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的危险。于是一面抬高要价，逼迫清政府答应“全中国开放”，作为“代平叛乱”的交换条件；一面宣布“严守中立”、“武装中立”。从清王朝方面看，“借师”尚有不少障碍。一是“尊王攘夷”和“夷夏大防”思想根深蒂固；二是对侵略者乘机提出扩大侵略权益的“修约”要挟深为恼怒，加之太平天国称外国人为“洋兄弟”、使用洋枪洋炮，加深了对洋人“助逆”的疑虑。这样，以咸丰帝为首清统治者，从一时热望借助于洋兵洋轮，转而为“毋令夷船阑入，致与贼匪勾结”，“预杜患萌”、“防患于未然”等防范为主的方针“不借夷力”了。③但是，“不借夷力”的禁令在上海未能奏效。这首先表现在“借师助剿”上海小刀会起义上。1853年9月7日小刀会起义前，上海官商已有“借师助剿”的预演。“沪商”与“商人道台”吴健彰以私人雇买方式配备了第一批去镇江附近江面镇压太平军的洋船：洋式桅船6艘、葡萄牙快艇25艘④。其中外籍军事人员，绝大部分是来自欧美和菲律宾等地的船员、水手及海军中的逃兵。
有了这种“预演”，在小刀会起义后，上海的官商人等更为“借师助剿”而奔走，尤其是买办，他们公开出面“乞西师防堵”①，联络英、美、法三方力量，在县城与租界之间筑界墙，断绝起义军的交通和供应。1855年 1月6日，在法国远东海军司令辣厄尔上将指挥下，法方出动正规军与清军“会兵攻击”上海城。这是外国军队第一次直接出面镇压中国的人民革命运动。美、英虽未与起义军交战，但都参加了“保护”清方所筑界墙，“允暂让马路地方，听凭官兵筑墙扎营”等②间接的军事行动。可以这样说，“借师助剿”的酝酿，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中达到一个高潮。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后来60年代初“借师助剿”的演习，也可说是“借夷兵”的主张战胜某些官宪对借“夷力”的疑俱心理的前奏。奉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之命时任知县的吴煦为代表的官绅商人等提出“借师助剿”纲领式的见解：“以夷制贼，兼可以夷制夷”。吴煦对此“纲领”有一段生意经式的说教：“今者事已燃眉，箭在弦上，只以一言为决，允则乐为我用，不允伊自为用。其权只在允否，其咎不在请兵。即使不效吴三桂，必先有以拒其入江。通盘打算，竟乏善策，似不仅不为吴三桂便可了事也。”
这就是说，为了解燃眉之急，就是效吴三桂之所为亦未尝不可。这实际上成了后来60年代初期“借师助剿”的指导方针。尽管在那时咸丰帝对上海的“借师助剿”小刀会并不以为然，他还在两江总督怡良的法军攻击小刀会占领上海城的奏折上批道：“洋人挟逆以为重，逆又恃彼以无恐”④，仍把洋人与“逆匪”都当作敌人。咸丰帝还屡屡下谕饬令查办当过买办的上海道吴健彰，表明了他对这批与洋人关系密切的官绅商人放心不下。故当上海小刀会起义失败后，有相当数量的余部坚持战斗于黄海、渤海、东海等水域，尤其是在北洋航线袭击清方船只，及所谓南、北洋”海盗”，已不仅抢劫商船，且经常拦截北运漕粮船只，反清倾向越来越浓时，咸丰帝虽对此惊呼：“匪船行劫，层见迭出，实属不成事体”①，但仍然禁止上海势力圈向英国“借师”，并对他们购买火轮船和肩用洋人深感不安。咸丰帝于1855年8月22日发出上谕，一则曰“英人欲令兵船赴北洋帮捕海盗，已饬署苏松太道，谕令该国无庸前往”；再则曰“上海、宁波公雇火轮船一只、外借洋船二只，……火轮船虽由商雇，究属洋船，岂可听任商民驾驶北行，致令洋船溷迹，应一体撤回。”并“严谕商民不准率行借用外力”。②清廷对于海上“借师”是严禁的。
上海势力集团表面上“遵旨”，实际是用于不误，并用“商办”名义和“少量使用”作借口，请清廷批准。咸丰帝对此无可奈地在上谕中说：“据何桂清奏称，浙省宁商购买火轮船，节次在洋捕盗，实为得力。现在上海商人亦买火轮船一只，请与宁商火轮船来年在东南洋面巡缉，一以截南来盗艇，一以护北运漕艘。此项火轮船只，与洋船相似，是以不令驶至北洋。既据称买自粤东，并非买自西洋，又系商捐商办，与洋人毫无牵涉，且在东南洋面缉护，并不向北洋开驶。着即照所议办理。”①这里表明，只要不直接牵涉洋人和不开到北洋来，“商捐商办”的火轮般，清廷对之是眼开眼闭地默许的。
其实，地方官吏并不以清廷的上述两条禁令为然，时任浙江巡抚何桂清的私下言论就是一个代表。他说：“艇船非火轮不能胜”，“商人自买火轮，即系内地商人之船，……若恐夷人因为混迹赴北洋，则又不然。凡混迹者，必无聊宵小之辈，……在驾驭得人耳。说夷人与商人至好，情愿帮助，只须商捐商办，官不过问，则得之矣。”这就是说，雇用“无聊宵小”的“夷人”也无妨，同清廷的“与洋人毫无牵涉”指示相对立。至于“不向北洋开驶”问题，何桂清说：“北方怕火轮之名，其实（北洋）沿海皆送羊、酒请剿贼”①。这就是说沿海人民是欢迎火轮船的。这一条又与清廷旨意相对立的。浙江官吏如此表现，“苏省大吏莫不关心”的也认为“舍火轮船无良策”。②由此可见，上海势力集团的想法和做法，是与清廷旨意相左的。他们从1856年起，还期望将海上“借师助剿”扩大到江面“借师助剿”。是年3月，当曾望颜奏请“雇火轮船以清江面”③时，何桂清、向荣马上表示赞同①，其他还有不少响应此说者。在形势危急和众说纷坛面前，严禁“借师助剿”的咸丰帝，也坐卧不安地于10月间下诏苏抚吉尔杭阿等人，作“能否雇用夷船”⑤的垂询。但这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中英矛盾激化，打断了“借师助剿”的进程。而上海地区的“借师助剿”却在行动上对此进行了突破，为四年后的“借师助剿”公开化作了准备。
三、上海势力促使清廷对“借师助剿”的默许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是想用两个拳头同时打向内外两个敌人的，到1860年以后整个形势促使它改变这个政策。
1860年初，太平军发动了“围魏救赵”的杭州战役，势如破竹地席卷江浙地区，猛烈冲击着清王朝和外国侵略者在东南的统治。而太平军彻底摧毁清江南大营后的东征，其矛头是直指上海的。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买办官绅的“借师助剿”活动达到了一个高潮。他们不是如过去那样在暗中比较隐蔽地进行，而是相当公开、大胆地升级，几至于冒犯清廷中枢的尊严。
1860年3月，由署上海道吴煦主管的外交谈判，在杨坊、徐昭珩（徐润之叔）等的直接努力下，英法代表与他们达成了“协守上海”①的密约。吴煦在《夷务述略》中毫不隐讳地记其事说：“屡令华洋各商百计劝解，并谆邀派兵协守上海，借以笼络。议者转谓西兵入城，岂非引狼入室，正恐堕其术中。殊不知夷人远来，究重信义，我以协守相托，尚不致踞为己有，纵有其事，曲亦在彼。若竟有心窥伺，又以何策抵御！”
表白得十分露骨：一是洋兵是上海买办官绅主动“谆邀”；二是“引狼入室”亦在所不计；三是深信洋人“究重信义”。这种态度与咸丰帝盛气之至的“攘夷”情绪不啻天渊之别。
在吴煦的上述思想指导下，1860年5月，上海的“借师”活动达到高潮。这个“高潮”主要是两种因素决定的：一是英法联军特别是法国远征部队顺利地到达吴淞集结，二是太平军进军神速，威胁上海。于是并不代表清廷旨意的经过与江督何桂清、苏抚徐有壬、浙抚王有龄策划的上海官绅们的所谓“官方”，频繁地请求英法保护。请看下面几例。
其一，5月23日，署上海道吴煦和上海县知县刘郇膏以地方长官名义去英法领事馆向英领密迪乐、法领爱棠紧急乞援。就在这一天，王有龄连发两函向吴煦呼救，请代向英法借师：“余无可乞之师，为今之计，救急良方莫如尊议借夷一法。前已迭次为言，未能定策。……请阁下再与彼族相商，陈说利害，苟能保住苏、常，则彼族亦通商便利。况急人之难，无俟邀请。”③这等于要吴煦向英法示意，可以为所欲为地干涉中国内政。王甚至还表示：在“借师”这，件事上，“虽骂名亦所不顾”③。
其二，5月25日，上海士绅派代表向英法领事乞援，请英法军“助防上海城”⑤。同日，何桂清、徐有壬、王有龄联名飞札吴煦：“迅即面致各商，速请大英、大佛钦差即刻整队前往苏、常，代为攻剿”①。公札之外，王有龄还私下给函吴煦说：“现在惟有请夷兵速来，或到苏，或到杭均可。事平之后，弟当任其咎。”②也是在同一天，从苏来沪的布政使薛焕刚到新闸，即连致两信给吴煦，要他一定要办好“夷人助顺”②之事。第二天即5月26日，从杭州赶回上海的杨坊，急忙去英法领事馆接洽，向该两国领事保证：由他负责“协防”所需要的经费。这显然是王有龄的授意。
这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活动，果然奏效。就在杨坊保证供给“协防”的当天，上海贴出了由英国公使卜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署名的布告，宣称：“上海为各国通商口岸，本城华商与各国侨商有极广泛的关系。如果上海成为内战的舞台，则商业定将严重损害。”④以保护商务为借口，作为英法联军“防守”上海的理由。事实确是如此。就在这一天，吴煦给浙抚王有龄的信说到：“商之夷人，允为保护，上海城乡均令夷兵帮同防堵”⑤。这样，从1860年5月26日开始，英法军队开始在上海城乡布防。“借师助剿”在上海地区与清廷中枢的旨意相违背地公开进行着。
不仅如此，吴煦在给王有龄的这封信中，还谈到更大的“借师助剿”计划说：“必须以战舰为攻金陵，并以（洋军）水陆兵由内河前往苏州一带。然此事甚大，夷人愿否尚不可知，而上宪谁人担当，茫无头绪。”⑤也就是说，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沿海买办官绅的“借师助剿”，急需有一位督抚一级的“上宪”出面，与清廷中枢力争办成此事。上海的“夷兵协防”固须清廷首肯，向内地发展尤要得清廷中枢的同意。这实际上是要向当时尚与英法对峙的清王朝施加压力。
吴煦心目中的“上宪”基本上不外乎下述四人：江督管夷务钦差大臣何桂清、苏抚徐有壬、浙抚王有龄和巡抚衔的江苏藩司薛焕。何栓清职衔最高，但他也认为自己的责任最重而意存犹豫。他在5月间致吴煦信中还说：“弟所处之境，为千古未有之事”①。但到6月2日苏州失守，6月5日吴煦派上海捕盗局火轮船去浏河接何桂清来沪，情况发生骤变：他完全同意上海官绅代拟的“借夷”底稿而匆忙于6月25日缮折奏报②。奏中说：“现在东南要害，均为贼踞，苏省已无一兵一将，全境空虚，……值此逆焰猖狂，若侦知夷衅未解，势必重利啖夷，乘机勾结，该夷志在牟利，不顾顺逆，万一不为我用转为贼用，一经与贼勾连，贼与夷串成一气，势必水陆分扰，南北皆危。”③这分明是用“贼与夷串成一气”来恐吓咸丰帝。奏疏署名者除何桂清而外，还有浙抚王有龄。奏折还特意告诉咸丰帝四点：一、苏抚徐有壬已发出“借师助剿”照会，派有关官员去上海接洽；二、薛焕也参与其事；三、苏州绅士们也主动具禀“借夷”；四、何桂清已与英使卜鲁斯谈判此事了。
这就使咸丰帝处于尴尬状态之中。他勃然大怒地下谕：“徐有壬照会英、佛，欲借夷兵防守苏州……纰缪已极！此事断不可行。”③对何桂清，严厉斥责其擅自与“英酋”商谈“借夷”事不配做“清朝臣子”，予以“拿问”；而对于薛焕则先后给予署江督、钦差大臣和苏抚等职官，但不许其提及“借夷”之事。这样，上海不再有“大宪”奏请“借夷”了，尽管暗地里在上海一隅借师事仍在升级。6月2日，由吴煦、杨坊主持成立了华尔洋枪队，雇欧美及东南亚籍的军事人员约200名，7月中旬该洋枪队偷袭松江得逞。从此，上海买办官绅有了自己的一支“商办”“雇佣军”。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尽管清廷下谕不许新提升的“大宪”薛焕做“借夷”之事，但以薛焕为首的江浙大宪仍照行“借夷”之策。薛焕在英法军队开进上海城后，指示由吴煦、杨坊出面乞请英法联军助攻苏州。法军司令孟斗班一度拟组织一支英法混合部队去苏州“阻止起义军”①。王有龄与吴煦在密议让“借”来的“印度人改装内地服饰，能不触目尤妙”②，“如两国已许（入内地）剿贼”，则要吴煦“先救杭州之急”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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