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这就是李鸿章所明确表达的，是为了“力保中国商民自有之利权”，抵制“洋商自运机器来华制造纱布”，以防止中国利权被“一网打尽”。③为此而制订的《华商机器纺织公所章程》，即体现了这种精神。《章程》中说：“查纱布为民生日用之需，若洋商用机器纺织，系夺华民生计”，故必须严禁洋商进口这种机器；“华商自办以供民用，尚不致有碍民生”，故“机器纺织概归华商购机设厂，自行办理”是必要的。为了自保利权，中国自办纺织厂，“不准洋商附搭股份”；为了防止洋商借华商名义进口纺织机器之弊，必须查明“确系华商资本”所购置，才发给凭证“准其进口”。①为了彻底杜绝洋商搭股和冒名顶替二弊，特制定处罚条例：“如有查出华商出名代洋商请领机器进口护照者”，除撤护照外，“仍将假冒出名之华商议罚一万两，以充善举”；“查出华商出名代洋商附搭股份者”，亦议罚。④这个“公所章程”，虽也有对华商起限止作用的条文，但主要是限止洋商的。这在洋商千方百计进口纺织机器在华从事制造之际，更显出它的民族性。
其次，由于新纺织厂强调保利权抵洋货，故华盛的规模大小是根据纺织品进口情况而决定的。拟订公所章程时的估算：“光绪十八年各海关进口纱包约2100万两。于是定议华盛总厂和各分厂拟办38万锭子（后增湖北2万锭子，共为40万），每年约可出纱25万包，每包约价60两，可售得银1500万两，定为限额。这个数目约相当于进口纱的七成，多余三成的空额怎么办？那时，印度、日本进口之纱正在与日俱增，尽管“章程”强调“断不可留余地”，实际上是为进口纱“留余地”。至于棉布的计算：光绪十九年棉布进口267万余匹，约售银667万两，“现议合中国官商各局厂拟办织布机器5000张（华盛总分各厂4000张，湖北纺纱局1000张——引者往），每年约可出布300万匹，每匹约价2两5钱，可售得银750两，是为限制”。①上海纱和布的计划生产规模，基本上是瞄准外国进口的商品数和值的。这是民族性的表现。但是，第一，在抵制洋货入侵方面，仅仅以塞漏巵为准，这不符合尽可能扩大生产规模以攫取更多利润的资本主义规律。第二，不能容忍为外国商品留有余地。在纱锭数方面为外国棉纱进口“留余地”三成是不必说了，在布的方面也是为外商“留余地”的。“章程”中写道：“照目前粗布斜纹销路已属有多无少，况外洋粗布斜纹断不能不进口，权衡时势，必须截止，不准再添。”③这个规定是很成问题的。而且，从发展上看，社会需求量是不断增加的，华厂产量的限额，未把这种增多趋势计算进去，这就为洋货进口日益增加留了无限止的“余地”。其结果无疑是限制了民族纺织工业的发展。当然不能否认，“公所章程”也有所谓填补“余地”的措施，那就是在粗布斜纹而外，争取自织高级细布以与洋商竞争。织高级细布，必须改进棉花的质量，当时华花只能织粗布，为了织细布，一方面拟购买洋棉花，另一方面引进洋花种子自种，这在80年代即有人作试验了，例如郑观应于1882年即曾引进美国棉子试种未成，90年代复引进美棉花子试种。这是可取的试验。总的方面看，华盛的民族性是主要的。
再次，为了有效地进行竞争，华盛厂又作了一系列规定和措施。（1）华盛总厂及其分厂，均“商本商办，屏除一切官气。……所有以前禀批各案，今昔情形不同，未可为凭，以此次禀定章程为准，以归划一。”这里以此次“章程为准”一语很重要，因为“此次章程”
比之以前的章程，在用人、管理等各个方面，均有改进。除上述“屏除一切官气”和在用人方面“不得徇情滥用”等已能说明一些问题外，从全文看，更体现按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办企业的原则，也就是一切措施服从于追逐利润的原则。（2）为降低产品出售价格，禀定照光绪八年织布局的条例，这就是“在上海本地零星出售，应照中西通例免完税厘；由上海径运内地及分运通商他口转入内地，均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免纳子口半税），概免内地税厘”①。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总理衙门企图要华盛产品在新关缴纳正税之外，与洋货同例地纳子口半税。盛宣怀坚持认为不可，指出，完一正税概免内地税厘各税，是为了更好地“敌洋制”，如果税与“洋制”一样，一方面失信于商民，“使人寒心”，另一方面，“洋商长袖善舞，华商力薄，相形必继，此后恐只有洋人添厂矣”。另外，华盛厂按原规定，为了归还欠款每纱一包捐银一两，此数正好与半税相当。如果既捐一商，又纳半税，成本必高，何以“敌洋制”！如完半税而停一两之捐，那50万两商本何以归还？商本不还，又将失信于华商。那“华商将视奏案如并髦，何以劝众”。②盛宣怀的这些话都对民族纺织工业的发展起着有利的作用。
华盛纺织总厂于1894年10月开工时，布机750架，纱锭6.5万枚①。同年，裕源纱厂开车，纱锭2.5万枚；翌年华新、大纯和裕晋亦先后开车。华盛的10个分厂虽未能均设，所购备的布机、纱锭数与预计算距离也较远。其中因素很多，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是很重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