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原因。正当华盛规复开工之时，中日战争爆发了，投资者裹足，机器、原料和成品等进出口也受影响；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因条约中有外国可在中国从事工艺制造之条，洋商纷纷到上海等处设立纱厂和织布厂，杨树浦地段“洋厂林立，华厂独受其挤，月须亏折数千金，断难久支。”②裕晋禀请售与德商，其他亦岌岌可危，华盛机器独多，亏折尤甚，乃于1900年全盘售与集成公司，计价210万两。民族工业被帝国主义摧折，于此可见一斑。
五、湖北纺织官局 张之洞在湖北所设纺织工厂的规模，仅次于上海纺织工业。其月的与兰州织呢局、上海织布局、华盛纺织总厂一样，是为了求富和保利权。为此，他在19世纪90年代在武汉设立了织布官局、纺纱官局、缫丝局，这里主要介绍织布局与纺纱局。
湖北织布官局1888年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拟在广东设立纺纱织布官局，因其调任湖广总督而随之移设于湖北，成为湖北织布官局。张之洞在向清廷请设纺织局说：“中国之财溢于外洋者，洋药而外，莫如洋布、洋纱。洋纱缕细且长，织成布幅，广阔较之土布，一匹可抵数匹之用；纺纱、染纱、轧花、提花，悉用机器，一夫可抵百夫之力。工省价廉，销售日广。”致使中国“耕织交病，民生日蹙，再过十年，何堪设想。”③非赶快设立机器纺织工厂不足以塞漏巵、挽利权。他计划生产7种布，其中3种布全用中国自产的棉花，另4种较为上等的细布，参用一半美国棉花，以7种布统计约参用洋花三成。张氏很有信心地说：中国“工价较之外洋既贱，成布即可出售，又省往返运费，其获利自当胜于洋人。”
指导思想明确，乃请驻英公使刘瑞芬订购布机1000张纱锭3万枚和相应的各种机器；选厂址于省城文昌门外，于1890年3月兴工建造厂房。用银近百万两，全由宫筹措，官本官办。1892年11月工厂竣工，随即开机，首先纺纱，日出纱100担，售价颇佳，次年初布机始开织。据张之洞说：“所织布匹甚为坚洁适用，所纺棉纱坚韧有力，远胜洋纱，销路颇畅。”②纱“销路颇畅”确是如此，但布机在开工一年多之后，即积压布5万余匹，纱在洋纱竞争下也有少量积存，这就使流动资本周转发生困难。所以蔡锡勇等人说：“此局虽有利，惟活本太少，借息太重，难操胜算。”如何解决困境呢？他们的意见是招商承办。一则说：“宪台有招商承办之意，自属至当。官办终无大起色，似宜及早招商。”③过2月又说：布已积存至七万余匹，“终难起色，亟盼招商早日承办。”④“官办终无大起色”，这似乎成了洋务企业的通病。这一点在湖北织布局开工生产之初，《捷报》记者就看出了它的前途不妙。他写道：“张总督打算使中国不依靠洋纱洋布的想望已接近实现。这种打算本来是合宜的，而且无人阻碍中国能反过来将纱布运至外洋各国盈利——只可惜这些事业都由官办，官办就不会有前途了。”②官办之所以“不会有前途”，根本原因在于用封建衙门方式来管理近代企业，官吏们视企业如官场无切身的经济利害关系，他们对近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一窍不通，既不会精打细算，千方百计降低成本和推销产品，也不会使生产流通灵活运转，以加强竞争力。他们对此往往“若秦人视赵人之肥瘠”似的漠不关心。
当然，张之洞办湖北织布局对促进近代企业的发展还是很有作用的。在地处中原内地的武汉地区，输进新的机器设备进行近代式的生产，除开风气之外，对于挽回利权也是比较明显的，例如，从1893—1900年，该厂生产原色布33万余匹，棉纱13.5万余担①。这些产品销售于市场，就是对洋纱、布的排挤，就是“分洋商之利”。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张之洞很注意原料棉花的改进。他于建厂之初即光绪十七年十月十五日电告驻美使节崔国因：“请代购好棉子二吨，速寄汉口”②。所谓“好棉子”，即他所说的“取其与湖北省气候相仿、地土相宜”者。可见他不是盲目引进棉子，而只是“于美国所产百余种选出两种：一宜于湿地，一宜于燥地，于湖北土性气候最为相宜”者。种子寄到后，随即札饬产棉各州县如武汉黄德荆州各属试种美国棉花。张氏还规定在新棉收成时，要“从优给价，尽数收买”。他预期“展转传播，不数年间，楚棉之美当不逊于洋棉”。④后来，尽管由于播种时间过期、种子与气候、土性不适宜等原因而收成不理想，但还是接二连三地种植试验。张之洞这种改良品种的进取行为是值得称赞的。
湖北纺纱官局湖北织布官局内已有纺纱车间，张之洞为什么还要另办纺纱官局？主要原因是由于纱销售量日增，赢利颇丰，可“以其赢余添补铁厂经费”①。布的销路之所以远不如纱，是由于广大农村手工织布业，自19世纪中期以来，逐渐普遍地用洋纱为经、手纺土纱为纬，对纱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尽管洋纱进口增加很快，但市场上的空白点还是大量存在。90年代前几年，纱价大涨，张之洞正在筹建的炼铁厂为资金短缺而焦头烂额之时，具有企业家头脑的张氏，是不会放过这个有利可图的机会的。他在筹建纱局之初，明确告诉筹办委员说：“核计所出纱布尚不为少，然比之汉口进口之数，相去远甚。”这就是说，纺织品市场是很广阔的。因此，他认为“再添设纺织新局，力图扩充，实足以保利权而济民用。”②市场广阔的原因何在？张之洞认识也很清楚和正确，他上奏清廷说：“近来体察沿海各口商务情形，洋纱一项进口日多，较洋布行销尤广，江、皖、川、楚等省，或有难销洋布之区，更无不用洋纱之地，开源塞漏，断以此为大宗。”
这里把棉纱销售市场广阔原因和添办纱厂抵制洋纱进口的意图都说到了。1893年夏秋之交，张之洞即着手进行添设新纱厂的筹备工作。一方面请驻外使臣订购机器设备，另一方面筹集资本建厂。
厂址选在武昌文昌门外，厂房迟迟未建，到1895年夏机器设备基本全部运到，厂房尚未动工。这与中日战争正在进行，资金难集有一定关系。本来计划官商合办，张之洞说到过此事：“大率系官商合办，将来视官款、商款之多少以为等差，或官二商一，或官一商二，或官商各半，均无不可。”④但一以“倭事未定，招股亦观望不前”①；复以商资与官资所占比例及其同官权与商权不相适应的关系，官商之间发生争议，这种争议如张之洞所概括的：“大意但欲官助商人之资，而不欲官问商人所办之事”，以致“官商合办诸多窒碍”。乃收归官办②。1897年湖北纺纱官局终于建成开工，亦称北纱局。
与北纱局大约同时筹建的还有一个武昌南纱局，张之洞订购上等精利机器9.07万余锭，实际买到4.07余万锭，价约70余万两。加上镑价上涨、保险栈租等费，共用规平银87.97万余两。这些机器运鄂运江后，因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而把它们运两江，两江不能设厂又只好运沪，最后招商承领，始拟由陆润庠承领，以商股难招，未成；继则商由盛宣怀、张謇各领一半，共作价50万两，但盛宣怀的一半未曾领办，均由张春领去作为扩充大生纱厂之用。张謇在叙述这部分机器设备的命运说：“计此官机，于光绪十九年鄂督在武昌认息借瑞记、地亚士洋行款所定。机至上海运鄂，鄂督调江，则又运江，江不能设，则又运沪，随机洋匠一人，月俸四百金，前后凡五年，凡运鄂、运江、运沪之费，栈于上海地租、栈租、保险之费，洋匠月俸之费，洋行月息之费，统计近八十三万两。”③由于这批机器运来运去达5年之久，锈蚀甚为严重，在“运通安设之时，剔出腐败者，堆积如阜。”④这种严重的损失，谁都不负责任，也追查不到是谁的责任。于此可见官办企业腐败程度了！
③《清德宗实录》卷282，页5。
①其实，铁路、银行也应列入，但因铁路刚开始办，银行到“洋务运动尾声”的1896年才办成，敌习惯的不与此四项并论。
①②③④郑观应《纺织》，《郑观应集》上册，第715页。
⑤张之洞《拟设织布局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26，页6。
①左宗棠《与胡雪岩》，《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9，页58。
②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疏卷44，页62。
③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7，页40。
①左宗棠在赖长禀帖上的批语，《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卷7，页23。
②汉江《关册》1879年分，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898页。
③左宗棠在赖长禀帖上的批语，《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卷7，页23。
④左宗棠《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2，见《洋务运动》（七），第448页。
①左宗棠在刘璈关于选厂址禀帖上的批语，《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卷7，页26。
②《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808页。
①《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47，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905页。
②③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辑，下册，第899、900页。
①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903页。
②③④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899—900、901、905页。
①李鸿章《复沈幼丹制军》，光绪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6，页3。
②上图未刊，李鸿章《查复彭汝琮等人劣迹片》，同治九年。
③《北洋大臣李傅相批示》，《郑观应集》下册，第528页。·①《北洋大臣李傅相批示》，《郑观应集》下册，第528页。
②以上引文均见郑观应《禀辞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札委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事宜》，《郑观应集》下册，第527—528页。
③《北洋大臣李鸿章批示》，《郑观应集》下册，第528—529页。
④此章程刊于《申报》光绪六年九月初十至十二日，其总叙收编于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7，故该章程显系郑氏主笔，见《郑观应集》下册，第524—528页。
①以上引文见郑观应《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总叙》，《郑观应集》下册，第524—525页。
②《郑观应集》下册，第525、526页。
③《上海机器织布局同人会衔禀复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郑观应集》下册，第533页。
①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折》，光绪八年三月初六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3， 页44。
②《上海机器织布局同人会街禀复北洋通商大巨李傅相》，《郑观应集》下册，第533页。
③《禀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为织布局请给独造权并免纳子口税事》，《郑观应集》下册，第534—535页。
①以上引文和数字均见江督曾国荃光绪十五年十月十四日奏，《洋务运动》（七），第451页。
②郑观应《纺织》附言，《郑观应集》上册，第718页。
③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下册，第1054页。
①马建忠《富民说》，光绪十六年春，《适可斋记言记行》卷1。
②李鸿章《复沪局马道》，光绪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3，页10。
③据盛宣怀说马建忠未能另设纺织厂与他的掣肘有关，盛与人书云：“织布一局未妥，眉叔复请借银百万另办一局。……譬诸两桌菜，一厨房办省乎？两厨房办省乎？师相幸纳刍言，暂缓另举。”——盛档，盛宣怀《复吴清帅》，光绪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东海亲笔信稿》。
④数字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068页。
②④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076页。
①李鸿章《重整上海织布局片》，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7，页38。
①③盛档，《朱鸿度致盛宣怀函》，光绪十九年七月初五日。
③李鸿章《重整织布局片》，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7，页38。
②盛档，《朱鸿度致盛宣怀函》，光绪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①盛宣怀《规复机器织布局禀》，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新辑时事汇通》卷83。
②《捷报》1893年12月22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缉下册，第1077页。
③盛档，盛宣怀《致方勉甫、季士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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