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本书已有叙述②，这里不赘。这里主要谈一下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对资本主义看法的某些一致性。这主要表现在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中。此文撰写于1859年，一向被学者们视为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性文件。文中对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都有资本主义模式的论述。除强调“公举”“立法以为准”的民主法治，和举办新闻事业“以泄奸谋”、通上下之情等政治上实行民主制度与洋务运动无共同点外，在“师夷长技”发展近代工商业方面的言论，与洋务派如出一辙。洪仁玕称赞“外国人技艺精巧”：轮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千里镜、连环枪……等物，“皆有夺造化之巧”，中国必须向他们学习，应允许外国“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大力鼓励对技艺的创新：“有能造如外邦火轮车……者，准自专其利”；“或用火、用气、用力、用风，任乎智者自创，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其利”；“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他人仿造，罪而罚之。”①等等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思想，是可贵的，但天国未能，也不可能实行，而洋务派却在洋务活动的实践中逐步加以实现。这种“实现”，既是太平天国的思想，也是洋务派所达到的认识水平的反映。因此，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在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和提高科技水平这一点上，是有共同性的。尽管二者的领袖们并没意识到这点，但这却是客观的事实。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即在太平军占领区逃亡出来的人员中，首先是地主分子，这些地主分子在太平军被镇压后，有的回到自己的家乡重理旧业；有的地主家族将逃亡时携带出去的金银细软，投于城市工商业；有的人虽仍在农村经营土地，但对城布工商业的投资兴趣增大，逐步成为地主兼资本家。常州的盛康、盛宣怀父子，镇江的戴恒，无锡的杨宗濂、杨宗瀚兄弟，不都是江苏地主官绅家族最早投资于近代工商业的一批人吗？而这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客观影响是分不开的。
由此可见，洋务运动既是作为太平天国对立面而兴起，却又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太平天国规划实行而未能实行的资本主义经济。
二、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 洋务运动与中国资本主义是什么关系，从本书全书看，已比较明确地表现出：在洋务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虽对资本主义也有消极作用的一面，但促进作用是主要的方面。为了正确理解洋务运动促使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进步作用，得先对中国资本主义性质作一正确的认识。
在过去多年来，学术界习惯地把中国资本主义分为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两种类型，认为前者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混血儿，是反动的，应予否定，其起源是清政府所办军用工业、民用工业；后者则是作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对立面产生和发展的，具有进步性，应予以肯定。我认为，这种分法是不科学的。我在前几年即曾说过：“不管是官僚、买办、商人乃至清政府投资的官办企业，……都是作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对立面出现和存在的，因此它具有民族性。”②依据这个论点，洋务派所办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与一般所讲的“民族资本主义”一样，都具有民族的性格。先从洋务军用工业谈起。其一，洋务军用工业的创办，固然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运动，但也有御外侮的意图，到19世纪70年初期以后人民革命被镇压下去，阶级矛盾相对缓和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这个“意图”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即军用产品主要用来抵御外侮。其二，农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关于这个问题，已为多数史学工作者所公认。
因为它有着商品价值、自由劳动力和必然产生剩余价值的规律性，兹不赘述。①这里只强调谈一下它与外国军火的竞争性及其导致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办问题。
资本主义有着与一切对手竞争的性格。洋务派办军火工厂的动机除便于使用外，就是要做到产品比之向外洋购买便宜些，故在生产中，除如左宗棠为代表的要想全面学习西洋技术“虽费有所不辞”之外，一般军用企业都必须“就动拨之款，核制成之数”，使产品价廉物美。这就意味着它与外国资本主义是相对立的。要做到军火的价廉，单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经济核算，诸如高效率、低消耗，还远不能达到目的，而必须在投产之前取得廉价的原料、燃料才行。
如果军火不买外洋昂贵的成品，却去购买外国钢、铁、铅、铜等昂贵的金属原料和煤炭等燃料，以及支付这些产品高昂的运输费用，也是达不到“敌洋产”的目的的。因此，洋务派考虑到自己创办和发展轮船航运和煤、铁、铅、铜等矿的开采和冶炼。于是，1872年筹建轮船招商局，1875年掀起开采和冶炼煤、铁、铜、铅等矿的高潮，筹建铁路也开始议论，以便逐渐得到所需廉价原料、燃料和较为低廉的运输费用。这表明近代军用工业与洋务民用工业企业有着内在的经济规律的联系，而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办和经营，明显的是为了致富以追逐剩余价值和高额利润。这样，洋务派举办的近代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企业，构成了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整体。这个“整体”固有与外国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一面，也是与封建主义统治相对立的。后者的“对立”，洋务官僚们是没有意识到的，他们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却不自觉地走向自己预期目的反面。而与外国资本主义相对立，洋务官僚们却是自觉的，本书有关各章叙述的无数事实表明，其锋芒所指，目标是非常明确的。
现在着重阐述洋务民用企业与洋商竞争的成效。创办轮船航运是为了“使我内河外海为利，不致力洋人占尽”①。轮船招商局办成之后，首先挤垮并收买了旗昌轮船公司，接着又多次粉碎怡和、太古轮船公司削价竞争的阴谋，迫使其坐在谈判桌上签订几次齐价合同，达到分洋商之利的目的。架设电线办电报局，是在外国大北、大东电报公司侵入沿海并向内地发展情况下开始的。其目的是要改变“反客为主”的局面，“以遏其机而社其渐”。稍事经营，果然奏效，通过竞争和谈判，大北、大东不得不拆除吴淞和福厦旱线，其海线也不能上岸而不得不置于趸船之上。煤炭的开采是为了“采中土之煤，利自我兴”，不使“利自外流”，除湖北煤铁开采总局因官款官办等原因以失败告终外，基隆、开平等煤矿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铁路的筹建，几乎与洋商侵权是同步进行的，70—80年代的台湾基隆矿区铁路，开平唐胥、津沽等铁路的建成，90年代以号称“中权干路”的卢汉铁路为始点，向东西南北延伸，比较有效地防止了英路北趋、俄路南引。银行的创办也早已酝酿，主要竞争对象是外国在华设立的银行，1897年办成营业的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集举国之财”以支持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经济枢纽的作用，使外国在中国的银行多一劲敌。至于纺织等轻工业均是如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由此可见，洋务军用工业企业及在相当程度上由其所导致产生的民用工业企业，其资本主义性质与一般民间投资所办企业是一致的：追逐剩余价值和尽可能高地攫取利润相同；引进和使用先进科学技术以期做到高效率的生产相同；与外商竞争相同；作为封建主义对立面相同；体现中国前进的方向亦相同。有什么理由和必要区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并把前者划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一边呢？如果因为投资者的成份不同而加以区分的话，那就成问题了。从来不是投资者的成份决定企业的性质，而恰恰是企业的性质逐渐改变投资者的成份；如果是因为企业与政权挂钩不是或相当程度不是独立的经济实体而加以区分的话，那也有问题，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营企业难道就不是经济实体！实事求是地说，在洋务运动初期，不是官为倡导和维持，资本主义企业还不会那样顺利办成和发展呢！不能因为后来“官督商办”日益严重地成为经济前进的桎梏，而说前期也是桎梏；如果说所谓“官僚买办”资本与资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系较多而加以区别，难道所谓“民族资本”就没有联系吗？只不过是联系较少而已！这个“较多”和“较少”，究竟怎么划分，我看不可能有什么绝对的界限。
据上所述，我认为洋务运动时的洋务军用工业企业、民用工业企业和民间投资所办的企业，可统名之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而没有必要作“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之分。
叙述到这里，需要对我过去一种说法作一澄清。我曾将洋务军用、民用工业企业构成的资本主义整体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胚胎”。我对此作过如下解释：“所谓‘官僚’，在军用工业方面，是由国家投资、由官来直接管理和控制；民用工业企业虽主要是商本商办，但是由官督理的。不管是军用还是民用工业，官必然是企图按照他们的意志来经营企业的，这就有向官僚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但是，……洋务工业是有强烈的民族性格的，……因此，如果说洋务工业企业是‘官僚资本主义胚胎’的话，至少也应承认它是民族资本主义胚胎。”①这种解释至今看来也没有错。“胚胎”本来是未成型的东西，将来发展为什么样是一个未知数。这里实际有着不必分“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含义。就很自然地发展为我后来的“近代中国资本王义”的定名。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有的学者将洋务工业企业名为国家资本主义，洋务工业企业以外的企业名为民间资本主义。将洋务运动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分为“国家”与“民间”，这是有见地的，因为打破了“官僚”与“民族”之分，冲淡了“官僚”与“民族”之间似乎存在“敌我”的界线。然而，这种分法有着难以解决的问题。（1）军用工业和部分民用工业企业为清政府所投资和经营，但多数民用工业企业是商本商办，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商办处于企业的主导地位，难以划入国家资本主义范畴。（2）“国家”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清政府，“资本主义”冠以“国家”二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什么性质？我看很难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含义。实际与冠以“官僚”二字没有多少区别，很不容易显出其民族性。（3）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规模稍大一些的私人企业，几乎没有不是洋务企业中的经营者和投资者创办的，例如小型煤矿、铜矿、铅矿和一些纺纱、缫丝、印刷业等，它们俨然成为洋务企业的支派。至于那些未摆脱手工生产方式的半机械化或完全手工生产的工场，与洋务工业企业确无什么关系，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很小的。由此可见，是否有必要作“国家资本”与“民间资本”的划分，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商榷。
三、洋务运动与洋务派和某些洋务人物的关系 关于洋务运动与洋务派的关系，顾名思义，谁都明白，洋务运动是洋务派所发动和领导的，它们之间当然有一致性。但洋务运动一经兴起，它即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往往是不以洋务派的意志为转移的。例如，洋务派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却发展了与封建主义相对立的资本主义；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主阶级地位，却不自觉地使自己具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属性；为了自强，却沦为半殖民地，等等。这表明，洋务派与洋务运动不能划等号。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发展既相一致，也有矛盾。
我曾多次讲过，“洋务”虽由“夷务”演化而来，但含义是不同的。后者是有上国驾驭“四夷”轻视邻邦之意，前者则有学习西方先进学说的意思。当时参加洋务活动的人，不管出发点多么不同，但这种认识是基本一致的。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把“洋务”置于《西学》这一标题下加以论述，他把“洋务”作为“时务”的同义语，说“洋务犹时务也”。他认为洋务活动犹如为了“君父之有危疾”得救而“百计求医而学医”一样，他讥讽那些“以不谈洋务为高”自命“清流”“正人”者流，是要“蹈海而沉湘”，或“靦颜而苟活”的人。①可见，洋务运动的“洋务”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学习西方先进学说的内容的。这种先进的西方学说，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制度。洋务运动的发展过程应该是：从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拯救清王朝统治开始，从而发展新的生产力，促使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迸而要求在政治上改专制制度为民主立宪制度，以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洋务运动应该这样发展，但历史实际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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