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以为富强之计。……自来谋国远图，不外兴利实边二策。漠河矿务若果兴办得宜，则利源日开，人民渐聚，富庶之基，胥由于此。”②意思是在防边的同时，更注重于富庶。历史事实证明，漠河金矿是办得较为成功的洋务企业，这当然与其“兴办得宜”是密切联系的。怎样做到“兴办得宜”的？这主要是主办人李金镛按公司规章办企业所取得的成效。
李全镛，江苏无锡人，随盛宣怀办矿务等工业企业多年。李鸿章称他“熟习矿务，任事勇敢，兼与苏沪商人相熟，可以就近商令招募集股兴工”③，是主持漠河金矿的理想人物。从李鸿章几句赞词中，可以看出他嘱意于李金镛，不仅是因为他熟悉矿务，更因他能招商集股。于此可窥见李鸿章在官办还是商办漠河金矿问题上的倾向性。而李金镛的商办主张正与李鸿章这种“倾向性”相吻合。本来在拟筹办漠河金矿时在官办还是商办问题上就有不同意见：恭镗认为若由官采，不但无此资本，而且“麕集穷边无业游民，钤束不易”；若官督商办，黑龙江无此可靠殷商，“惟有招募津沪商人醵股来江承办，较无流弊。”①但马建忠另有想法，他主张选募近边耐寒之兵勇，驻金矿区督令淘挖金矿，如有偷挖坑者，亦招入伍，“人各予地数十丈，不准私占互争。淘得之金，听其自市；官若收买，毋任抑折”。他说这样做法，“不劳役，不费财，可固防，可制敌，内以戢匪徒之出入，外以杜强邻之窥伺，不数年间，边备益修，军储益裕。”②这个意见只是从防边角度考虑的，与李鸿章等人开金矿以致富有背，当然不与接受。而基本确定了集津沪商资以商办的原则。李金镛按此原则拟订了《黑龙江金厂公司章程》十六条。这十六条涉及面较广，主要有：选矿址、集股金、雇矿师、购机器、盖房屋、置车辆、买牲口、设码头、招流民、募勇丁、造轮船、开山路，以及官息、赢利分配办法等。不一一列叙。这里只就章程中关于按资本主义公司原则行事条款作一简述。
“章程”首先谈招商股20万两事。鉴于自1883年金融倒帐风潮以来，市面萧条，加之矿股受损严重，殷户裹足的情况，先由李鸿章、恭镗借款凑集，“以期共信”。李金镛坚信：“凡官绅、富商同抱公忠，必有乐助其成者，应仍招股集资办理。”20万两分为2000股，每股收天津行平化银100两（合上海规银106两）。规定长年官利7厘。产量收入，除去陆续提还借款、员司等开支外之余利，分为20成分配：黑龙江将军衙门军饷六成，商股十成，本厂员司花红四成。
应该说这种余利分配法还是比较合理的，可以发挥官商职工各方面的积极性。其次，规定司帐公举，以使金厂钱财出入公办，“主厂者不当兼理钱财，致涉嫌疑”。为了司帐者的可靠，规定“将收支事务，由股本最大者公举保荐平素诚实有望之人，然后延订。”之所以这样做，因为如有亏空舞弊等情，荐主必须认赔，赔款可“即在股本内扣还”。这就保证钱财出入不生弊端。第三，为减少和杜绝企业的弊窦，规定股友参加管理的制度。股友，特别是万金之股友，对企业经营好坏是极为关心的，他们与厂的命运紧密相联。因此，规定他们“或自驻厂，或派人驻厂，以便监察金银出入，如厂中有合宜职司，自当量才派事，开支薪水”。如无适当职位可派，可在厂查察帐房等事，不给薪水。其未满万金却有三四千金者可集数股公派一人。其他如节省局用等也有具体规定。
据上所述，漠河金矿不仅计划周全，而且是按照资本主义办公司的经营原则立法的。后来在经营中基本实行了《章程》的规定。以故，漠河金矿自1889年开办后，产量与赢利均有显著上升。第一届结帐即有余利3万余两，兹后逐年增加，至1896年产金大旺，工人有2千余人，矿局获净利达30万两。这在洋务企业中罕有与之匹敌者。在矿业中尤为仅见。
叙述到这里，要谈谈漠河金矿经营者们的艰苦创业精神和经历。
漠河距黑龙江城（爱珲）1000余里，爱珲至齐齐哈尔省城则为千里陆路。若由爱珲溯江而上，则陆路水路可并驶，但小船不能逆黑龙江上驶，俄国轮船居奇特甚；若由齐齐哈尔省城北行，在墨尔根与呼伦贝尔之间另辟一路，较之水陆周转便捷，但“穷崖绝壑，密菁深林，率皆终古未开之道，又非月役千人，期以周年不能就功。”在这样遥远荒僻人迹罕通之地开矿，集股固难，招募职司亦非易事。至于“矿夫四集，良莠杂处，易滋事端”①，也不是一般管理者们所能驾驭得了。但李金镛毫不畏难地担任了筹建漠河金矿开采的责任。他于1887年5月间由署吉林知府任内到齐齐哈尔省城接受任务，取道墨尔根到漠河勘查矿产情况，艰苦备尝，10月间始回。随即去天津禀告李鸿章后，又到沪上招集股分。经过一年余的筹建，招回流民，募练防勇，造房屋，买粮食，修道路，置轮船，购机器，延矿师，规画井然。很快使金矿投入生产。在生产中也是很艰苦的。李鸿章谈到这种艰苦情形说：“取金之硐，夏则积水，冬则层冰，凿险鎚幽，艰难万状。”这绝非虚语。然而，在矿区沿江之地垦种，屯牧并兴，广集商贩，很快“以绝域穷荒、人迹罕到之地，兵民辐辏，商贾繁兴，屹然为边陲重镇”②矣！这个勋绩固然是全体职司矿工的努力结果，但首功应推李金镛。清史列传说他“僻远无人，披荆斩棘于万山中”①。并非过誉之词。1890年李金镛因过份劳瘁，在工所逝世！由于金厂基础已立，规章制度已定，接任者袁大化在原有规模上加以扩充，生产并未因李金镛去世而受影响。
四、青谿铁厂 贵州矿产极多，诸凡金、银、铜、铁、锡、硝、磺、水银、煤炭等，而以煤铁为尤盛。因这二项需用较广和急迫，且易见成效，故清政府首先着力于煤铁，其间更突出了铁矿的开采与冶炼。开办贵州铁矿事为贵抚潘霨于1885年所发起，他说：煤铁“为黔产大宗，开采易见成效。如能合用，则可运销各省，源源接济，亦免重价购自外洋之失，未始非裕国阜民之一端也。”②这里所说“裕国阜民”和“免重价购自外洋之失”的思想，是与洋商争利、变被洋商所侵占之利为中国人民与国家之利的思想，因而是很可取的。随即于第二年春拟订章程六条，除说明黔矿丰厚必须规复开采之外，强调：（1）扩充煤铁矿的开采，因为此二项为机器局、制造轮船、修建铁路等所必需；出产煤铁之镇远、思州、铜仁、都匀、黎平、遵义、思南等处，均有水路辗转可下达长江，运输不甚困难。（2）本地很少殷商，到上海等地招集商股，实行“商办官销”，以百金为一股；外国不准附股，但可而且必要雇聘洋技术人员；股分最多者推为总办，“其余一人能集百股者作为帮办”；股息周年一分官息，官息之外余利，除开销局厂薪工外，按股分派。（3）预筹销路，按“商办官销”原则，请总理海军衙门、南北佯大臣及两湖、两广、川、滇各督抚，每省各认购销若干？这种“官销”办法，在当时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销路不畅，生产也会停滞，“销路能畅，则商贾自必争趋”。（4）官府抽课，请按每百斤抽收20斤，照市价折银交纳，运销各地一概免征税厘。以上这些主要规定，基本上符合经营企业的要求。生产与流通、销售与运输，以及股票持有者中的大股东管理企业、抽课20％但免去厘税等措施，应该说，对商人与企业、商与官等关系的处理，还是比较好的，因而是能够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的。1886年4月22日（光绪十二年三月十九日）贵州成立了矿务总局。先就协饷、厘金项下凑拨2万两，作为开办经费，另一方面招集商股，在镇远、常德、汉口、上海设分局，派员经理。接着，一面凑集官商银8万两，派员到外洋购办炼铁机器，一面选定距铁矿较近、水运较便之青谿县之小江口盖造铁厂，是即为青谿铁厂。贵州候补知府曾彦铨负责筹办，把精干西学的潘霨之弟潘露，从江南制造局调黔督办。
那时的贵州省，交通极不方便，仅机器一项，从外洋购来运到青谿就很艰难，头批机器1888年10月间始运到厂。所聘工匠亦随到厂。潘霨在叙述其艰难情状说：机器分三批起运，共重约近3万担，到沪后“雇船装运前来，均须立架按件起重，由湖南常德而上，滩高水浅，又须按件起驳。……二年之久，始行运到，可见创始之难。”另一方面，在招集股上也遇到困难，“所集商款，催缴难齐”。潘霨在说明其原因说：“大抵因历年股票无凭，富商受累，此次非见开炉出铁，势难踊跃输公。”③于是大多在厘税项下暂拨以应急用。由于机器与工匠既到，安装机器到开炉生产已为期不远。随即于1889年2月间开始作安装机器的准备工作：造机座、厂房、火炉、烟通、水池等。在准备安装机器过程中，也是困难重重。对此，潘霨也有记述：“地方过于荒陋，砖瓦木植采办稍延，添雇人夫亦非随招即到。兼以运机船只又屡屡失事，虽随报即日雇船分匠前往捞摸不致沉没，但一件不到，即一器不全，艰难迭出，致延时日。”
“致延时日”到什么时候？直至1890年7月17日（光绪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始全工告竣，开用机炉熔矿炼铁。这样，青谿铁厂从1885年冬动议和开始筹备到1890年夏完工投产，共用了4年余时间。向之论者曾对此加以指责，说这表明洋务企业的工作效率低下。这种指责有失公允。如前所述，在那种资金缺乏，股分难集：穷乡僻壤，遍地荆棘与外界半隔绝的土地上，兴建近代新式铁矿与炼铁工业，是极不容易的；从筹建到投产用了4年时间，也不能说是时间太长。老实说，在那样恶劣环境中做出这样的大事，没有很大毅力是办不成功的。
青谿铁厂投产后，日产铁4万余斤，月可得铁120万斤，约可售银2.2万余两；月支出铁砂、煤炭、薪工等费1.8万余两。每月可余银3000余两。即使销路有畅滞，市价有增减等情况，但出入相抵，有盈无绌。这种估计不一定很科学，例如折旧费、停工修炉等均未计算在内，但大致可以肯定，成功在望。
青谿铁厂总计建厂费用银27.6万余两，因股款不敷，挪用公款19.2万两。为了迅速归还公款及筹措周转流动资本，向法国泰来洋行借规银30万两。应该说为了顺利办好铁厂，借洋债亦未尝不可。因为这是铁厂发展生产所必需。
然而，就在开炉炼铁后一个多月，主要经理者潘露积劳病逝。这对青谿铁厂无疑是一个严重打击。诚如青谿局委员徐庆沅所说：潘露死后，“无奈欲开大炉而无人督理，终失机宜；欲承领洋款，而无力担当，恐伤信义。”铁厂只得建议退还洋款，暂行停工。潘霨为了“免为商累”，只好“俯如所请”了。②大炉停工，小炉还是时断时续熔炼着，到1893年始完全停办。这可以说，青谿铁厂是洋务企业中一个失败者。失败的原因与潘露之死固然有关，但从根本上说决不是某一个人的有无问题，而是投资环境太恶劣。例如，青谿铁厂所需焦煤，要从几百里外的湾水运来，这在火车轮船发达情况下原不算一回事，但在山路崎岖交通不便的贵州来说，问题太大了，它使铁厂原料的运费比之产价高出数倍、十数倍，价格太昂了。无怪后来青谿铁厂在交通运输条件改善前，一直难以景气。
五、汉阳铁厂 汉阳铁厂是张之洞所筹建。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14岁中秀才，16岁中举，27岁中一甲三名进士，及第后授翰林院编修，以后外放，历任湖北、四川学政。尚清议，号称清流派。1882年授山西巡抚，开始热心洋务事业。中法战争中力主抵御，1884年升任两广总督，在抗法斗争中起了良好的作用。战后着手筹备举办纺织、钢铁等洋务工业企业，钢铁厂的筹建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项目。本来，张之洞想将铁厂建于广州城外珠江南岸，1889年秋他由两广调督两湖，该厂乃随其移建于湖北。
张之洞为什么要建造钢铁厂，其目的是什么？答复是，除为了供给军用工业所需要的原材料之外，更主要是为了民用，为了“辟利源”“杜外耗”，抵制洋铁进口。张之洞算了一笔帐，据光绪十二年（1886年）贸易总册所载，各省进口铁条、铁板、铁片、铁丝、生铁、钢料等，共价银240余万两；而中国各省出口的铜、锡、铁合共值银11.8万余两，不及进口的二十分之一。到1888年洋铁、洋针进口值达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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