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前的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战争，及其后的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战争，中国一方打得都要好一些。所以，中法战争打了“平交”，或中国稍胜一筹，应认为洋务运动起了主要作用，可以说洋务运动初见成效。
然而，军事上“不败”，却签订了一个不平等的《中法越南条约》。也就是说，不败的战争却得到一个失败的结果。有人说，成争“不败”，作为战争“胜利”结果的《中法越南条约》也是平等的胜利的条约。诚然，这个条约比1842年《南京条约》、1858年《天津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都要好一些，比之其后的1895年《马关条约》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更显“平等”些。但中法条约毕竟是在承认清政府与外国过去的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前提下而签订的，且在铁路修建、边境通商等主权方面有所损失，在条约的屈辱性上比之过去还是有新的发展的。因此，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对中国说是失败者签订的条约。之所以结果是一个“失败”者，这主要是由于清政府政治上腐朽所造成。
众所周知，中法战争以中国方面“乘胜即收”而结束。军事上“乘胜即收”，是可以的，允许的，历史上不乏其例。但“不败”的军事形势，如果在政治外交上也是“不败”的结局，这种“乘胜即收”的主动权是操诸已。而中法战争的“乘胜即收”却以不平等的“失败”条约结局，这就表明主动权仍操之于法。这也就表明清王朝政治腐败到了何等程度！这是从全局说的，从局部的战斗说也有类似情况，即不败于军事而败于政治。这里以马江之战为例。
从闽江海口到马尾，中法水上战场约有50里之遥，我曾实地观察过。在这约200米左右宽的水程中，有着几处很窄的“喉咙”式卡脖，两岸建有防御工事，有较为新式的炮台。这种“一夫当关万人莫越”的天然险要形势，加上人工防御工事，法舰绝无可能进入马尾水域的。但法舰却顺利通过各炮台，深入到马尾水域中国军舰停泊之处。之所以这样，是得到清政府允许的。所以驻军不是真炮实弹轰击敌舰，而是用礼炮表示欢迎。听来是大方夜谭式的千古奇闻，但却是活生生的真情实况。待马尾水域法舰袭击清军获胜后向海口开去时，两岸炮台上的炮只能朝海口方向向外打，不能转身向后打击敌舰，而敌舰却能从炮台背后一个一个地收拾两岸炮台，清军只有被动挨打，毫无还手之力。假如清政府预先下一道严阵防止法舰入侵马江水域的命令，何来马尾水战失败的修剧！又何来被法军从炮台背后的轰击！有人说，过去条约中有洋船可以游弋于沿海内河的规定，阻法军进入马尾的命令不好下。这不成其为理由，中法交战了，战场上战胜敌人是最高原则，怎么可以受“守定和约”的限制呢？如受此限制，益见其腐败无能之极！由此可见，马尾之败，非军事上的原因，而是政治上的腐朽，这已毫无疑义。又由此可见，中法战争中军事上的“不败”，表明洋务运动有成功的一面，但却告诉我们，洋务运动要最终成功，必须克服政治上的腐败，那就是必须实行政治上的改革，也即变封建专制制度为民主立宪的制度。
对于民主制度的思想酝酿已有数十年之久。从林则徐称许美国“三占从二”民主制①，及魏源、梁廷机等人对美国民主议会制所说“可垂奕世而无弊”之类的话，到冯桂芬把西方民主制与中国专制制度作比较时所说的“君民不隔不如夷”，和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所说要学习和实行西方民主国家的“邦法”，等等。说明进步思想家已从朦胧地憧憬民主制，到比较自觉地认识到中国专制制度“不如夷”。经过洋务运动学习西方技艺的实践，逐渐显现出封建专制制度与新的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1880年前后，郭嵩焘、郑观应等先进人物，批评洋务派仅仅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器”与“用”，而遗其民主政治的“体”，一定达不到富强的目的的论述，意思是说，既要“学其用”，也需“学其体”，这也就是变专制为民主的要求。
然而，那时这种见解不为人们所理解，更为洋务官僚所不允许。事实上，在那时还没有明显的事例来证明腐朽的专制制度不适应于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新的军事设施的发展。中法一役，问题暴露出来了，它证明了中国之所以成为败的一方，原因不是来自军事，而是源于腐朽的政治，即是专制制度所造成。于是，在中法战争之后，过去几十年的政治制度民主改革的思想酝酿和探索，形成了变专制制度为民主制度的思潮。康有为说：“自马江败后，国势日蹙，中国发愤，只有此数年闲暇，及时变法，犹可支持，过此不治，后欲为之，外患日逼，势无及矣！”①康氏之外，还有众所熟知的孙中山回忆中法战后的心情所说的：“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的话。政治家思想家们所想要实行的“民主制”，经过他们比较研究，基本一致地认为将英、日等国君主立宪式的议院制实行于中国是合适的。到90年代初，不少人提议在中国马上实行这种制度，郑观应是其中最为激进者之一员。他在其《盛世危言·议院》中慷慨激昂他说：英、日等国实行君主立宪均有明显成效，在中国“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而犹谓中国尚可不亟行哉？噫！傎矣！”
可是，这股将封建专制制度改变为君主立宪制的民主思潮，没有能打动清王朝封建统治者，他们不仅不实行政治上的改革，相反，从1885年以后还在加强封建专制控制，并以之渗透到军队和经济部门中去。在海军方面，请政府接受中法战争中南北洋海军不支援福建水战等教训，成立了海军衙门，加强统一指挥权，这是必要的，应该说是正确的措施。但整个政治体制未变，实行统一指挥权的结果，却更便于封建主义的渗透。在经济方面，本来清政府对于轮、电等企业，在官督商办名义下，维持多于摧抑，中法战后加强了“官督”，由过去经费等方面的支持，逐渐转向勒索“报效”，摧抑多于维持。由于政治上需要将专制制度改革为民主制度，但洋务官僚不能适应这种需要，反而倒行逆施地加强封建主义统治，这就必然导致甲午中日战争中的失败。
中法战争后，加快了海军的建设，原来在国外订购的铁甲舰等先后驶来中国，留学人员亦纷纷回国，很快建成了装备比较先进的北洋舰队，陆军的训练和装备更新，也加速了步伐。这些都是好的。
但不作政治民主改革，少数统治者独断专行，必然愤事。海军经费被挪作修建颐和园之用；帝、后之间矛盾渐见端倪导致两派对立；中央与地方矛盾、革新与守旧矛盾、海军与陆军矛盾、海军中福建帮与北洋帮的矛盾，均不同程度比之过去更为明朗；甲午战争中和战举棋不定与和战两派矛盾斗争，等等。真是支离破碎，各行其是，毫无凝聚力。这些现象归根到底是缺乏民主制的结果。这就无怪甲午败后，由甲申之后形成的变封建专制为民主立宪的思潮变为政治实践的行动了。
如果说中法战争中军事上的“不败”是洋务运动初见成效，“不败”而签订了失败的条约是政治上腐朽所造成的话，那么，甲午战争军事上的溃败，并不是军事实力与日本距离的原因，而是政治上腐败程度远远超过了甲申之役时的情况，这里可用“病入膏盲”来形容那时的政治病，这个“病”瓦解了军事力量，从这一意义说，甲午、乙未之败，不是完全被日军所败，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被请政府腐朽透顶的政治所败。照老样子的洋务运动再也搞不下去了。
六、洋务运动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关系 洋务运动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关系，这是洋务运动研究者们不能回避而必须解答的问题。有人说，洋务运动促使中国半殖民地化，有人则说它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对阻止殖民地化起了作用。把半殖民地半封建联在一起讲的观点：有人含糊他说，洋务运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运动，或者说它把中国拖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有人则说半殖民地是向下沉沦，半封建却是上升了，因它显示着有了半资本主义。前一种说法是概念含义不清，第一句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运动”，是褒还是贬？第二句所谓“把中国拖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笼统地用“深渊”一词，显然是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贬得比之封建主义清朝还要坏还要落后。
至若后一种“沉沦”与“上升”的说法，是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截然分开，即“半殖民地”是坏的，“半封建”却是好的。究竟怎样理解？简述我的看法。
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指几个帝国主义共同统治的，形式上还保持着独立的，社会经济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国内，一方面发生和发展了资本主义，同时还严重保留着封建主义的社会形态。②这里把“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作为一个不可分开的整体看待的。“共同统治”与“社会经济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但形式上的独立，当然就是半殖民地；在这种半殖民地变化过程中发生发展了的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中国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形式上保持独立”的沦为半殖民地，比之变为殖民地当然要好一些；从发生发展了资本主义成为半封建，比之完全的封建主义说，当然也要前进一些。如前文所说，洋务运动阻止了殖民地化，延缓了半殖民地的进程，又揿动了让资本主义通过的绿灯的电钮，促进了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那就应该肯定它在社会发展中的进步作用。这样讲，并不是排斥其他革命的、进步的势力在社会前进中的巨大作用。
然而，中国没有能摆脱半殖民地厄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志士仁人所要实现的独立富强，这是毛泽东所说的“帝国主义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所决定的。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方针的洋务运动决无可能做到这一点。所谓“独立富强”，在当时、在中国近代社会，即意味着发展成工商业发达、政治上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洋务运动怎么能完成这个任务呢！这只有让位于其他后起的政治势力来逐步实现了。这个“其他后起的政治势力”，紧靠着洋务运动而兴起的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发动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接着是孙中山为代表的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
②以上见李鸿章《医院创立学堂折》，“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三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8，页32。 ①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534页。
②王韬《粤逆崖略》，《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542页。 ①大清会典：“凡民男曰丁，女曰口，未成丁（男年十六为成丁）亦曰口。”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156页。
②③④《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167、169页。
①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
②以上引文均见洪仁玕《资政新篇》。
①夏东元《中国近代史应予改写》，上海《社会科学报》1988年9月22日。
①参阅拙著《论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性质》，《华东师大学报》1958年第1期；本书第六章第六节作了简要概括。
①李鸿章《试办招商轮船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0，页33。
①见拙著《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上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9期。 ①见《郑观应集》上册，第272页。
①盛档，唐廷枢、徐润、张鸿禄《上李鸿章禀》，光绪七年①见拙著《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上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9期。
①发表于《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期。
①《李鸿章传》约写了15万字未完初稿，十年浩劫中被抄家时，手稿连同资料都拿走，至今片纸未归。
②见《文汇报》1962年9月21日。
①③浪人《〈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述评》，《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第36期，第16页。
③梁启超《中国四十年大事记（一名李鸿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第33页。
②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第58、60页。
①关于新式海陆军建立和武器更新情况参见本书第十三、十四章。
①林则徐《四洲志·弥利坚国即育奈士迭国》，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①《康南海自订年谱》，见《戊戌变法》（四），第120页。
②《郑观应集》上册，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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