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金属矿的开采与冶炼 一、开采金属矿的目的及其简况 所谓金属矿，在当时是指金、银、铜、铅、铁等种类。在1874—1875年间，大臣疆吏筹议海防中奏请开采煤炭时，常常是煤铁并提，也涉及铜铅等五金矿藏。例如丁日昌于1874年在其《海防条议》中说：“镇江之东南山煤铁五全似皆可采。……产煤之处皆多产铁。……五金煤铁等项，非特利源所系，亦军事胜败所关，……故开矿一层，尤为目前军事饷事之第一要务矣。”③其他封疆大吏也有类似的煤铁五金并提的说法。但付之于实行时，首先是煤炭，虽也注意到铁的开采，实际上却未曾与煤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先煤后铁”是办洋务企业者常讲的一句话，其他金、银、铜、铅等就等而次之了。这可能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所造成：一是洋人觊觎中国矿藏最早的着眼点是煤炭，清政府洋务派为保护自身的利权，故把采煤放在优先的位置：二是洋务军用工厂和兵商各轮迫切需煤，不橡五金那样可以暂时从缓；三是采煤较为易办，并且采出来即可使用，经济效益也可以立竿见影，不像铜、铁等金属需要有一个冶炼加工过程。以故，金属矿使用机器开采与冶炼，延至1880年前后始提到实践的日程，比之煤炭的开采晚了5年左右。
如果说煤炭的开采，是从燃料动力的使用和取得廉价产品并达到求富目的两个方面考虑的话，金属矿的开采与冶炼，除上述两个方面考虑之外，还有专从求富出发而从事开采的。因此，在洋务运动中金属矿的开采，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使用与求富并重而归根到底是为了富，这有铁、铜、铅等种类；二是单纯求富型的，这就是金与银的开采。前一类与近代军用工业取得廉价的原材料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军用工业导致民用采掘和冶炼业的创办，它们间有着内在的经济规律的联系；后一类则同军事工业没有或很少有必然的经济上的联系，却与求富的目的完全一致，因而也可视为“强与富相因”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第一类与第二类，在同一矿上不能绝然分开，有时是金、银、铜、铅等成分混在一起的。
属于使用与求富相结合型的金属矿的大概情况如下，铅矿主要有：山东登州、淄川铅矿，热河土槽子遍山线银铅矿；铜矿主要有：热河平泉铜矿、云南东川等处铜矿、湖北鹤峰铜矿等；铁矿主要有：贵州青谿铁矿厂、湖北汉阳铁矿厂等。属于单纯求富型的金银矿，主要有：黑龙江漠河金矿、平度招远金矿，热河承德三山银矿、广东香山天华银矿，等等。为了较为详尽了解洋务运动中金属矿情况，兹列表（见下页）说明。
表中说明，金属矿的开采与冶炼到80年代才开始实行。规模均不大，成功者亦少。
为了便于从总体上了解洋务派金属矿开采的目的，兹分别将铜、铅、铁以及金银等作一概述。
1881年李鸿章在请开热河承德府平泉州铜矿时说：“天津机器各局制造子弹药帽等项，所需铜料购自外洋，转运艰而价值贵，且恐不可常恃，自应就中国自有矿产设法开采，以期费省用便。”①这里只说明开采铜矿与军用工业取得价廉原料的关系，未提到求富的问题。这一点，清廷关于开采云南铜矿的上谕点明了：“云南素产五金，乃天地自然之利。该省铜政……资鼓铸而利民用。此外，金、银、铅、铁各矿亦复不少，自宜早筹开采，以广中土之利源，实为裕国筹边至计。”①然而这个上谕还未说到抵制洋商并分其利以裕财源。把开采铜铅等矿与军工取得廉价原料、开辟财源、杜绝洋人垂涎等各个方面联系起来的，当推盛宣怀于1883年向李鸿章请开山东登州铅矿时的一段话。他说：“职道宣怀于光绪八年五月禀奉前署北洋大臣张饬派矿务学生池贞铨，随同赴烟台勘查铅矿，以备制造铅弹而佐军国要需。……黑铅为制造鼓铸所必需，每年采买洋铅为数甚巨，自应及早择地官督商办，以济要需而杜漏巵。……访之土人，皆愿官往开办，以兴地利，以开生计，并以杜洋人觊觎之心。”②这段话，除上面引文中所提制造、鼓铸、兴利等之外，特别强调了“杜漏巵”、“杜洋人觊觎之心”。这似乎对李鸿章颇有启发，李氏立即毫不含糊地批示道：“现在各省购制枪炮日多，需用铅弹甚巨。黑铅一项若购自外洋，不但价值昂贵，抑且缓急难恃，亟应广筹开采，以扩利源而杜漏巵。”③这里将“扩利源”“杜漏巵”作为批文结语，显示了他开金属矿的最高目标。其他地方开采铅矿亦与此类似。例如闽浙总督杨昌濬请在福建开采铅矿说：“营伍用铅不少，皆向外洋购办，如铅矿一开，按例输课，先尽官买，利国利民，莫善于此。”④铜铅的开采目的，大体说来有：（1）为了军事工业制造子弹之用；（2）抵制洋货入口，即所谓买外洋铜铅“转运艰而价值贵”，“济军需而杜漏巵”；（3）求富，即所谓“广中土之利源，实为筹边裕饷至计”。
至于开采铁矿及其冶炼，目的虽与铜铅相似，但也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除与军事工业相联系之外，在求富、敌洋产，尤其是为民用工业发展提供条件方面更为明显。从其与军事工业相联系这一特点看，例如筹办青谿铁厂的潘露，就是江南制造局的一位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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