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近代海军的筹建 一、水师的历史溯源 近代海军海防建设，是与以求富为目的办近代工矿企业同时提出的，同是由于日本侵略台湾“海防议起”而于1875年提到实践日程的。显然是与鸦片战前清王朝设水师的目的不同。这里首先叙述清政府设水师的历史渊源。
清代自康乾以还，在沿海和长江北起东三省，南至两广，西至两湖等十二个省区没有水师，这些水师，“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①。它不仅“官制同于内地”，军事技术水平也与陆军一样，当然够不上海军的称号，而且很多地方的水师还有时建时废的现象。1839年英国进犯广东，先进的炮火船舰教训了清政府统治者们，“始有购舰外洋以辅水军之议”①。敢于面对现实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林则徐，积极筹办海防。他认识到军火技术与洋人的差距，认识到“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的真理。乃谋赶造西洋先进的船炮，因制造时间来不及“且不如法”，于是只好“先雇船”和“先购买夷炮”以应急需。他在所谓“获咎之后”犹念念不忘此事说：“要之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务。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事亦不可不亟为筹画，以为海疆久远之谋。”②这表明林则徐充分认识到建设先进的海军的重要性。在他的倡导下，除“捐资仿造西船”和新式炮械之外，曾从美国买了艘1100吨级的商船改为兵船。但由于顽固派和妥协投降派的阻挠反对，林则徐抱恨离职，未偿其愿。40年后左宗棠在其《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遗憾地追忆其事说：“海上用兵以来，文如林则徐，忠而有谋，以之制初起之寇本有余力，不幸为忌者所间，事权不属，不克竟其设施”①。
对林则徐说，虽然在船、炮设施上未竟其功，却有了一个学习先进军事技术的良好开端，并初步形成变落后的军事装备为先进的思潮，加上清朝中枢认为先进船炮对自己的统治有利，因此，学习西洋新式船炮的舆论，并未因林则徐的革职而完全停止。只是对船与炮各自的重要性和作用的认识不一致。有人主张“无庸造船，止须造炮”，因为敌人“所习者水，所恃者船”，船靠岸用炮击我难，我却用岸上之炮击之易，所以，“以我岸上之炮制彼船中之炮，实可占一上风。”②但多数大臣疆吏对于船的作用还是很重视的。例如，清廷接受给事中朱成烈的建议而下达上谕说：安南人所造轧船，“两头尖锐，头可为尾。船用二十四楫，鼓楫进退，两头架红衣以击夷船，英夷大败”，乃命琦善详细采访，“照式仿造，以备攻剿之用”。③1842年5月清廷接受两江总督牛■“制造水轮船只，安放炮位”以利攻剿的建议，“着严密妥办，以资得力而助水攻”。④到这时，那种只造炮不造船的意见被否定了。朝野上下一致认识到：外敌“恃其坚船利炮横行海上”，“内地师船大小悬殊，不能相敌。……由于无巨舰水师，与之接战，其来不可拒，而其去不能退，故一切夹攻埋伏，抄前袭后之法，皆不能用。”⑤要做到来者可拒，去者可追，非建设水师不可，非仿造洋舰不可。吴建勋以广东水师提督的身份发表权威性见解说：我之所以“不能远涉外洋与之交战”的原因，主要由于师船不敌，“此时如讲求最为得力之船，必须仿照夷船式样作法，庶堪与该夷对敌。”清廷对此作了“停造例修师船，改造战船，所办甚合朕意”的肯定。①这就是说，要废除旧式师船，改建洋式战船。这种改变表明，水师不是单纯为了巡缉捕盗，也不单纯是为了对外防御，而是要求做到，来者拒，去者追，并能战于海上。这实际上是由过去的旧式水师向筹建新式海军过渡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是林则徐开其端。
清政府基于“改师船为战舰”必要性的认识，继林则徐之后仍鼓励进行仿造洋船的工作。广东绅商潘仕成“仿照夷船作法”，先后捐资造船2只。据说这种船演放大炮，“轰击甚为得力”③。潘仕成并雇觅美国官员壬雷斯制造水雷，作为水师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③。与潘仕成仿造洋式船只、水雷的同时，吴建勋于1842年夏到停泊于广州的美国兵船上阅看考察，美国兵头献赠三板船一只，吴“随觅巧匠，照该船形势，制造船样一只。”②与此同时，广州海关监督文丰饬令十三行洋商伍秉■、潘正炜捐买美国、吕宋船各一艘，因这种船“驾驶灵便，足以御敌，旋谕隶水师旗营操演，并谕绅商多方购置。”
上述表明，清政府在军事上“师夷长技”还是有一些积极行动的。但在《江宁条约》签订，鸦片战争结束后，它就高枕无忧了，水师建设随即废止。即使如定海、镇海鉴于被敌毁以致“徒有战船之名并无水师之实”的情况，而曾从事水师防务的整顿，也主要是为“内除其奸，外御其侮”，将除“内奸”置于首要地位，谈不上海军海防的建设。
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很快发展到长汪流域，长江中下游成为太平军与清军交战的中心地区。水师的重要性日益显著。资本主义列强的据点上海城，内有小刀会起义军，西有太平军的威胁。使用火轮船“助剿”太平军成为中外反动派的共同要求。1853年4月间，署两江总督杨文定，饬上海道吴健彰到英、法、美领事馆商谈借船“助剿”事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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