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料生铁中所含的磷质，中国只有个别地方（如本溪）有低磷铁矿，故它的使用受到很大限制；而西门子马丁炉是用碱性耐火材料作炉衬，它可以除去生铁中含量在1.5％以下的磷质。大冶铁矿含磷量高，以之炼成的生铁含磷高达2.5％。贝炉炼成的钢不能去磷，钢中含磷多就易脆裂，尤不宜于造钢轨，而汉钢造钢轨是其主要任务，这就无怪后来产品销不出去了。小马丁炉所炼之钢虽是精品，但产量极少。这件错事直至盛宣怀承接商办后于1902年派李维格出国考察后才算解决了问题。但这已是“糜去十余年之光阴，耗尽千余万之成本”①了。
张之洞在办厂中第三错误是官吏统治一切。例如，除蔡锡勇任总办外，1890年派委湖北候补知县张飞鹏、候补同知施启华、候补州同沈鉴等人负责大冶铁矿和王三石煤矿的开采；同年11月因修大冶铁山运道，调张飞鹏兼办；1891年7月派委湖北大挑知县王廷珍为铁厂总监工，次年又增派候补知县蔡国桢为铁厂总监工，等等；煤铁等矿和炼铁厂筹建，主要负责岗位一概由官占住位置，各级主要负责竟无一名商人。至于技术方面的岗位，则由总工程师英人亨利·贺伯生等30多名洋人占着。
在技术上任用洋技术人员无可非议，但管理人员的配备完全依照封建衙门的模式，大小岗位均由官来充任，这就不可避免地把官场的恶习带进工厂，营私舞弊、贪污浪费、任用私人、排斥异己、不负责任，挂名坐食等风盛行；组织生产讲究效率不足，勾心斗角，互相牵掣有余。他们与企业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联系，只向上司负责，不对企业盈亏负责。因此，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工厂生产的好坏，而是如何保住自己的位子。当时就有人指责说：“每出一差，委员必十位、八位，爵秩相埒，并驾齐驱，以致事权不一，互相观望。仰窥帅意，事事喜用官派，故不喜闻商办之说。”②张之洞以为这样可以加强控制，殊不知这种封建管理体制，造成机构庞大，效率低下，以致经营混乱，成为铁厂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样一个兼煤铁冶炼的钢铁联合的大型企业，用缺乏科学知识的官吏董其事，不可能有周密计划和科学核算。如在经费上，原预算为246.8万余两，结果实用去官款568.7614万两零。如加上由广州“闱饷”拨还的购机定银13.1670万两，和官款不敷分欠华厂洋厂各商号之款10.1199万两，共计用去经费582.9629万两。①大大超出预算。类似事例不胜枚举。
造成以上这些缺陷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从根本上说，是官本官办无严密章法，一切由官的意志决定所致，尤其是以张之洞的个人意志为转移。而张之洞是怎样管理的呢？盛宣怀得意门生在铁厂工作的钟天纬说：“香帅躬亲细务，忽而细心，锱铢必较；忽而大度，浪掷万金；忽而急如星火，立刻责成；忽而置若罔闻，延搁数月。一切用人用款皆躬亲其权”②。
这是对张之洞维妙维肖的刻划。盛宣怀曾说张之洞是“爱憎无常之大吏”③，这可以反证钟天纬的话是基本上反映张之洞真实个性的。以这样个性的人，在没有规章制度个人说了算的情况下，是绝不能把近代企业办好的。
筹建中的官僚衙门式机构，加上最高决策者张之洞的“爱憎无常”，必然反映到生产流通过程中去。
汉阳铁厂从1891年底开始动工，到1893年11月建成。它主要包括：炼生铁、炼熟铁、炼贝色麻钢、炼西门子钢、造钢轨、造铁货六大厂，机器、铸铁、打铁、造鱼片钩钉四小厂，以及铁路运道、轮船码头、运矿铁桥、起矿机器房等；大冶铁矿于1891年投产，马鞍山煤矿于1893年开始出煤。（王三石煤矿因“石质极坚，暗水太多”，一直未能出煤，不得已于1894年废弃，50万投资付之东流）这样，炼钢铁、采铁矿、采煤炭三者齐全配套的钢铁联合企业建成了。1894年2月正式升火开炉炼铁，6月先开一座大炉，日出铁50余吨，间有60—70吨者。钢年生产能力可达3万吨。张之洞称它为“东亚第一”，并非言过其实。但这个规模宏大、设备先进远东第一流的钢铁联合企业，开工伊始就出现妨碍其生产的一系列问题。
第一，管理上的弊病。由于张之洞用行政命令干预经济规律，和官吏充斥于各部门，以致瞒上欺下，渎职营私之风盛行。例如，张之洞曾申斥蔡锡勇：“查各厂委员司事，月费薪水不资，各厂日用不少，而实在作工能造枪炮、安机器、出钢铁之工匠总不肯多雇，实属不解。”①多雇非熟练工，不肯雇熟练工，但用钱却不资，其内情也不是不可解：或是管理上的无知，或是雇非熟练工报销高工资以中饱私囊。如此而已。
第二，能源供应不足，严重影响生产。马鞍山煤焦月可供极少，铁厂开高炉一座月需2000吨，炼钢炉尚不在内。如两炉并开需煤更巨，差距更大。于是到萍乡买煤炼焦和用高价买开平之煤焦，尚不足，后又购用外洋焦炭，每吨竟高达17—18两之巨。如此凑合勉强能供一座高炉之用。但还时有不济，不时封炉停产。生铁产量不足，直接影响到熟铁炉、炼钢炉，而这两种炉“不能多开”，又影响轧钢厂、铸造广、钢轨厂的生产。问题更严重的是洋焦太贵，马鞍山焦炭每吨4两余，平焦每吨11两余，洋焦每吨17—18两，而生铁每吨市价不过20两。洋焦不能常用多用是明摆着的。但不用洋焦又无法解决燃料问题。因而生铁生产必亏本无疑。
第三，销售不畅。汉厂钢铁及其制品的产量尽管远没有达到生产能力，但销售还是有困难，尤其是钢轨等产品是如此。这固然也有用户迷信洋货的因素，但上文已讲到贝色麻钢含磷多易脆裂，是钢轨等销不出去的一个重要原因。1894年6月到1895年8月的销售情况是：（1）共出生铁5660余吨，外售1100余吨，存1600余吨，两共2700余吨，其余均为本厂及枪炮厂所用；（2）贝色麻钢料生产940余吨，外售并外处用18吨，存280余吨，两共约300吨，其余均为本厂和枪炮厂用；（3）马丁钢料生产450余吨，外售并外处用40余吨，存150余吨，两共约200吨，其余为本厂及枪炮厂用；（4）铁货拉成钢条板1700余吨，外售外处用340余吨，存880余吨，两共1220余吨，其余为本厂和枪炮厂所用。②据上所述，积存和自用数，大大超过外售数。生铁的出售情况较好。1894年分《关册》（汉口）说铁厂“所出钢铁曾载运出口者，计有生铁18300余担，惟钢则不多。”①生铁之所以销路较好，因它是炼熟铁、炼钢的原材料。而原料出口相对地多恰恰表明它的弱点。
总起来看，在那时办这样大规模钢铁厂是中国社会工商业发展所需要的，洋务派首领张之洞看到这一点并付之于实践，这是他高人一筹之处，是他雄心壮志有事业心的表现。应予以充分肯定。但张之洞又说他不是为了“牟利”，或者退一步说是要在不违背其封建政治目的前提下获取经济效益，这就必然要违反或者说不按经济规律办企业。社会经济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规律，一个企业的生产流通纳入资本主义轨道，就必然受剩余价值和价值法则的制约，人们只能顺应利用客观经济规律，否则就会遭到惩罚导致相反的结果。事实证明，清政府和张之洞不按经济规律办厂，从而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起了阻碍甚至是破坏的作用，使预期的“开利源”“塞漏巵”求富以自强的目的无法达到，这就是历史的逻辑。汉阳铁厂也不得不于1896年招商承办。承办者即在近30年前湖北“勘矿首功”坚决主张商本商办的盛宣怀。盛宣怀承办后，任用企业经营家、时任轮船招商局帮办的郑观应为总办。盛、郑一上任即针对张之洞经营时的矛盾与弊端进行整顿，例如，觅焦炭、选人才等。很快找到萍乡煤矿，并逐步解决贝色麻钢含磷太多和炼炉距离原料、燃料产地过远等问题，使企业能沿着资本主义轨道较为顺利地前进。
六、矿业的成败关键 叙述到这里，可以对洋务工业企业尤其是煤铁金属开采业的成败作一简要评述了。
矿业成败因素是很多的，诸如：投资环境、交通运输、贫矿富矿等自然条件、技术人员的优劣、销售渠道畅滞等等，据前所叙，有些成功者与上述这些条件优越有关，有些失败者与上述客观条件特差有关，青豁铁厂是一个典型事例。但从各洋务企业成败的事实看，最关键者还在于企业是商办还是官办的问题上。商办不是绝对成功，官办却大多失败。因此，商办与官办，基本上是洋务工矿企业成败关键。这一点当时即有不少人有此认识，这在本章叙述中已有所涉及，这里选一较为典型的代表作：光绪十年七月初二日军机处交出的锡珍等抄片引述于下。
“我朝五金金矿，听民开采，官征其税，载在会典。近年行驶轮船，设制造局厂，煤铁之需益夥。顾历年试办开矿，率少成效，何也？盖由官办不由商办也。事经官办，积习难除，繁费既多，亏挪不免。或兼摄他务，不能专一，派员经理，漫不经心，何能持久？至以公款难筹，招商入股，流弊滋多，甚且买空卖空，专视票价涨落以罔市利，积久无成，竟成废纸，一转移间，乾设商本大半，商人一再受亏，设遇有事，即欲广为招徕，而无应之者矣。……招商集股，发票收银，官不过问，但将清册具报，如何付利，如何归本，较若画一，不得参差。有舞弊者，官为惩治。盈之与亏，商自任之。必能辛苦经营，众擎易举。如是庶可以工榷算，致精良，节浮费，审实效，亦公私两便之道也。盖向未统归商办，而官不助其经理，则势弱而利微：近时名为商办，而官独专其事权，则弊多而利少。故不如今商任其事而考其成，以期有利无弊，风气亦可渐开矣。”
这段话对于矿务经营成败之故，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1）煤铁等矿开采成效甚少由于“官办而不由商办”，因官办积习和弊端甚多，管理者“漫不经心”，以致偾事。（2）官方因公款难筹而招集商股，往往于“一转移间乾没商本大半”，侵吞商财，商民裹足。因此（3）最好的办法是商本商办，“官不过问”，官仅仅“助其经理”，这就一定能“有利无弊”，因为盈亏“商自任之”，“必能辛苦经营”的“节浮费、审实效”。
这些对洋务工矿企业的成败说，可谓一针见血之论。
③盛档，《盛宣怀致金福曾函》，光绪七年冬。
①见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01。
①李鸿章《请开平泉铜矿片》，光绪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0，页46。
②《光绪朝东华录》卷55，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698页。
③盛宣怀《禀请开采登州铅矿并拟订章程由》，《申报》光绪九年六月初十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119页。
④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122页。
①杨昌濬《闽省请开办铅矿疏》，光绪十一年五月，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139页。
②岑毓英、潘霨奏，《申报》光绪十三年六月初八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676页。
③《贵州矿务局札文》，《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678页。
①张之洞《筹设铁厂拆》，《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27，页1—4。
②李鸿章《综论饷源并开山东热河各矿》，《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3，页7。
②④⑥《羊务运动》（七），第5—6、14、16页。
③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702页。
①户部奏，光绪十年五月初一日，《光绪朝东华录》卷60，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702页。
⑤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697页。 ①上引文见《洋务运动》（七），第19、21页。
②《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705页。
③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岑毓英奏，《洋务运动》（七），第30页。
④上引文见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十三日唐炯奏，《洋务运动》（七），第32页。
①唐炯《变通云南矿务章程疏》，光绪十四年四月十四日，《洋务运动》（七），第34页。
②唐炯《迤西矿务另筹理情形折》，光绪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洋务运动》（七），第56页。
③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707页。
①《平泉铜矿总局续招股份启事》，《申报》光绪九年三月十二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6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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