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织呢局 兰州织呢局是洋务派创办和投产最早的一家纺织工厂。其最初动议于1877年兰州制造局总办赖长“试制洋绒”的尝试。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叙其事说：“兰州制造局委员赖长以意新造水机，试制洋绒呈验，竟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耐穿着，较之本地所织褐子，美观多矣。”赖长打算购办外洋织呢机器到兰州仿制绒呢，以“为边方开此一利”。⑤这个打算得到了左宗棠的支持。赖长的这一志向是很可贵的，故先简介赖长其人。
赖长，广东人，左宗棠旧部。因其“临阵胆力均优，战功屡著”，荐保候补副将衔；又因“夙有巧思，仿造西洋枪炮制作灵妙”①，闽抚卞宝第于1869年令其在福州机器局仿照洋式制造枪炮，到1870年即试制成熟铁炮二门，熟铁枪十杆，“均系后膛安铝药”的新式枪炮。据称“其式样精巧，与洋枪炮无异。”②赖长的技艺乃名于时。1871年左宗棠将其在西安所设之机器局随之西迁设立兰州制造局，聘赖长为该局总办，赖于1872年底从福州首途赴兰州，领兰州制造局总办事。在总办该制造局期间，逐渐探索出试制洋呢的技艺。
左宗棠在得到赖长仿制呢绒为边区开利的启示后，随即请长驻上海的胡光墉（雪岩）访购织呢织布机器全套。左氏把织呢与机器掘井、开河，一同看作利民实政。他之所以要在兰州设立织呢工广是因为：一兰州为羊毛、驼毛产地，原料充足，设厂利用可以致富；在交通极为不便的西北地区，成品运出比之原料运出，要便利得多，至于机器运转动力所需的煤炭，左氏认为亦不难得。二销路可以流畅。左宗棠对此有下述认识，他说：“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兰州织呢办成功，遂“由关内而及新疆”，加以推广。左氏自豪他说：“不仅如上海黄婆以卉服传之中土为足称也。”③左宗棠认为，用当地羊毛织成呢片，“能使成本低廉，足以抵制洋呢入口”①。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左宗棠办兰州织呢局的考虑和计划还是比较周详的，其动机和目的，一个是生产为了销售，远销于内地各省，即是商品生产；一个是为了抵制外货，收回和维护中国自己的利权。兰州织呢局的资本主义性和民族性是显然的。过去有的作者曾说兰州织呢局不过是左宗棠的军用被服工厂，是军队的附属机构，那是一种误解。
办兰州织呢局另一特点是很注重人才的培养。这其实是左宗棠的一贯主张，他在筹办之初，即要求上海方面购器与募匠同时进行，他说：“正宜趁此时督率原习织造匠工，相从仿效，庶事半功倍，业精于勤。今日之学徒，皆异时师匠之选，将来一人传十，十人传百”②，人材辈出于无穷。左氏培养人才常常是不拘一格的，他说：“勇丁之聪颖者，兰州可留心挑选拔入，将来必有可用之材，正不必于士流中求之。人见西土技巧，卓绝古今，以为华人学制，必须聪颖俊达之士；不知彼中均由匠人推择，并非于士类中求之。”③西人行之有效，中国也可以这样做。当然，挑选人去“仿效制造，必选材质与之相近，学艺已有几分者为之先导，庶几易睹成功。”④可见左宗棠在培养技术人才时又是很注意技术人员的实际工作能力的。
据上所述，兰州织呢局的创办，从原料来源、销售市场、人才培养和发展前途等各个方面，都考虑得比较周到。在此前提下，左宗棠一方面饬令胡光墉赶快向外洋购买织呢机器设备，另一方面命令赖长等人选厂址和造厂房等。胡氏向德国购买了全套织呢机器，聘德国织呢制造家石德洛末和建筑师安克于1879年从德国押运来华。
这些机器设备运到上海后，由招商局轮船运到汉口，再通过陆路、水路用多种方式运到兰州。由于陆运大多是用马车拉的，有的大机器马车放不下，乃将机器拆散，分装为4千箱，先后运到西安，再从西安西行运到兰州。断断续续地于1880年5月最后一批机器方始运抵兰州目的地，历时约一年之久。路上的运输是极为艰难的。所谓“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是常有的事。上海有一家名为《大清国》的杂志描述运送机器设备的艰难情景说：“机器系装在一条货船上由招商局的轮船在1879年拖运到汉口。在汉口又将这些机器用民船水运、又由人们背运（拉运）到兰州府。有些机器非常重，而且难运，所以锅炉得拆散了一块块地运。山路有时得开凿了然后才能把大件的机器搬运过去。”
于此可见创业的艰苦了。在这里要说明两点：（1）当时，在边远地区创办这样的近代工业企业，如果没有像左宗棠这样权势人物的倡导支持和像他那样的办企业的毅力，企业要办成是难以想象的；（2）过去学术界曾有人轻易地把洋务派所办工业企业一笔抹杀，这不是公允之论。
织呢局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筹建，于1880年11月（一说9月16日开工）建成投产。厂中德国技术人员13人，石德洛末任洋总办。关于织呢局的投资，据左宗棠说，机器设备费118832两，从德国运抵上海和由上海经鄂、陕运抵兰州的运费72975两，建造厂房等费用110305两，共计建厂费约近31万两，全部经费由官筹给。投产后的日常经费也是由官筹措。经常费从开工到1883年停工，支出和收入均无准确数字可据，粗略推算当不少于20—30万两。两共60万两左右。张之洞说兰州织呢局“费银百余万两，旋经后任废弃，巨款尽付东流。”②似乎夸大了一些。从以上事实看，兰州织呢局为官本官办，但这不影响到它的民族性较强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
然而，兰州织呢局开工后生产经营的情况并不如预期的那么理想。厂中安设织机20具，开始只开6具，若各机均开，预计年可织6000—7000匹呢布。每匹长5丈，宽5尺。但开工后一般每天只生产8匹，只有计划的三分之一还不到。并且很快减少。究其原因，总的原因是缺乏市场，产品卖不出去，具体原因，第一是成本太高。按左宗棠原来的计算，羊毛每斤只值一钱几分，织成呢布一定很便宜，但实际上，由于原料粗而且杂，质量太差，每天要雇用40个人挑拣羊毛，每人“每天只能拣两磅。因此在织成呢布前羊毛的成本已经很贵”。而且在100斤羊毛中，只有10斤能织上等呢，20斤能织次等呢，50斤能织粗毡子，还有20斤完全无用。这样，织成的呢或毡子，成本就很昂贵了，内地很少有人使用。②第二是产品质量太差。按左宗棠的说法，“其质虽略逊于洋呢，然亦可供着用”①。仅仅“可供着用”的要求，已不如左氏原来那样理直气壮了，而实际情况比这还要差。据《捷报》报导：“织成的呢绒品质很坏，几乎完全不能出售。”②第三是运输条件差、运费贵。在人烟稀 少的西北地区道路很恶劣，呢布等产品陆运到内地运费贵得惊人，这些昂贵的运费，加到成本很高的劣质呢绒产品上，价格之高可以 想见，哪还有买主来问津呢？当时《大清国》有一则报导说：“兰州织 呢局的产品，不管在品质上或价格上，都比不上外国的呢布，因为把厂中产品运到各通商口岸，就比从欧美输入呢布要贵多了。”② 这样，“足以抵制洋呢入口”的目的就落空了，赢利的目的也就无从谈起。据记载，兰州织呢局还存在一般官办企业的共同致命弱 点，那就是“乾领薪俸”，冗员太多，“缺乏良好的管理”③等，它就只能以失败告终了。1883年新任总督谭锺麟下令停办，次年完全废弃。《申报》于该局废弃后的1884年2月16日（光绪十年正月二十日），对于兰州织呢局的失败原因作了较为中肯的总结和评述，兹录之于下：“彼处之人均尚棉布，而呢不甚销；贩之他省，又以运费较贵，似不合算。且局中开支亦繁，即大小委员已有十人，余可想见。所进不敷所出，自难支持。然功败垂成，实为可惜。设能将此局归作商办，涓滴无遗，安见必无起色也。”
“归于商办，……安见必无起色”一语，是讲到点子上的。那就是利用“官”的力量筹建织呢工厂之后，随即招商来承办，不是不可能取 得一定的成功的，至少不至于失败得那么惨。
历史学家应公正地论史事。处于100余年前的当时，左宗棠 将沿海近代化事物带到陕甘，使穷乡僻壤的西北地区人民呼吸到 近代新鲜事物的空气，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行动，从历史趋势说，是正确的，体现了社会发展方向。不能因其失败而抹杀其 首创之功，不能因其失败而抹杀其将近代科学技术输入落后的西 北地区之功！
三、上海机器织布局 如果说兰州织呢局完全是官方倡议和举办的话，那么，上海机器织布局则是在官、商双方共同意识到发展机器纺织业的必要性的前提下，官为倡导商人承办而逐步筹建起来的。1874海防条议中，多有谈及办纺织工业者。而在70年代也有一些商人将资本投于近代纺织工业，1872年广东顺德陈启沅的继昌隆缫丝厂，1881年上海黄佐卿设公和永缫丝厂等即其例证。1876年李鸿章倡议建立棉纺织企业，他在致两江总督沈葆桢的信中说：“英国洋布入中土，每年售银三千数百万，实为耗财之大端。既已家喻户晓，无从禁制，亟宜购机器仿织，期渐收回利源。……而苦于无人创办。……适有魏温云观察输先与弟世好，会计最精，商情最熟，浼令出头承办。”②魏氏随即去上海会集华商进行筹备，未有成果而作罢。
1878年10月5日，具有道员衔的彭汝琮（器之）分别呈禀帖给南洋大臣沈葆桢、北洋大臣李鸿章，请在上海筹建机器织布局，并附呈章程8条、节略24条。这个彭汝琼，李鸿章对他并不陌生。1870年李在湖广总督任内曾奉旨调查过彭的劣迹。李氏在调查后上报清廷说：“彭汝琮前在湖南勒捐银一万两始得离省，其劣迹不问可知。入川曾不数年，招权纳贿之名又播中外。臣遍加咨询，皆敢怒而不敢言，其贪利虽不承招，而钻营实有其事。”①对于有这样劣迹的人，照理是不会获准承办织布工厂的，李鸿章也确实说过彭“人素荒诞，……本大臣甚不相信”②的话。但李鸿章却很快于10月21日批准了彭汝琮的办厂请求和计划，并答应给予优惠政策：织布厂生产的布匹享受与洋布同等的约5％的进口税和运入内地与洋布同等缴纳子口半税，免纳厘金。这是什么原因？一是由于李鸿章早就酝酿和迫切希望有人出来办纺织工厂；二是由于彭汝琮到保定向李氏递禀帖时提出了在当时办理企业声望颇高被李鸿章称为“实心好善，公正笃诚”的郑观应作为会办。李鸿章认为有郑观应为会办，“可助彭道所不逮”③，故准许彭汝琮承办织布局。
然而，彭汝琮劣性并无改变，他在招股、定购机器、购觅厂地、建造工厂等几个问题上都出了问题。“所称集股五十万两……自如至终未见实际”；彭擅自向新太兴洋行定购织机800部，“该洋行以定银五万延约未付……彼已窥破虚实”而未成交；买厂地亦因“抵押移应他急”而无结果；无厂地加之手中缺乏现款，造厂房就淡不上了。郑观应向李鸿章揭发彭汝琮的劣行说：“或独断而不相谋，或会商而不见纳。惟每至需款紧要，无论巨细，事事责成。自冬至今，皆于捉襟见肘之时，为剜肉补疮之计，甚至房租日用亦须代措。”①以致垫款万余金仍于事无补。郑氏乃愤而禀辞了会办之职。李鸿章接禀批示道：“兹据禀述各情，是彭前道作事虚伪，专意骗人，毫无实际，其心木品行，至穷老而不改，可鄙已极。”②彭汝琮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乃归于失败。
彭妆琮办不下去，但织布局还是要继续筹建的。李鸿章于1880年委派编修戴恒为总办、道员龚寿图为会办，和郑观应、经元善一起办理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建工作，并作了“此举以招集商股为第一要义”，“所需资本必须顶为筹足，以免临事周章”等一系列指示。以郑观应为主拟订了《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③。该章程从办厂的动机目的、招集商股、购机、买地、建厂到生产、销售、赢利分配，以及商办、用人、发展前途等，均有明确计划和精细的计算。这在洋务企业中可说是最为周密者之一。
郑观应在招商集股章程中，首先，将中国与外洋的纺织业作对比说，中国织布向藉人工，泰西竟尚机器，“工半利倍”。英国有织机13万张，美国后来居上已达15万张。有的国家已踵而行之，“其中有利可图必无疑义。”并计划上海机器织布局用织机400张，年产棉布24万匹，得银44.4万两，除去成本开支，可得银7.5万余两。
其次，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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