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余万两，而竟无出口之铁。①所以张氏办炼铁厂为了与洋商竞争是明显的。要能与洋商竞争，必须“资本之足，熔炼之精”，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销路之广”。他不仅要在中国推销，而且要打入国际市场。他说：“闻日本确已筹备巨款，广造铁路，（铁轨）原拟购之西洋。若中国能造钢轨，彼未必舍近图远。是此后钢铁炼成，不患行销不旺。”在实业大规模发展的近代社会，钢铁需求量必然日益增长。张之洞对此是有远见的。
然而，清政府和张之洞有一个错误的指导思想，他一则说，“设厂炼铁，乃开办铁路、铸造枪炮为第一要义。”①再则说，“此事本为炼铁利用，塞漏巵以图自强，原非为牟利起见。”②办近代钢铁工业企业，固然是为了使用，但不为“牟利”，就必然不按经济规律、尤其是价值规律办事。在建厂、生产和流通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价值与使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与封建主义政治目的的矛盾。
矛盾首先表现在企业的官办还是商办上。1889年底，张之洞从粤赴鄂，路经上海，特地将时任山东登莱青道在湖北“勘矿首功”的盛宣怀③从烟台情来沪上，就建厂问题“连日晤谈，详加考究”④。次年初盛宣怀拟订了招商股办铁厂的章程，但张之洞不以为然地电告李鸿章说：“商股恐不可恃，且多胶葛”①。坚决主张官本官办。很显然，盛氏的商本商办主张，意在“牟利”，他说：“商办者必处处打算，并使货美价廉”②，惟此才能与洋商进行有效的竞争，也才能达到赢利的目的；张氏意在将企业牢牢控制在官的手中，在当时也就是控制在他张之洞手中。
1890年春，在武昌设立湖北铁政局，派广州同文馆毕业，跟随张之洞多年，具有办洋务丰富经验的湖北候补道蔡锡勇总办局务。所聘矿师白乃富等均已到局待命。他们在盛宣怀10余年前勘查的大冶之铁、当阳之煤等矿的基础上进行复勘和扩大范围的勘察。发现大冶铁矿储量大、含铁量高，可供长期开采；至于煤则进行了大规模勘探：对湖南、贵州、陕西、四川、山西等省有关地区都进行勘探和查察，对本省湖北的荆当、广济、兴国等处进行了复查，并作新的探索。直到1890年冬始勘得比较理想合用的湖北大冶王三石煤矿和江夏马鞍山煤矿，随即在该二处成立了煤矿局。勘矿工作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选定炼铁厂址了。
在大规模勘探煤矿时，选择炼铁厂址事也提上议事日程。李鸿章提出“炉厂似宜择煤矿近处安设”③的原则性意见。那时，王三石、马鞍山煤矿尚未勘得，拟用盛宣怀10余年前所勘的长江上游荆州当阳之煤。张之洞意将炼炉设于武汉，把上游当阳之煤顺流而下，大冶之铁逆水而上，在武汉“会师”。盛宣怀的意见是在大冶旁之黄石港设炼炉，荆当之煤直运黄石，他认为顺流到黄石港“与武昌运费必不相上下”④。但张之洞并不同意盛宣怀的意见，他讲了7条理由，除荆煤下运、冶矿上运皆就省城，所炼之铁就近销售、员工勤惰、物料虚实可就近考核等理由之外，强调铁厂、炮厂、布局均附设矿物、化学等学堂，“三厂若设一处，洋师华匠皆可通融协济”；数百万两官本经费的大厂，若设在省城外，“实缺大员无一能到厂者，岁糜巨款，谁其信之”，设在省城，督抚司道可随时阅视等。最后总结性地说：“此则中法，非西法。中法者，中国向有此类积习弊端，不能不防也。即使运费多二三万金，而工作物料虚实优劣所差不止数十万金矣。”
及至是年秋冬之交选定用王三石、马鞍山之煤了，炼铁厂如果设于武汉，煤与铁砂均须逆流而上地运输，张之洞仍坚持设厂于省城，并择定汉阳龟山脚下为厂址。盛宣怀着急了，他直接禀告到庆亲王那里，说炼炉设于汉阳原料燃料均需溯流上运，这样做是“舍近图远，……运远本重”，必将加重产品成本，“必不能敌洋料”。②盛宣怀认为张之洞这种做法与官本官办有关，他说“如果及早改归商办，就大冶江边设炉开炼，以就煤铁，必能做到“轻运费而敌洋产”。③他同时对李鸿章痛心疾首地说：“大冶江边煤铁锰矿与白石均在一处，天生美利，如在江边设厂，百世之功。惜……屡谏不从。”④确实，黄石港距大冶只有50里，王三石、马鞍山煤矿都在周围，兴国的锰矿亦靠近处。在经营近代工业企业上盛宣怀比之张之洞显然高出一筹。这归根到底是商本商办与官本官办的分歧所造成，前者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后者要按官的意志办事，官的意志实际就是封建性的表现，其败也必矣。
张之洞还犯了第二个错误，那就是订购的机炉与煤铁原料燃料质地不对号。张氏是外行，他请了同样外行的驻英公使刘瑞芬等人向英国梯赛特机器厂订购机炉等物。当该厂提出先化验铁石、煤焦的质地如何，而后始可配备与之相适应的机炉的要求时，张之洞却说：“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⑤英国厂方虽闻之愕然，但还是胡乱配了一座贝色麻炼钢炉和一座小马丁炼钢炉。这就铸成了大错。
当时西方炼钢炉有两种，即贝色麻钢炉（转炉）和西门子马丁炉（平炉）。前者用的是酸性耐火材料，冶炼过程中不能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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