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洋务教育的发展 一、由封建教育逐渐向资产阶级教育转变 本书第七章已对洋务运动前期的新式文化教育，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随着洋务事业、尤其是洋务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办与发展，新式海陆军的建设，需才孔亟，洋务文化教育很自然地迅速发展着。而且在性质上也必然起着变化。如果说19世纪60年代洋务教育方面的改革，基本上是封建主义教育的话，那么，70年代以后到80—90年代，则是逐渐向资本主义转化并相当程度变为资产阶级教育了。60年代的教育，是与军用工业、对外交涉相适应的，虽带上资本主义教育的色彩，但它是直接为封建统治服务并仍然是封建主义的教育体制，这一点是显然的。奕曾企图挑选正途出身的官吏到同文馆学习天文数学等科技知识，以逐步改变原有的干部队伍结构和制度，但这仍然没有超出封建主义的范畴①。70年代以后，特别是80—90年代则大不相同了。办新式教育的根本目的，虽也是为了维护封建主义统治，但教育的直接服务目标，却是日益增多地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也就是为造船、驾驶、电报、矿务、冶金、铁路、纺织、商务以及一切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培养所必需的人才。因此，教育的体制，包括课程设置、教育方式等，在向资本主义方向转变，并显示出其不可逆转性。尽管在课程表中仍有读孔孟经书的课，但在整个教育体系中逐步失去了它的主导地位。派遣到外国留学的学生肯定是接受资产阶级教育，国内办起的各类科学技术专业学堂也无疑是这种趋向。
上述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当时思想家的头脑中已有较为强烈的反映。例如，郑观应在70年代后期写成的《易言》中，就曾把中西教育制度作过对比，他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是“期于实用”，所以分别有船政、格致、武学、通商、医学、农攻等学堂的设立，他批评“中国之士专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销磨于八股五言之中，舍是不遑涉猎。”这种人去做官的话，“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及一切具体的兵、刑、钱、谷等事务，必将“措治无从”。①中国旧教育制度不及西方远甚。那么，60年代兴办的同文馆、广方言馆等新式学堂怎样呢？郑氏说，那些学校，只学语言文字，“而于格致诸学尚未深通”，以致“制造全仗西人指授”，而这，“不过邯郸学步而已。何能别出心裁，创一奇巧之兵船，造一新捷之火器哉！”①这就是说，新的与发展资本主义相适应的专业技术学堂非赶紧创办不可，非大力发展不可。这种学校应该是培养精通科技的学生，他们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服务的。因此，它的学制与教学方法，都应该区别于旧的书院，也有别于60年代的同文馆等仅仅学习语言文字的学馆。郑观应说教师应从具有科技知识的新型知识分子中挑选，应“择西儒或出洋首选之官生，以充其任。”他充满信心地说，这样做，“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才之众，竭其聪明智力，何难驾出西人之上哉！”②其他开明的思想家、政治家们，加王韬、薛福成、李鸿章、丁日昌、盛宣怀等人，均有与郑观应类似的培养新型人才办新型学堂的言论。在此后20年间形势发展很快，近代工业企业大规模创办，新式而正规的海军舰队的建设与新式“练军”的训练，对新式的精通格致等知识的科技人才的需要更多和更为迫切，办新型学堂的呼声愈来愈高，办新型学堂的实践也愈来愈多。以郑观应为代表的开明人士对于西方教育制度的介绍也更为系统。郑氏所著《盛世危言》，在作为全书指导思想和纲领的《道器》之后，即以大量篇幅叙说西方的教育与人才培养问题，如《学校上》、《学校下》、《西学》、《女教》、《考试上》、《考试下》、《藏书》等篇正文，和附录的《德国学校规制》、《英、法、俄、美、日本学校规制》等；王紫诠《去学校积弊以兴人材论》、《法国激励人材说》等。①这些作品可以看作是在为中国兴办新式资产阶级教育制造舆论，也可说它们是在为中国变封建教育制度为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探寻改革途径和模式。
事实上，兴办新式西方资产阶级式的教育以培养新式人才，基本上是与新教育的理论探索和舆论制造同步进行的。前者是由于办洋务事业的实践需要实用之才而促使洋务派这样做的。基本上是感性认识，而且是被动者居多。这些实践活动，主要是派遣留学生出国和办各类专业技术学校。
二、派幼童赴美国留学 洋务教育，由为封建主义服务转变为为资本主义服务，1872年派遣幼童到美国留学，是这种“转变”的转折点，是洋务派在教育上跨出的关键性的一步。
选派幼童出国留学，是洋务运动发展必然出现的现象。洋务运动起步以后，引进西方技术办军事工业及购买洋枪洋炮轮船等，只是零星地使用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依赖洋匠操纵指授是普遍的。被指授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比比皆是。洋务派人士在实践中大都意识到，要掌握西方先进技术，非学习其数学、格致等科学原理不为功；他们一般地也都明白，要把西学西技学到手，聘洋师到中国教习是一条路径，更好更有效的捷径，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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