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夫、马夫等另备，全军兵士正额为2860名，年饷40余万两，全军聘德国军官32人，其中除委来春石泰为全军统带外，11人为营管带，20人为哨官。华人将弁任副营官及副哨官。士兵从江苏、安徽两省土著乡民中招募。并设立营务处管理全军营务，任命知府钱询为自强军洋操提调，总理营务处。自强军成军后，在江宁省城购建营地营房驻扎，并进行操练。1896年2月，张之洞调湖广总督本任，刘坤一回到两江总督本任，自强军开始由刘坤一接办。同年6月，自强军因情操场训练，与刘坤一的湘军亲兵营发生了冲突，亲兵开枪打伤洋将格罗才。自后德国兵轮、领事纷至沓来，在惩罚了当事者之后，德国人的要求需索还是有加无已，既争抚恤费，又请领3年薪资回国养病，几经波折，才将事情平息。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刘坤一决定自强军离开江宁，徙军吴淞。7月16日，刘坤一批准了总办营务处洋操提调钱恂的辞职，改委候补道沈敦和总理自强军营务处，由他督率全军移驻吴淞。同时，刘坤一又变动了自强军营制，将原设马队2营挑选精壮并为1营，这样全军定额为步队8营，每营250人，马队1营，180人，炮队2营，每营200人，共2580人。
第二阶段为稳定操练时期。时间从1896年8月到1898年5月。这时期自强军驻扎吴淞，为全军最兴盛时期。吴淞地处上海海口，此处原驻有江南防营盛字军。为了驻扎自强军，刘坤一专门拨款修筑营房，并令原吴淞驻军移扎狮子林炮台，腾出营地操场，资自强军训练。自强军各营于5月间先后从江宁抵达吴淞，分营驻扎。其时房屋尚未建成，除步队一、五营之外，其余各营都只好临时支搭帐棚居住，到8月上旬，房屋建造方告完竣。
自强军安顿以后，开始了正规的军事操练。为了督操方便，将步队8营分为左右两翼，每翼4营，由洋营官斯忒老和柏登高森统带（后由南尔都福接替斯忒老）。士兵们开始了紧张的训练，每天几乎“无一刻之偷闲”。步队使用的武器是1888年新式小口径双筒毛瑟枪，炮队2营使用武器分别是克虏卜八生的后膛钢炮及英国麦克信七生的半后膛钢炮各6尊。马队操练器具主要是长矛，炮队马队士兵则都备有新式小口径双筒马枪。1897年5月1日，自强军在吴淞举行阅操，邀请了驻沪各国领事、水陆团练各将弁共170余人观看。阅毕，上海的西文报刊评论说：“此军人人体气强壮，枪械整洁”，步队“听其扳机作势之声则千人一律，及装药放响则初次不齐，二、三次较佳”；炮队钢炮“皆精利之器，光洁绝伦，……炮手之技洵称敏捷”；马队“操亦甚精，进退徐疾，皆如人意”。①连当时江苏巡抚赵舒翘视察自强军时，对其“行军阵法”，也发出“江南诸军无如自强军”的感叹。国内舆论更对自强军“士躯之精壮，戎衣之整洁，枪械之新炼，手足之灵捷，步伐之敏肃，纪律之严谨”①，赞叹不已。大阅操的成功，使自强军名声大振，令中外人士有耳目一新之感。
1897年2月，鉴于士兵操练已基本娴熟，自强军又在驻地办起练将学堂，练将学堂分派洋将4人充任教习，轮流教授枪法、步法、测绘、战学四门课程。每日集华副营官哨官赴堂听课，以4个月为期。4个月之后，又接办了练弁学堂，由自强军中选派排长入堂学习，练习行军、侦探、测绘等技艺。这些学堂的开办，使自强军营哨排长各级将弁得到了轮训。
是年9月，自强军移驻吴淞训练已有年余，按张之洞创军之原意：“俟成军半年以后，操练已有规模，即行推广加练，酌增人数一倍，统以增至万人为止。”②但是限于财力，刘坤一无力再扩大自强军。于是便出现了调防分练之议。即将自强军调防江阴，调江阴合字营来吴淞自强军驻地，与原驻吴淞的盛字营一起由自强军派洋将弁教练，而自强军仅留洋将2员随往江阴教练。此议原意很明显，一可不增饷项，达到多练新军之目的。二可将自强军中的洋将权力削弱。三可避免自强军与防军因饷项厚薄而产生矛盾。但调防分练的主张，很快引起洋统领来春石泰的反对，他上书刘坤一说：“欧洲强国用兵最精，而训练率限以三年，未有一年成劲旅者”，他认为今自强军虽较诸防营为佳，但比较欧洲之兵，则如初涉藩篱，未窥堂奥，并且仅令2洋将随往江阴接练，限于能力，对操练必有不利。而且自强军名声已著，驻扎吴淞可扼守要隘，隐维大局，关系非轻。来春石泰的反对使刘坤一改变了调防分练的主张。同年9月27日刘坤一作出自强军仍驻吴淞接续训练的决定。只令自强军就近教习盛字军。不久，自强军派出洋将3员前往盛字军，教习洋操。
是年11月2日，来春石泰上了要求补练工程队的条陈。11月13日，刘坤一批示决定工程队由江宁陆军学堂开办，自强军不必筹建。这样自强军的营制上正式取消了工程队1营的编制。自强军的编制，在移驻吴淤前共为11营，额设士兵共2580人。自沈敦和总理营务处时起，因点验剔退，先后斥革逃逸，自强军共缺额240余名。虽屡经招募选补，但从未足额，加上洋将又虑新旧掺杂，操练难期合法，因此常积缺额百余名或数十名不等。1898年2月，因洋统带来春石泰的合同期将满解职，自强军兵额始一律补足。
自强军中的德国军官，都订有3年合同，自1895年应募到华之日起，到1898年的3月至9月将先后期满。为了作好交接工作，1898年3月刘坤一派长江水师提督黄少春，前皖南镇总兵署江南提督李占椿，两江营务处道员杨慕璿前往吴淞校阅自强军。阅毕，他们向刘坤一报告说：“调阅马步炮队各营军容壮盛，队伍整齐，阵法进退有方，枪炮施放灵捷，倘遇有事可期得力”。为此刘坤一上奏请奖来春石泰二等第三宝星，洋营官齐百凯等6员给三等第一宝星，其余16员洋哨官奖给银牌。鉴于来春石泰将于4月11日合同期满，委李占椿接统自强军，其它洋营官哨官均俟期满派员接带。③1897年后，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瓜分危机日盛，英国又提出要以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因此长江流域的防守成为重心。负有守土之责的刘坤一，基于“以江宁江苏论，则江阴系两处门户，若论大局，则镇江乃上游七省咽喉，且为南北关键。”作出了重点扼守江阴、镇江的决定。由于前时来春石泰的反对，自强军未能移驻江阴，来春石泰期满辞退后，1898年5月，由新任自强军统带江南提督李占椿带军移驻江阴，以便与镇江上游诸军相互联络，自强军加入了江防行列。
第三阶段为参与江防时期。时间是从1898年5月到1901年9月开拔山东，并入袁世凯武卫右军止。这时期，自强军遣散了洋将，全归华将自统。军队营制上增加了江南提督亲兵一哨。全军在靠近江阴沿江炮台附近，择地驻扎，以备有警时与炮台互相策应。1898年9月，刘坤一道上谕：三十七营防军练洋操，每哨由自强军酌拨排长一名充任教习，一切操法都按自强军的章程。自强军调出排长的缺额，由统带另行募补，又将自强军新纂之《西法类编》一书分发江南防军各营旗，责成营哨官诵习。在白强军排长的教习下，江南防军改练德操颇著成效。
1899年12月，刘坤一出省视察江南各路防军，得意地称赞自强军及驻镇江的江胜军“操法极为整齐，所演行军队连环炮声势联络，均足以备缓急。”
1901年7月18日，清廷命令自强军调往山东交袁世凯酌量分布和训练。这一纸谕令，标志着一支独立的自强军即将被吞井。接此消息，首创自强军，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急忙询问刘坤一，刘答以因该军向习洋操，就近归袁训练，以期一律精熟。刘的答复并非心里话，事实上他以江南防务薄弱为由，主张留下自强军。同时，袁世凯也在山东上了《辞督练自强军折》，请清廷收回成命，但这些请求都未被允准。于是刘坤一只得忍痛割爱，交出自强军的指挥权。除将亲兵一哨仍留下外，所有马步炮各营借原领军械等项，于1901年9月自江阴起程开赴山东。从此，自强军便在袁世凯的节制之下。
自强军是既不同于湘淮军也与练军有别的自成一系的新式陆军，因此有必要简叙其组建特点。
第一，募洋将为统带管带。在60年代初，清政府虽通过湘淮军招募洋人统带常胜军、常捷军。但这只是出于“围剿”太平军的需要的权宜之计，事后很快将两军解散。此后，在长达几十年的练兵时期内，大都利用洋将为教习，并无统兵之权。促使张之洞下决心募洋将为统带管带的，是他看到了绿营湘淮等旧军有着：人皆乌合，来去无恒；里居不确，良莠难分；各军都有缺额，在职勇丁亦系当杂差；将拥厚资，士不宿饱；于新式枪炮、操练诸事全不讲求：绘图、测量、行军、水陆工程诸事尤所不习；以及将领无练兵报国之心等弊端。要除去这些弊端，他认为只有募洋将为统带。张说：“练兵之道无权不行，若仍以华官为管带，发饷仍归营官，则缺额摊扣之弊如故，成见自是之习如故，事事掣洋人之时，教练必无实际，故用洋人为教习而不使之管带无益也。”当然，他也不是无限制的政权，而是小心翼翼地对洋将权限作了规定，如“带兵操练之权悉以委之洋将弁，而约束惩责之权则专归华官”。张氏认为，“洋将上则统属于该省督抚、将帅，次则所立合同约定，会商该省营务司道，下则弁勇皆系华人，一军之中洋弁不过数十人，断不至有尾大不掉之虞。”当时张之洞聘洋将为统带、管带的做法应该承认有进步作用，这同60年代初用常胜军、常捷军专门来对付太平军不能混为一谈。张之洞的这一目的虽是为了维持清王朝统治，改变中国军队落后的状况，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他看到“今外洋各国，无一国不汲汲于兵事，日夜讲求淬厉，以相角相伺，我若狃于和局，从此罢兵节饷，而不复为振作之计，是中国永无战胜之日矣。”①因此他创练新军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御外侮。但是单靠列强来改变中国军队落后的状况是行不通的，帝国主义者决不会真心帮助中国军队实现近代化，而只是出于维持中国半殖民地局面的需要。特别是一旦他们掌握了清统治的支柱——军队的领导权，必然又会触犯清统治的利益。以后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作为自强军的接办者刘坤一，他对聘洋将有着不同的看法。早在张之洞创建自强军之初，刘氏就借荫昌之口讲出：“练陆军必须循序渐进，不可涉于张皇”；“若遽多雇土等洋人铺排门面，则初学未能领略，徒为虚费薪资。”等语。①暗示了他和张之洞聘洋将急练陆军万人主张的分歧。果然，刘坤一回任两江不久，和洋将就产生了矛盾，刘坤一试图改动来春石泰拟定的自强军营规，遭到来春石泰的反对。“从此意见各深，遇事益难商办”。最后刘坤一只能收回营务处的事权，其余稍为迁就洋将。①刘坤一为收回营务处事权，专门制定了洋将弁的训条和规条。②在他札发的训条中，将洋统带的权力限于督饬操练、管辖洋将弁。而洋将弃的权力也限于带领教习，及监督伙食、发饷等事。训条明文规定洋管带应听营务处总办节制，一改张之洞拟定洋将会商该省营务处司道的规定。营务处除不能直接管辖洋统带外，其他任何洋将弁都有权节制。通过训条，将营务处权力增大，洋将弁的权力缩小。同时，训条还规定洋将弁对操练以外各事：如华将弁与兵士请假、操衣颜色、靴帽式样、兵士处罚等事均不必与闻。为预防洋将弁控制军队，训条中特别规定，华将弁与兵士不能相离。洋将不得以操练华将弁为由，将华将弁与兵士分离。最后训条还重申，此训条与合同无异，违者即以违反合同论，当行辞退。在刘坤一酌定的规条中，制定了对洋将弁的赏罚条例，通过训条、规条，刘氏将洋统带权力削弱了。表面上洋统带仍为全军统领，事实上营务处从各方面进行钳制，营务处成为实际上的权力中心。
尽管刘坤一对洋将作了种种限制，但在1896年自强军与湘军亲兵营的冲突中，由于一洋弁受伤，德国政府出面，进行了武力威胁，使刘坤一感到了聘洋将潜在的政治干涉危险。这种危险感，随着1897年德国强租胶州湾引起的瓜分危机而加剧。在当时的形势下，刘坤一深恐洋将领兵，会使自强军倒戈助德。但碍于3年合同期未满，加上中德之事正在议商，尚未宣战，难以将洋将一律辞退。
因此“目下去留两难，祗合暂为羁縻而已”。③值得注意的是，坚决请求聘洋将的张之洞，当时也改变了态度。他在总结了江南、湖北用洋将的教训后说：“查今日中国练兵诚为第一要事，惟各国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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