈为澄衷旧同学，五年前来美，今在埃阿瓦大学（University of Iowa）得博士学位。其论文题为 （《美国市政府的市政委员会与市长规划研究》）。吾七年前去国时，在上海旅馆中与慰慈及仲诚为别，今仲诚死已数年，与慰慈话旧，不胜今昔之感矣。
在轮船公司得朋友书几封。读C. W.一短书及N. B. S. 一长书，使我感慨。
二十一日上船。船名日本皇后。同舱者五人：贵池许传音，北京郑乃文，日本永屋龙雄，及慰慈与吾也。
追记杂事：
十二日在绮色佳，适当吾师克雷敦先生（Professor James Edwin Creighton）在康乃耳大学教授二十五年之期。其旧日哲学学生之已成名者十余人各贡其专治之学，著为文章，合为一集刊行之，以为《克雷敦先生纪念集》。是夜行奉献仪。大学校长休曼先生致颂词。哲学教授汉门先生（Prof. N. A. Hammond）主席。哲学教授阿尔贝（Prof. Ernet. Albee）为学生中之最长者，致献书之词。词毕，以精装之册奉献于先生。先生致答谢词。
明日，吾购得此册，于舟车中读之。克雷敦先生为此邦“理想派”哲学（Idealism）之领袖，故其徒所为言论，往往针对“实验派”（Pragmatism）（Instrumenatalism）及“实际派”（Neo-Realism）为反对的评论。此集所攻，大抵以杜威（John Dewey）一派之实验主义为集矢之的。其积极一方面，则重新表彰其所谓“物观的理想主义”之学说焉。（物观的理想派者〔Objective Idealism〕，以自别于巴克黎〔G. Berkele〕之主观的理想主义也。）
吾在康乃耳大学时，有一老妇人名威特夫人（Mrs. Joseph Waite）者，年六十馀矣，犹日日抱书上课听讲。吾与同班数次，每心敬其人，以为足为吾辈少年人之模范。今年吾重来此，遇之于途。夫人喜告我曰：“胡君，吾已于春间得学士学位矣。”吾因申贺意，并问其将来何作。夫人言将重入学，专治哲学，一年后可得硕士学位。吾闻之，深感叹其老年好学，故追记之。
追记杂事竟。
二等舱中有俄国人六十馀名，皆从前之亡命，革命后为政府召回者也。闻自美洲召回者，有一万五千人之多。其人多粗野不学，而好为大言，每见人，无论相识不相识，便高谈其所谓“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者。然所谈大抵皆一知半解之理论而已。其尤狂妄者，自夸此次俄国革命之成功，每见人辄劝其归国革命，“效吾国人所为”。其气概之浅陋可厌也。其中亦似有二三沉静深思之士，然何其少也！
头等客中有托尔斯泰之子伊惹·托尔斯泰公爵（Count Ilya Tolstoy）。一夜二等舱之俄人请其来演说其父之学说。演说后，有讨论甚激烈。皆用俄语，非吾辈所能懂。明夜，又有其中一女子名Gurenvitch者，演说非攻主义，亦用俄语。吾往听之，虽不能懂，但亦觉其人能辩论工演说也。演毕，亦有讨论甚烈。后闻其中人言，此一群人中多持非攻主义，故反对一切战争。惟少数人承认此次之战为出于不得已。
自纽约到文苦瓦，约三千二百英里。
自文苦瓦到上海，五千四百一十二英里。
以中国里计之，自纽约到上海，凡二万八千五百里。
廿七日，与朝河贯一先生谈。先生言曾劝英国书贾丹特（Dent）于其所刊行之《人人丛书》（ ）中加入中国、日本之名著。（先生言丹特但愿加入日本名著，曾以书询先生，先生因劝其并列中日两国书云）丹特君已允加入五册。中两册为中国重要书籍。（日本三册，中国仅得两册，未免不公）先生因问我此两册应如何分配。吾谓此两册之中，第一册当为儒家经籍，宜包：
（一）诗经（吾意《诗经》当另为一册）
（二）四书
（三）孝经
第二册当为非儒家经籍，宜包：
（一）老子（全）
（二）庄子（内篇）
（三）列子（第七篇——“杨朱篇”）
（四）墨子（选）
（五）韩非子（选）
先生甚以为然，因问我肯编译此两册否。吾以为此事乃大好事业，可收`教育的功效，遂许之。（吾久有志于此举。前年在绮时，散仆生（Prof. M. W. Sampson）先生曾劝我为之。彼时以人望轻，即言之亦不得人之听，故不为也）先生言丹特君但许每页得五十钱，此仅足偿打字费。故彼意欲令丹特于五十钱一页之外，另出打字费。若能办到此一层，彼当以书告我。我诺之。（此事后来竟无所成，我甚愧对朝河先生。——廿三年九月胡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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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中无事，读新剧若干种，记其目如下：
（1）Oscar Wilde:
（2）W. B. Yeats:
（3）Lady Gregory:
（4）Hermann Sudermann:
（5）Eugène Brieux:
（6）Björnstjerne Biörnson:
（1）奥斯卡·瓦尔德：《温德曼女士的扇子》
（2）W. B. 叶芝：《沙漏》
（3）格里高丽女士：《月儿升起》
（4）荷曼·桑德姆：《克顿谷》
（5）欧捷里·布莱克斯：《红袍》
（6）布斯提里·布尔什：《超越人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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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舱里的俄国人嫌饭食不好，前天开会讨论，举代表去见船主，说这种饭是吃不得的。船主没有睬他们。昨夜竟全体“罢饭”，不来餐堂。餐时过了，侍者们把饭菜都收了。到了九点钟，他们饿了，问厨房里要些面包、牛油、干酪、咖啡，大吃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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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归国，叔永、杏佛、经农皆有诗送行。后经农远道自美京来别，叔永有“喜经农来，期杏佛不至”诗。杏佛三叠其韵，其第三首为《再送适之》，为最自然，因录之于此：
遥泪送君去，故园寇正深。共和已三死，造化独何心？
腐鼠持旌节，饥乌满树林。归人工治国，何以慰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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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寄杏佛书（节录）
……胡适自命新人，其谓南社不及郑陈，则犹是资格论人之积习。南社虽程度不齐，岂竟无一人能摩陈郑之垒而夺其鍪弧者耶？又彼创文学革命。文学革命非不可倡，而彼所言殊不了了。所作白话诗直是笑话。中国文学含有一种美的性质。纵他日世界大同，通行“爱斯不难读”，中文中语尽在淘汰之列，而文学犹必占美术中一科，与希腊、罗马古文颉颃。何必改头换面为非驴非马之恶剧耶！……弟谓文学革命所革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两言尽之矣。……
此书未免有愤愤之气。其言曰：“形式宜旧，理想宜新。”理想宜新，是也。形式宜旧，则不成理论。若果如此说，则南社诸君何不作《清庙》《生民》之诗，而乃作“近体”之诗与更“近体”之词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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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三夜月色甚好。在海上十馀日，此为第一次见月。与慰慈诸君闲步甲板上赏月，有怀美洲诸友。明日作一词邮寄叔永、杏佛、经农、亦农、衡哲诸君：
几天风雾，险些儿把月圆时辜负。待得他来，又苦被如许浮云遮住。多谢天风，吹开孤照，万顷银波怒。孤舟带月，海天冲浪西去。
遥想天外来时，新洲曾照我故人眉宇。别后相思如此月，绕遍人寰无数。几点疏星，长天清迥，有湿衣凉露。凭阑自语，吾乡真在何处？
陆放翁词云：
……重到故乡交旧少。凄凉。却恐他乡胜故乡。
此即吾“吾乡真在何处”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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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与同船的俄人闲谈，知此间六十馀人中，无政府党凡四十五个，其他二十人则社会党人也。以吾所观察，觉无政府党中除两三领袖之外，皆无意识之急进少年也。其中领袖如前所记之女子名Gurenvitch夫人者，及一老人名Rohde者，皆似有定见有阅历之人。社会党中人数虽少，然吾所与谈者皆似稳重通达事理之人。
上所记两党人数之多寡，实系偶然，不可据此遂说俄国之无政府党多于社会党可三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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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五日下午四时船进横滨港，始知张勋拥宣统复辟之消息。复辟之无成，固可断言。所可虑的，今日之武人派名为反对帝政复辟，实为祸乱根苗。此时之稳健派似欲利用武人派之反对复辟者以除张勋一派，暂时或有较大的联合，他日终将决裂。如此祸乱因仍，坐失建设之时会，世界将不能待我矣。
因船期甚短，故已决计不去东京一游，拟与慰慈上岸寄信买报。方登岸，即遇嘉定潘公弼君，言东京友人郭虞裳、俞颂华两君知吾与慰慈归国，坚邀去东京相见。两君因今日有考试，故托潘君来迎。诸君情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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