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之煤铁前一年即着手进行了。李氏于1874年夏秋间，委派天津道丁寿昌会同江南制造局冯焌光、天津机器局吴毓兰筹建磁州煤铁矿的开采工作。估计购机、开井、造炉炼铁、建厂及雇募工匠等项，约需30万两，沪、津两机器制造局各垫支10万两，另招商股10万两。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据李鸿章说：磁州议开煤铁，由于“矿产不旺，去河太远，故暂中止。”③实际上还有：当地民人于1875年初起来反对占地用机器开矿；及英商海德逊①所订购的机器不全而与之“意见龃龉”等原因而中止的。正在这时，李鸿章派盛宣怀开办湖北广济煤铁矿，又以“尚无佳煤”见报。这使李氏“深为焦虑”②而另觅他矿。除在山东等处另行寻觅外，在他的直隶省辖区内，就确定由距天津较远的南界——磁州转到了距天津较近的开平。李鸿章在回忆从磁州转向开平的过程说：“查磁州煤铁运道艰远，又订购英商镕铁机器不全，未能成交，因而中止。旋闻滦州所属之开平镇煤铁矿产颇旺”，乃饬轮船招商局唐廷枢勘查筹办③。
开平矿区位于直隶东北部的唐山，北依燕山余脉，南临渤海湾，呈盆地地形。煤田即蕴藏于开平盆地的向石炭纪地层中。开平煤矿的开采已有长久的历史。在用机器采煤之前，在开平东北之缸窑、马子沟、陈家岭、风山、白云山、古冶等数十处有土煤窑，每处多则一、二百人，至少亦数十人作工。由于开平南北荒山多土瘠，水旱灾荒频仍，“穷民无地可耕，惟有藉凿石挖煤，作工糊口。”④上述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70年代用西法开采之前。
1876年夏秋之交，李鸿章派对办近代工业企业颇有经验的，时任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偕技术顾问英国矿师马立师，连同一名翻译，于10月间前赴开乎进行勘察。唐氏在开平周围方圆30—40里的范围内，进行较为全面而详细的考查，初步估计全区煤的储藏量约为6千万吨，前景乐观。这是从当地一挖煤工人所说“煤层约厚七英尺”①而计算出来的。实际当然远远超过此数。事实上唐廷枢对这个估计并不满足，1878年他又委托友人偕英国矿师巴尔继续勘探，发现开平镇西南约20里乔家屯地方，煤铁均旺，“虽二、三百年采之不竭”；到1882年在总工程师金达指导下，钻探深达300余米，探得13层煤，这与50年后勘采层数基本一致。
唐廷枢在初步勘察之后，接二连三地写了：《察勘开平煤铁矿务并呈条陈情形禀》、《请开采开平煤铁并兴办铁路禀》②给李鸿章。文中，从开平煤矿的开采历史、机器采煤的每吨价值估算及其与洋煤价的比较、山价与运至上海等地价格及与洋煤竞争的可能，以及招集商资80万两、官督商办、开河筑路降低运输成本，均一一作了仔细和比较精确的计算，并将样品分送北京同文馆和英国伦敦矿务院化验，结果表明开平地区煤铁均甚好。唐廷枢根据化验向李鸿章报告说：“开平之煤铁身骨虽不能与英国最高之煤铁相比，但其成色既属相仿，采办应有把握。”③而且必获厚利。在上述周密计算的基础上，于1878年拟订了《开平矿务设局招商章程》。《章程》共十二条，兹简叙其基本精神。（一）定名为“开平矿务局”，官督商办。（二）招股80万两，每股100柄，分为8000股；如生意兴旺，准招新股20万两，合足100万两。每年结帐一次，所得利润，先提官利一分，后提办事者花红二成，其余八成仍按股均分。（三）强调按“买卖常规”办企业的原则。《章程》指出，开平矿务局“虽系官督商办，究竟煤铁仍由商人销售，似宜仍照买卖常规，俾易遵守。”所谓“买卖常规”，实际上就是按照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原则办事。为此，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降低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四）工作人员要精干，要由具有把厂事作自己的事的精神的人充任。《章程》规定：“所有各厂司事，必须于商股之中选充，方能有裨于事”；“厂内督工、司事、匠人等，均凭本人材干，……除饭食、油、烛、纸张、杂用按照实数开销公帐外，所有酬应等项，一概不认，以重公本”。（五）“股分一万两者，准派一人到局司事。……若其人不称职，或不守分，任由总理辞退”。①这些规定是符合资本主义办企业原则的，它排除了官的干扰，保证局务掌握在商股及其代表——总理的手中，是防止浪费和官僚习气，保证赢利的好章程。与唐廷枢所拟轮船招商局局规相比又有了发展。无怪李鸿章对唐氏作了“熟精洋务，于开采机宜、商情市价，详稽博考，胸有成竹，当能妥慎经营，力襄厥成”②的称许。
然而，《章程》虽较完美，因机器采煤这一新鲜事物，究竟是否能赢利、赢利多少？商人持观望态度。因此，集资并不顺利，1878年计划招股80万两，只完成20万两，而且主要投资者还是唐廷枢、徐润及其亲友等人。但这20万两的作用却不小，以之购置机器设备，于1879年2月开始凿井施工，工程进展顺利，在凿一、二、三口井发现了优质煤铁矿的同时，建设大型炼焦炉和洗煤机。根据工程进展速度，估计1881年可全面投入生产，因此，煤炭外运问题就被提到日程上来。唐廷枢认为，筑铁路一时很难办到，乃向李鸿章打了《拟开河运煤》的报告。由李鸿章审批借款3万两。挖河工程于1880年秋开始，次年5月完工。这条“煤河”，从胥各庄——芦台——天津，夏季水涨可以畅通无阻。在开挖“煤河”的同时，又修筑了一条从唐山煤矿至胥各庄的20里“马路”，即是单轨铁路，先用马拉车运煤。这样，通过水陆联运的办法，暂时解决了煤炭外运问题。照预计的那样，开平煤矿如期于1881年出煤，日产约在300吨左右，且不断提高。李鸿章又将“通晓西国语言文字，于矿务商务尤为熟悉”的广西候补知府吴炽昌来作开平局会办。局务更形起色。开平煤矿成功的消息传播开后，声誉大震，招股也顺手多了，到1881年底，仅从上海一地就集资达100万两。开平煤矿经过数年的艰苦创业，步入了正常的生产经营轨道。李鸿章向清廷奏报说：“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富强之基，此为嚆矢。”
开平煤产量上升很快，从1881年日产300吨递增为1884年7月以后的900吨；年产量，从1882年36000多吨，增至1889年的247800余吨。产量迅速增长，原来由胥各庄到天津靠人力河运，加之冬季封冻，运输困难，这与煤产量增长很不适应。在李鸿章支持下，于1886年私将矿区至胥各庄铁路展筑至芦台的阎庄，延长65里。并另设“开平铁路公司”，脱离开平矿务局而独立。接着又将该公司改组为“津沽铁路公司”，自己筹资与向外国银行借款，将铁路从芦台筑至天津。1888年秋，由唐山至天津的铁路全部竣工。
1889年，为开采唐山以北的林西煤矿，又将铁路延长30里，直达林西，于1890年建成。从此，唐山、林西之间和唐山至天津之间，铁路联运畅通，煤炭顺利转运，进一步促进了煤炭产量的上升。到1894年，开平煤矿的日产量据称已达到2000吨了。自1888年第一次分配股息的10余年间，平均每年获利36万余两，百两面值的股票价常在200两上下。其经营成效，是其他洋务企业难与匹敌的。
开平煤矿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成效，主要取决于经办人的“商”的身分和按“买卖常规”办企业的丰富经验。唐廷枢、徐润、吴炽昌等人，名义上也有道、府之类官衔，总理、会办的名义也是清政府所札委，实际上“商”是他们的主导方面，而且他们也是主要投资者。因此，开平这个企业，名为官督商办，实力商督商办，官商之间的矛盾很少。他们具有办近代企业的丰富经验，从资本、生产、销售全过程都考虑颇为周密，生产中尽最大可能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销售市场流通渠道也预先计算好，尽可能就近供应兵商各轮和各机器局，缩短运输路程，加快周转速度，从而取得了促进资本增殖的效果。这就使企业始终处于颇有活力的状态。其次，政府的支持，尤其是减轻税厘起了很好的作用。在开平煤矿顺利投产出煤之际，李鸿章于1881年5月根据唐廷枢减税请求上奏清廷。当时的通行税则，洋煤每吨税银五分，土煤每担税银四分，合之一吨达到六钱七分二厘，若加复进口半税，每吨竟至税银一两有奇，盈绌悬殊至20倍之多。国产煤炭初开，本重价昂，加上税收的洋轻土重，怎么能顺利地销售于市场呢？又怎么能敌洋煤呢？因而援熙台湾减税为每吨一钱之例请于清廷，得到了批准。初步做到“恤华商而敌洋煤”。
果然，开平煤确实起到“敌洋煤”的作用。19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通商口岸中外所需煤炭，几乎全为洋煤所垄断，而整个天津市场又是日本煤的畅销场所。开平煤投入市场后，由于质量优于日煤，又是近地出卖不需长途运输费用，价格与日煤相等或略低，这就在市场上处于优势。以1882年为例，日本的广岛、三池煤块每吨为天津纹银7—8两之间，而开平块煤每吨以4.5—5两招揽顾客，不但北洋舰队和制造局全买开平煤，而且到天津来的中外轮船总是满载开平煤而去。这迫使日本煤处于竞争的劣势。开平煤有力地抵制了洋煤的进口。到80年代末，从全国范围看，虽未改变洋煤控制中国市场的局面，但靠近开平的天津市场却基本上没有洋煤入口了。
然而，开平煤矿既成为帝国主义的有力竞争者和对立面，列强必欲摧残掠夺之而后快。1892年唐廷枢逝世，总办被曾为醇亲王奕的侍役、招权纳贿、声名狼藉的张翼所得，矿局与官的关系密切了。虽在1893年后矿局生产量曾有所发展，但终于1900年被英帝国主义所吞并。
四、基隆煤矿 1866年左宗棠在筹建马尾船政局时，就考虑到就近用鸡笼山煤炭作为船厂和轮船的燃料。因此，用机器开采基隆煤矿资源，是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清廷洋务路线发生了战略性转移，并把开采煤铁等矿作为这一转变的开端之前，就已提上了议事日程。
早在1868年夏季，马尾船政局即派矿师去基隆勘查煤矿的产煤情况。当时船局用洋煤尤其是英国煤居多。随着船局各厂建成和开工，需煤量不断增加，而英国出现了“煤荒”，于是迫切需要台煤。船局与政府联合作出决定：煤窑窑主向政府报效产量的5％，但1872年“报效”加购买的煤，只够船政局所需量的三分之一。“福建当局苦干洋煤太贵”，而土法生产的煤又远不能满足船政局的需要，于是只有“使用机器进行采煤”①的一条出路了。唯此才能保证供应船政局及其所造兵商各轮“以充足的廉价的燃料”①。从这里可以看出，使用机器开采台湾煤炭，固然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但直接原因由于“洋煤太贵”，这就很明显地有着抵制洋货之意。所以船政大臣沈葆桢在上清廷《台煤减税片》中说到：“台煤仍不畅销者，以东洋之煤成本较轻，独擅其利故也。今欲分东洋之利，必将台煤减税，以广招待。”②这个减税虽仍是对土法采煤说的，但也为即将实行的洋法采煤作了准备。
台湾基隆煤矿正式开始使用机器开采，是在清政府下达“试办”的上谕之后。1875年春夏之交，由赫德雇请的英国矿师翟萨到台北勘查煤矿，经过一段时间初步勘察，有些地方煤层薄、质地轻而松，且距河道远，运输不便，有些如鸡笼之老藔坑，煤质坚美，煤层亦厚，运送较便，颇有开采价值。沈葆桢经清廷同意，决定使用机器进行开采。乃派翟萨于1875年底赴英国洽购机器，并雇一批矿工来台，进行试采和进一步勘探矿藏。次年夏间，成立矿务局（后改为煤务局），派道员叶文澜为督办。所需筹办费用，全部在台防经费项下开支。不久，一队洋采矿专家和他们随带的采矿机器抵达基隆矿厂。这些机器足够凿井、采煤、抽水、提车以及通风、截木之用。
第一个煤井选在基隆之八斗，这地方靠近河道，顺着潮水只须航行半个多钟头即可达基隆；钻探表明这里有3呎厚的优质煤层。为了方便运送机器和从矿井运煤至海岸，特于1876年秋冬间修筑一条轻便铁路，由于矿井高于海面百余尺，因此煤车可以从铁轨上滑行到海岸。1877年一年间，一方面用机器进行钻探，并为便于机器凿井，封闭了12座民间经营的土煤窑；另一方面，安装开采煤炭机器，机器安装于年底完竣，1878年初正式开始机器采煤。
基隆煤矿投产后，到1884年中法战争前，产量基本上逐年上升，第一年为14000吨余，1879年即达3万吨多一点，增长一倍。1880年为4.1万余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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